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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
曾經作為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近年來已黯然凋謝，少有人再攀折這朵帶刺的鮮花。然而，從學術發展史上來檢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以及圍繞此問題展開的深入細致的討論，毫無疑問具有不可忽視的理論意義。近年已有學者開始做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許多新穎且具有啟發意義的觀點[1]。本文試圖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做一較為系統的考察和學術史的回顧，并對相關的理論問題進行一些粗淺的探討。
一、四個階段：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在中國由來已久，從學術史上看，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1930-1940年代：問題的最早提出及理論定調
1930年代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提出，與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的歷史實際有直接的關系，也是他們試圖確立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取得合法性的一種嘗試。無論純粹從學術史上來看，還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即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來看，這個理論的提出都是有意義的，也是成功的。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開始于1930年前后爆發的社會性質的大論戰，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史大論戰。關于中國社會的性質尤其是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問題，學術界發生了極大的分歧。有的學者認為，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完全是由外來的因素決定的，如果沒有外國勢力的滲透，中國就不可能走向近代，不可能走向現代化；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歷史到了明清時期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峰，到清中期以后已發展非常緩慢，可以說已經停滯不前，此即所謂中國社會發展“停滯論”；另有學者認為，中國早就產生了資本主義，至清代，中國已進入了商業資本主義發展時期。部分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贊成第一種觀點。
根據現有文獻，最早提出有關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是馬克思主義學者是鄧拓。他在1930年代撰寫的《中國社會經濟“長期停滯”的考察》[2]一文中，批評了那種早在西方列強入侵以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就已成熟的觀點。他認為，在西方列強侵入以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內部已經產生“新的社會經濟系統的苗芽”，“中國封建社會的體內，已經存在和發展著否定它的母體的因素了。假設當時沒有國際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這一封建社會，也可能有其自體內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發展而崩潰，蛻化為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可是外來資本主義的侵入，卻截斷了這一歷史的階段，使中國經濟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轉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他還指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是有限的，只是某種量的變化，而不是質的變化。當時手工業的經營還沒有達到工廠手工業的完成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沒有真正成熟。
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述較為充分的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呂振羽。他在1937年出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寫作年代應在此之前）一書中首先提到了“布爾喬亞工場手工業”的概念，他說：“到明清之際，布爾喬亞的都市經濟的成長，已成為社會經濟領域中之一個重要因素。”“由于布爾喬亞勢力的成長而開始其獨立性的表現，便產生具有革命性質的黃宗羲、戴震、王夫子等人的布爾喬亞的政治哲學。”“然而中國的布爾喬亞雖然走入了階級任務之履行的進程中，但是作為布爾喬亞革命之社會因素還未達成熟之際，便遭受外來的強力襲擊——鴉片戰爭，把它絞殺有母胎之內。”[3]1940年，呂振羽在《中國歷史研究提綱》中則明確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到明末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性的手工業工場的雛形”，至清朝則已“培養著資本主義的因素”[4]。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作了經典性的闡述：“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5]不難看出，毛澤東的這段話實際是以共產黨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對此問題的一個總結。從鄧拓、呂振羽到毛澤東，一脈相承，理論淵源非常清楚。毛澤東的闡述奠定了今后討論的基調[6]。甚至可以說，隨著毛澤東地位的迅速提高，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及理論的教條和僵化，此后大批學者所進行的討論，實際上就是為了論證和注釋這段我們幾乎人人都耳熟能詳的話。
（二）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對經典結論的證明
如上文所說，毛澤東的經典闡述顯然并非毛本人的理論發明，而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較為一致的看法，只不過毛的口吻更明白地表達了出來。所不同的是，這個結論一經領袖之口說出，便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大真理，在意識形態一元化的政治環境中，學者的任務就是要找出具有說服力的歷史事實來論證它。1950年代中期開始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大討論，就是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開展起來的。
討論的契機是關于《紅樓夢》一書的時代背景問題。1954年10月10日，李希凡、藍翎在《光明日報》率先發表《評〈紅樓夢研究〉》一文，他們認為，賈寶玉“是當時將要轉換著的社會中即將出現的新人的萌芽，……曲折地揭露了那個時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會力量變革封建制度的歷史要求”。隨后，較有影響的文章是鄧拓撰寫的《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7]。他認為，《紅樓夢》反映的是中國封建社會逐步衰落、資本主義開始興起的一部偉大作品，時代是18世紀上半期，“當時的中國是處在封建社會開始分解、從封建經濟體系內部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正在萌芽的時期。……其標志是，在封建內部生長著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萌芽，代表著資本主義關系萌芽狀態的新興的市民社會力量有了發展；同封建主義思想意識相對立的市民思想明顯地抬頭了”。因此，《紅樓夢》應該被認為是“代表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未成熟的資本主義關系的市民文學的作品”。這個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荒誕的問題，當時卻吸引了大批學者的注意力。由討論《紅樓夢》社會歷史背景而引發的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大討論從此開始，許多學者如傅衣凌、侯外廬、吳晗、尚鉞、翦伯贊、吳大琨、黎澍等相繼撰文，促成了這朵“金花”的盛放。
