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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特征——兼論武漢早期現代化
現代文明需要一種穩定的、漸進的積淀過程方能形成大氣候，而中國及武漢缺乏這樣一種現代文明的長時段積淀過程，許多民族企業都是“斷尾蜻蜓”，以下是小編整理的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特征——兼論武漢早期現代化，歡迎閱讀。
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特征——兼論武漢早期現代化
發生在近幾個世紀的現代化是一個多側面、全方位的社會轉型過程。它包括經濟領域的工業化、政治領域的民主化、社會領域的城市化和觀念領域的理性化等內涵，而它們之間又交融互攝、彼此滲透，呈現出一種多元一體的共生互動狀態。19世紀中葉以降的百余年間，中國演繹著“后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坎坷歷程，經歷了現代轉型從迂回遲緩期到快速急進期的變化。作為“后發外生型現代化”，中國的早期現代化具有區別于“早發內生型現代化”的一系列特征。
其一，由于中國現代轉型是在巨大的外部壓力下啟動的，西方殖民主義的軍事威脅使中國面臨曠古未遇的國防危機，故中國早期現代化首先是對這種危局的防御性反應。如果說，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國家的工業化，是從較易實現原始積累、贏得利潤的輕工業起步的，那么，中國的工業化努力則開端于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興建的第一批現代化工廠，如1865年李鴻章設于南京的“金陵機器制造局”、1865年李鴻章設于上海的“江南機器制造總局”、1866年左宗棠設于福州的“馬尾船政局”、1876年崇厚設于天津的“北洋機器制造局”等，莫不是制造槍炮、彈藥、艦船的軍工廠。武漢的早期現代化機器工業也全然是這種“兵工洋務”的產物，如19世紀90年代張之洞在武漢建立的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等，便主要是為“強兵”而設。湖北槍炮廠自不待言，張之洞設鐵廠也是出于這種認識：“今日之鐵，明日之械”，“今日之鐵，明日之軌”（鐵軌，指蘆漢鐵路，而修此鐵路的主要目的又是運兵）。后來建立的“紗布絲麻四局”等輕紡工業，雖號稱“求富”，但其利潤也主要用于填補鐵廠、兵工廠的巨大財政虧空。
其二，中國早期現代化是在自身社會條件遠未成熟的情形下，因外力逼迫，由政府自上而下發動的，故這是一種“強政府、弱社會”的現代轉型。因為中國是在文化的現代性與傳統性不兼容的情態下開始實施現代化的，故爾需要依仗超經濟的強制手段，導致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作用異常突出。晚清的早期現代化，在中央是由奕?、文祥等較早與洋人打交道的皇族親貴主持的，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得到掌握朝中實權的慈禧太后的支持；在地方上則由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權傾一時的封疆大吏實際操辦，繼起者還有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也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吏。上海、天津、武漢之所以成為晚清現代工商業的三鼎足，除三地特定的區位優勢、西洋勢力的滲入等因素外，與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的坐鎮也直接相關。中國的早期現代化與軍政強人的活動關系密切，以至人存事興，人亡事衰，現代化進程不斷發生大起大落以至中斷。這是政府大力干預的現代化所要付出的代價。張之洞離鄂，武漢在全國的地位漸降，張氏本人有此預言，以后的歷史進程也證實了這一點。武漢早期現代化的成敗得失與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洋務運動后期巨擘張之洞干系甚深，人們為此盛贊張氏的功勛，但張氏在武漢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的巨大個人作用，正埋藏著武漢早期現代化坎坷性的伏筆。這是我們在考察這段重要史事時應予特別關注的。
