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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致富論的當代倫理思考
儒家致富論的當代倫理思考何 冬
（西南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重慶 400715）
摘 要：儒家文化博大精深，自漢代獨尊儒術以來經久不息，源遠流長。當下中國商人缺乏“優雅、誠信、眼界”等傳統儒商的特質，有的見錢眼開，只顧財富的積累和擴張，不顧自身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存在著諸多不良現象。我們應該多方面進行努力，指引商人正確的功利主義價值導向，培養儒商精神信仰，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讓現代儒商真正肩負起社會責任感，重塑儒商精神。
關鍵詞：倫理定位；原因；出路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2-0036-02
當代中國已進入了全新的歷史時期。市場經濟成為中國主導的經濟模式，自由廣闊的市場給予人們更多發家致富的機會。尊商、親商、愛商成為社會的契約、共識。政府的角色意識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開始轉換成為企業、商人的服務者、保姆。興商、育商卻沒有激發出商人投資熱情，利益者以及行政壟斷的干預出現貧富差距，仇富現象屢屢發生。分析現象必須探析原因，而導致這一切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儒商精神的斷層”。為了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從歷史維度解析儒商精神。
一、儒家致富論的當代倫理定位
何為儒商精神？在袁鋒編著的《儒商鼻祖子貢全傳》中進行了論述：“儒商先儒后商必須先學習儒家文化中的精神內涵由‘倫生理’由‘道生德’”，將“儒”與“商”有機結合。奉行“言必信，行必果”，“富而不驕”“富而好禮”。儒商在自身發展的同時給人們提供就業和發展的機會，關心員工，自己的經營有所獲時又拿出一部分回報社會。同時儒家要求以義制利，孔子主張，“君子義以為”孟子也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生而取義者，將正義作為君子的最高標準。“儒商”正是把“商”的職業和“儒”的倫理結合起來的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從定義上我們看到儒商將德性化應用到商，將仁、義、禮、智充分運用于行商、言商中。真正做到了“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成為儒家中的優質中品——雅儒。在經營中力行中庸之道，博施于民，兼濟民眾，匯通天下，在做人方面剛柔并濟、動靜相濟，在頓悟方面上善若水、天人合一。
從儒商精神特征看也博納眾采、與眾不同。在袁鋒《儒商鼻祖子貢全傳》一書中對儒商品質做了詳細的描述。第一，心存感恩。做到“富而思源”，知恩圖報。第二，立志成業，克服“小富即安，小富則滿”的思想，要放開眼界，敢想敢做。(哲學理論論文 www.baimashangsha.com)第三，集體意識，要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商人的應當精神應該喚醒。第四，堅持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揮霍無度，提倡文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富而不淫”。第五，“內圣”和“外圣”有機結合。把傳統美德和市場經濟新道德有機結合，尊重人的價值，實行人格化管理。第六，善于溝通善于學習，做到溝通無障礙，學習無止境。第七，尊師重道，富而好禮。富貴，先富后貴，富裕后更應該守禮尊禮。第八，誠信為本、把握機遇。誠而信，信而實，互信才能平等，機遇才會照顧守信之人。以上就是儒商精神內核外延實質概括，算對總體上有了一個系統的了解。
二、儒商精神缺乏的深層原因
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迅猛，全民皆商、隱商于民、讓利于商的社會正在被營造。然而眼下的中國商人見錢眼開、只顧財富的積累和擴張，而不顧自身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如此一來，財富新貴、資本精英將資產化零為整，隨著資本擴張將資產從縣轉移到省，最后辦理簽證移民海外，造成中國經濟的持續動蕩波動。先富的人將錢卷走，國家又要花大力氣培養致富能手，形成了中國為美國、歐洲國家輸入資本，造成了惡性循環。試問這些現象引發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市場經濟下中國的商人俗不可耐？為什么儒商精神消失殆盡？為什么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繼承和弘揚？我們應該靜心認真思考當代倫理環境為什么不能體現出儒家致富論中“一諾重千金”重然諾輕生死的精神。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探究其原因。