從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史學界圍繞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發表的論文多達二百余篇，論文集兩(4)種，專著若干，其中尚鉞著《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三聯書店，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影響較大。與三四十年代相比，這一時期問題的討論深入了，具體體現在：1.到底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它出現于何時？原來學者大多主張明清說，此時出現了唐代說、宋代說和元代說；2.怎樣評價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和水平？明末至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有沒有質的變化？對此，學者們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3.資本主義萌芽對當時社會的階級結構有無影響？明清時期是否出現了市民社會和市民運動？4.比較深入地探討了幾個經濟部門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涉及到了絲織業、礦冶業、制瓷業、造紙業、榨油業、制糖業、農業等[8]。
總的來說，此一時期的討論是深入的，學者們的態度是嚴肅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基本是學術層面的論爭。但其中也夾雜一些非學術的因素，甚至上綱上線，如有的著名學者就指責尚鉞為《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所寫的“序言”“推翻了馬克思主義觀點”，“否定馬克思主義關于中國歷史的根本觀點，大大地提前和‘創造’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一面推翻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中國歷史的根本觀點，一面又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正面主張”，等等[9]。在后來所進行的嚴酷的政治斗爭中，這些錯誤中的任何一條都足以置學者以死地。論文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R=V F*Rtv vS c]&@(EG(fF2A0F/jpu~gq公共事業論文 ]MZf2E%Q -,QPt=rX2B.,'1
(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大討論的接續
文革結束后，學術界再次煥發生機，中斷的學術研究又開始接續。在史學界重點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及討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的過程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再次受到人們的關注。這一時期發表的相關論文亦有二百篇左右，專著和論文集有多種，參加討論的學者廣泛，包括史學界以外的其他學科的學者。更為可喜的是，討論基本都是在純學術的軌道上進行，較少夾雜有非學術的因素，比如大家不再把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與《紅樓夢》生拉硬扯在一起，不再把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攪和在一起；某些禁區開始突破，思想更為活躍，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問題、新觀點和新方法；不再糾纏于概念的爭論和局限于對經典的論證，而是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更多地開始進行實證研究，比如深入地探討某一地區、某一行業部門內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視野大大拓寬，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較多進行中西比較研究，主要是中國與西歐的比較，二是擴大了史料的運用范圍，諸如檔案、碑刻、契約及實地調查材料等都被廣泛地運用到了實際研究中。
值得指出的是，1985年，由徐滌新、吳承明主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標志著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高峰。這部從1960年代初期開始撰寫的著作，集中反映了我國學者多年來關于此問題研究的學術成果，既有理論的闡述，又有具體的實證。以此為標志，學術界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開始明顯降溫，幾至無人問津。
（四）1990年代以來：理論反思
進入1990年代以來，專門論證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論著已比較少見，取而代之的的是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反思。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可以歸結為“情結論”、“死結論”和“假問題論”等。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狀況，將在下文中陸續涉及。
二、何為“資本主義”：質疑“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前提
吳承明先生在《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第一章“導論”中，首先討論了“什么資本主義萌芽”，但沒有對“什么是資本主義”做出概念限定。我認為要真正對“資本主義萌芽”做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論證，首先必須對“資本主義”一詞做出概念論證，這是個前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對中國學者來說是如此之熟悉，可以說是婦孺皆知，以至于很多學者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根本無需專門化精力來界定它，它是個不證自明的概念。實際情況是，我們之所以對這個信手拈來的概念熟視無睹，是因為我們僅僅把它作為了一個與“社會主義”相對立的一個概念，簡直就成了社會主義的“天然反義詞”（布羅代爾語）；或者形象地認為，像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實行的社會制度就是“資本主義”，于是這些國家成為了“資本主義”的代名詞。
既然對到底什么是“資本主義”的概念問題始終都沒有搞清楚，那么我們多年來討論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前提上就很成為問題了。正是因為概念上的模糊，各有各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標準，所以討論中出現各種五花八門的觀點就不足為奇了。比如，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時間，從“戰國說”、“西漢說”到“唐代說”、“宋代說”、“元代說”、“明代說”、“清代說”，前后竟然相差兩千多年，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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