其三，早期現代化的題中必備之義——民族資本的成長，一直受到帝國主義勢力的擠壓和官府的制約，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一段時間得到較舒暢的發展，紡織、面粉、火柴、香煙、日用百貨等輕紡工業有長足進步，但從近現代大時段觀之，民族資本處境堪稱艱難困頓。武漢著名商號“曹祥泰”的日用百貨制造業，20世紀初曾興盛一時，抗日戰爭則跌入低谷；裕大華集團一戰前后頗有拓展，之后卻飽經磨難，屢遭挫折；號稱“地皮大王”、自稱“創造了漢口”的劉歆生，其房地產事業于清末民初勢頭甚健，不久即一再敗績，地產大部典賣；其他如創辦震寰紗廠的劉鵠臣兄弟、創辦一紗廠的李紫云、軋花業巨頭周文軒、建立民營機器廠的周仲宣、商界聞人駕衡夫、周蒼柏等，也都是企業初創有成，一度頗具規模，終因戰亂、天災、政治變故或自身經營不善而一蹶不振，甚至全然倒閉。這與同為“后發外生型現代化”的日本相較，形成明顯差異。日本的民族資本，如住友、三井、三菱等財團，自江戶時代興起，經明治時代大發展，直到今天，近二百年間蓬勃運行，遂成威震全球的大企業集團。現代文明需要一種穩定的、漸進的積淀過程方能形成大氣候，而中國及武漢缺乏這樣一種現代文明的長時段積淀過程，許多民族企業都是“斷尾蜻蜓”，武漢的民族資本家沒有一位成為彪炳經濟史史冊的大人物。這是我們回首中國及武漢早期現代化歷程時的一種深切感受。這種遺憾的造成，固然導因于戰亂頻仍等客觀條件，但也與國際政治一再出現大幅度擺動造成對民族資本的慘重殺傷直接相關。前車之鑒，不可忘卻。
武漢的早期現代化，晚于廣東、上海、天津，但早于多數內地城市。自19世紀60年代開埠、洋商設廠，中經張之洞督鄂18年（1889—1907年）的洋務興革，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武漢后來居上，發展成為超過廣州，與天津爭勝，直追上海的全國最大的現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建于武漢的漢陽鐵廠，在當時不僅是中國，而且是整個亞洲的第一家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早于日本第一家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八幡制鐵所7年；建于漢陽的湖北槍炮廠是僅次于上海江南機器局的大型兵工廠，成為近現代中國陸軍裝備（如七九式步槍，俗稱“漢陽造”）的主要生產基地；建于武昌的“紗布絲麻四局”則是僅次于上海的現代化紡織工廠系列。以漢口為起點的蘆漢鐵路，是縱貫中國南北的第一條鐵路。武漢還成為華中最重要的文教中心，以武漢為出發點的湖北留日學生數量曾高居各省榜首。以武漢為主要基地的湖北新軍是晚清軍制改革的模范，是屢次“秋操”的冠軍得主。武漢的對外貿易額“駕乎津門（天津），直追滬上（上海）”，顯示了20世紀初葉武漢經濟發展在全國的翹楚地位。武漢的早期現代化在19、20世紀之交成就斐然，頗聳動中外視聽，成為現代化“后發優勢”的一個例證，而其間包蘊的種種弊端，又制約著后來武漢現代化發展的歷史進程。在此后近一個世紀，武漢的現代化建設又續有發展，其規模與水平非張之洞督鄂時可比，但就在全國的地位而言，20世紀初葉以后的武漢則要發出“不如昔時”之嘆。
重溫武漢的昔日輝煌，窺探其中奧秘，對今日武漢的現代化建設具有啟迪意味。19、20世紀之交的歷史證明，武漢的區位優勢提供了這座城市成為中國乃至東亞最重要的國際都會的可能性。而且這種可能性不僅曾被歷史所證明，也為高瞻遠矚的前景觀察家所預言。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對武漢的未來寄予厚望。聯合國在20世紀末葉的一份未來世界10大城市名單上，列有中國的上海與武漢。美國未來學家麥金利·康韋則預測，武漢是21世紀世界十大超級城市之一，并將其排在第二位。這種于武漢的青眼有加，既是對武漢歷史的肯認，更是對武漢前景的看好，它立足于武漢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條件的綜合考察，具有向現實轉化的可行性。當然，美好前景不會自行降臨，機會只在有準備的人們那里變成現實。因此，武漢要在21世紀雄風振起，尚須武漢人的智慧與勤奮，其中包括對武漢現代化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以及由此推導出的既富于想象力又切實可行的發展方略的制訂。
在中國現代化進入快速發展期而武漢現代化建設也再次面臨極佳機遇的今天，回顧武漢早期現代化的曲折歷程，我們不難看到先賢篳路藍縷的創業艱辛，洞察文明現代轉型的種種不可抗拒的鐵律，從而為今后進行現代化建設提供寶貴而真切的經驗教訓。