1.功利主義主導價值取向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率至上，競爭優先；財富評判成為普遍的價值標準。資本成為社會地位高低的主要因素，財富成為至尊至貴的象征。功利主義價值觀不斷挑戰著中國長期堅持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在約翰·穆勒編著的《功利主義》一書中強調了功利主義的含義。書中這樣介紹，關于倫理學的基本問題，穆勒給出了功利主義的經典答案：“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當作道德基礎的信條主張，行為的對錯，與它們增進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傾向成正比。所謂幸福，是指快樂和免除痛苦；所謂不幸，是指痛苦和喪失快樂……唯有快樂和免除痛苦是值得欲求的目的，所有值得欲求的東西（它們在功利主義理論中與其他任何理論一樣為數眾多）之所以值得欲求，或者是因為內在于它們之中的快樂，或者是因為它們是增進快樂避免痛苦的手段。針對功利主義比作“豬”的哲學的反對意見，穆勒認為，功利主義所謂的“幸福”或“快樂”不是指動物的幸福或快樂，而是指人的幸福或快樂，對于人來說，“理智的快樂、情感和想象的快樂以及道德、情感的快樂所具有的價值要遠高于純感的幸福快樂。而中國當前的功利主義還是處于動物階段的功利主義，追求欲望的滿足，尋求物質上的享受，奢求虛幻的藍圖。”依靠政策、機遇先富起來的商人有部分如李嘉誠、劉永好、張瑞敏這樣受過傳統文化熏陶的儒商在言學、問政、品人、論行上超過普通商人。他們特別重視扶貧濟弱、兼善天下、共贏互利、進中求穩、穩中求進。
而造成當下中國大部分商人舍本逐末、貪財好利、利字當頭的現象跟應試教育有很大的關系。在中小學中等級觀念殘存尤為嚴重，班主任管班長，班長管學習委員，學習委員管小組長，一味地追求考霸、全才過多的給予表彰，讓學生從小在心里產生了負面消極的影響。只追求純感的快樂、虛偽的快樂、無知的快樂。當他們進入社會開始經商，功利主義中“為富不仁”“見利忘義”“金錢崇拜”惡的價值觀慢慢在他們心里形成，最終導致商業文化中只對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沒有對集體利益充分的尊重。將以“誠信為本”的儒和“唯利是圖”的商割裂開來。
2.儒商精神信仰缺失
中國傳統文化中禮教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儒商精神必須先儒后商由內而外。在袁鋒編著的《儒商鼻祖子貢全傳》介紹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正心正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學精神經過幾代儒學大師的不懈推廣，逐步滲透到國家與國民的脊髓，這是統治階層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做的政治宣傳，也實現了孔夫子政治理念的一部分，構成了中華民族優秀文明傳統的一部分。從這以后，無論統治者治理天下，還是國民治學、理財、謀生，都被“儒”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統治著。“商”作為“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種技巧或手段，在儒學精神出現的初期，二者就有了聯姻與變異。
書中對“儒商”的定義如下：第一，儒商是較高文化素養的，有儒家道德觀和價值取向的自強不息的企業家；第二，儒商分為古代儒商和現代儒商，現代儒商把“內圣”和“外圣”有機結合起來，把傳統美德和市場經濟新道德有機結合起來，尊重人的價值，實行人格化管理的企業家；第三，儒商是把儒家的價值理想和市場運行本身的法則相結合，并能遵循指導市場、活動的企業家；第四，儒商是有道德、有文化、有國家社稷理想的商人；第五，儒商是具有現代文化道德、有社會責任感，具有現代管理能力，有創新意識的企業家。總而言之概括起來儒商定義為：為人謙和、以心待人、精通業務、人性管理、真誠溝通的商人。而當代中國體制壟斷比較嚴重，中小學到研究生博士階段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偏多，傳統文化中儒家《論語》、《孟子》、《史記》等經典作為必修課程未曾涉及。多元文化對傳統文化中博大精深的精髓繼承較少。商人普遍缺乏素養，內在涵養缺位，接受知識熏陶的動力喪失。知識匱乏和文化干涸完全不能超脫世俗的誘惑，往往經過幾代傳承就在社會中銷聲匿跡。中國商人缺少現代“儒商”氣質。對市場經濟新道德不了解，由于法制不健全，經常踐踏新道德。對傳統美德的修養只是形式上的模仿而沒有發自內心的內求。缺乏匯通天下、兼愛濟眾的理想。文化壟斷導致商人缺少現代管理理念、創新意識，缺少人文情懷社會責任感。他們主導的純唯物主義價值觀導致精神信仰封閉。
3.體制建設滯后
現代市場經濟是自由經濟、法制經濟，一切經濟活動都應遵循市場價值規律、依憲法依法規進行。而中國當下市場經濟發育不健全，商人只能微贏利，受政策、人治干擾較多，商人市場主體地位始終受制于國企，地位不平等引起思想不平等。商人變得謹小慎微，謹言慎行，處處為打通關系疏通人脈搞得暈頭轉向。既沒有按照現代市場經濟對商人的要求進行人格修養、價值追求，也沒有繼承傳統商業文化中“契約”和“誠信”兩個核心價值觀點。體制的弊端已經嚴重影響現代儒商傳承，加快立法，重商興商的社會風氣應逐興起。
三、儒商復興的新型倫理出路
儒家致富論傳承的關鍵在于現代儒商所肩負社會責任感。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努力，指引商人正確的功利主義價值導向。
第一，政府應該更多鼓勵商人對公益事業、傳統文化傳承保護，適度放開壟斷行業，讓儒商在寬松的外部環境迅速培養。加強對企業家、商人定期進行倫理學、哲學上的培訓，促使他們對傳統文化區深入了解，形成理性批判精神，讓他們思維層次更高，去追求信仰、責任、使命、理想。
第二，在對商人教育中應把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商文化放在核心地位，喚醒商人的儒學追求。
第三，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完善富商、扶商配套政策，切斷商人與政府幕后交易，讓商人自信、誠信、道德經商。
筆者堅信儒家致富論經過現代改造一定會再現昔日的輝煌。儒商精神的內涵才能在現代市場經濟土壤中生根發芽，才能茁壯成長，儒家致富論才能恢復到我國傳統文化要求的兼善天下、匯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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