武漢早期現代化特征
武漢是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升起的一顆明星城市。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武漢的城市地名濃縮了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城市崛起于風云激蕩的時代，自然地，城市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這一段歷史記憶被固著在文本典籍之外的物質載體——道路、街區上，并成為今天武漢市民生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驗證了克羅齊關于歷史詮釋理論的最著名的命題：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在他看來，“當代性不是一歷史的特征，而是一切歷史的內在特征”。
武漢是湖北省省會，地處長江、漢水的交匯處。武漢作為華中重鎮，崛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明清時期，漢口已經是繁盛的商業市鎮和全國性的商品市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漢口開埠通商，使它躋身于上海、廣州、天津、漢口四大貿易商埠之列；19世紀末，張之洞經略兩湖，把武漢作為其辦洋務、興西學的“樣板田”，使武漢在20世紀初成為僅次于上海的工商業基地。近代西方工業文明的影響、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歷史機緣，這幾者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把武漢推到了時代的風口浪尖。在中國近代史乃至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上都是濃墨重彩的一筆，辛亥革命就在武昌爆發，一時之間，武漢成了中國乃至世界矚目之所在。大革命時期，武漢作為國民政府的首都，是國民革命的風云聚會之地。抗日戰爭初，南京淪陷后，武漢一度成為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它作為領導抗戰的中心再次被世界所關注。新中國成立后，“九省通衢”的武漢，在和平建設時期充當了經濟建設的排頭兵，一批大型骨干企業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武漢城市地名的近現代色彩，主要是通過道路街區表現出來。武漢三鎮城區道路系統根據其功能的大小，有“道”、“路”、“街”、“巷”、“里”等不同稱謂。這些道路街區名稱體現了歷史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統一：有的名稱歷代相沿成習，呈現出連續性；有的受到社會生活的強烈影響，名稱變更，帶有時代賦予的特定涵義，表現為連續性的中斷。其中，非連續性是絕對的，連續性是相對的。連續性并不意味著一成不變（實際上，很難找到完全沒有發生改變的原生態地名），即便現在沒有變，并不表明將來不變。就連續性而言，既包括未發生斷裂的延續性，也包括較長時期連續進程中的短期中斷。比如，一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是張之洞督鄂時在武昌修建的最早的四條馬路，解放后沿用，這種連續性的短期中斷，可以視為連續性。而非連續性也只是在一個時點上相對前一個階段傳統的斷裂或習慣的打破，這個時點之后，也要保持一定時期的相對穩定性，這個相對穩定的時段，也應當視為連續性。比如，大連路建成于民國初年的日租界時期，稱為中小路，1946年命名為大連路，以后一直到今天，沒有發生變動。大連路相對于有30多年的歷史的中小路而言，是傳統的斷裂；就它自1946年到今天60多年相沿未變的歷史而言，又體現傳統的延續。這種從非連續性到連續性的橫截面，即武漢城市地名帶有近現代史的深重痕跡，正是我們要考察的對象。這一對象，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視角去觀察。從主動的角度而言，近現代歷史活動主體的活動影響、作用于社會生活，并投射到城市地名的變遷上；從被動的角度看，城市地名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反映出鮮明的時代特色。大體而言，武漢城市地名濃縮的近現代史，可以分為五個時期：一、張之洞督鄂時期；二、辛亥革命時期；三、國民革命時期；四、抗日戰爭時期；五、和平建設時期。
一、張之洞督鄂時期
承接明清以來的傳統商業優勢，雖然“漢口在開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設立，以及與外貿密切相關的外貿企業的興辦，都使漢口漸次有內陸型的封閉式城市向開放型的國際性城市邁進”，但是，漢口開埠后，并沒有取得像上海開埠后短期內發生令人矚目的變化，僅僅是商業一枝獨秀，還沒有形成近代工業格局。張之洞督鄂期間，是武漢早期現代化進入快速發展的關鍵階段，武漢在商業、工業、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獲得了飛速發展，一度成為僅次于上海的工商業和中心。誠如張繼煦所評價的，“抑知武漢所以成為重鎮，實公（指張之洞）二十年締造之力也”。張之洞主政湖北，興廠礦、辦學校、修鐵路、練新軍，實績卓著，功德自在人心，也反映在城市地名上。這主要有兩種情形。
其一，為紀念張之洞而命名。張公堤東起漢口堤角，西至舵落口，光緒三十一年（1905），張之洞督鄂時所建。建成后，大大減輕了漢口水患，保障了一方安全，老百姓視為命堤。人們感懷張之洞的恩德，稱此堤為張公堤。張公亭位于漢口中山公園，1934年修。為了紀念張之洞，人們把江城名園的亮麗景點命名為張公亭。紫陽路原名張之洞路，位于武昌老城區南部，東西走向，西起臨江大道，東至武昌火車站。1936年命名為張之洞路，1967年改名工農路，1972年改名為紫陽路。洞庭湖小路，位于江岸區沿江大道中段西北側，東南起沿江大道，西北止洞庭湖街。路成于清末民初，始命名南皮路，以紀念張之洞。張之洞是河北南皮人，人稱其為張南皮。抗戰勝利后改名為陳其美路，1955年改為洞庭小路。
其二，地名的變更，與張之洞的政治舉措相關。方言街，舊街名。在今武珞路閱馬場至首義路一段，原稱東廠口正街。方言街的更名，是因為張之洞于光緒十七年（1891）辦方言商務學堂，光緒十九年（1893）張之洞將原方言商務學堂改為自強學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自強學堂又改為方言學堂，并將校址遷往東廠口正街，人們就把東廠口正街叫做方言街。一、二、三、四馬路，是張之洞督鄂時在武昌修建的最早的四條馬路，分別按序數命名為一至四馬路。解放后沿用，1967年改為紅紡一至四路，1972年恢復原名。千家街，位于武昌區武珞路南側，中山路西側。1906年，張之洞為便于粵漢鐵路武昌火車站的交通，在今炮校東大門附近千家街南口增辟通湘門城門，同時開辟此街，當時計劃在這里安置千戶人家，所以命名千家街。
二、辛亥革命時期
這一時期，武漢在全國的政治經濟地位得到提升。漢口港的形成、京漢鐵路的通車、對外貿易的激增、民族工商業的飛速發展，使得漢口躍升為僅次于上海的工商業城市；武昌作為湖北省城、湖廣督署駐節所在、華中重鎮，以及張之洞苦心經營的湖北新軍，無疑加重了武漢的政治砝碼。隨著武漢政治經濟地位的上升，加上武漢地區革命團體的廣泛建立（尤其是在湖北新軍中擁有雄厚的群眾基礎）、革命思潮的鼓蕩，使得武漢成為辛亥革命的首義之區。誠如有的學者所說，近代中國的“兩湖地區處在風云際會的漩渦中心”，“就近代中國社會變革而論，確乎是發難于東南沿海，而收實功于華中腹地”。武昌首義給近代中國留下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印跡，也投射在城市地名上。這有幾種情況，其一，為紀念武昌起義而命名的地名。武昌為首義之區，首義和首義烈士是城市的驕傲，他們成為了城市的一部分。為紀念首義和首義英烈的城市地名有：彭劉楊路、首義路、三烈士街、起義街、起義后街、永勝街、義烈巷等。其二，以紀念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而命名。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為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作出了不朽的貢獻，為了紀念這位辛亥革命的元勛，很多地名以他的名字或政治主張命名。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三民路、民族路、民生路、民權路等。此外，還有為紀念其他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而命名的地名。如蔡鍔路、黃興路、黎黃陂路(指黎元洪，其郡望是湖北黃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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