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癥與不確定性認知

強迫癥與不確定性認知

　　　　一、未來世界的不確定性與自我實現過程中的威脅
　　隨著不確定性研究的深入，未來世界的不確定性特征越來越得到現代學術界的普遍認可，無論是在物理學、數學、生物學等“硬科學”領域，還是在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軟科學”領域，雖然更多的人所從事的還是確定性的研究，但已經很難有人對世界的不確定性提出實質性的質疑了，所以才有人理直氣壯地說，昨天的經驗對于解決明天的問題可能根本就不奏效，這個世界只有經歷，沒有規律，只有不確定性本身才是確定的（注：（英）漢迪《超越確定性——組織變革的觀念》華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8頁。）。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現代混沌科學、復雜性科學才得到了蓬勃發展，充分證明了自然世界和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即使就我們的常識來看，我們只是整個人類社會的一分子，人類社會只是整個宇宙的很小一部分，事情在未來的發展不能完全如我們所料，我們不能完全左右外部世界，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既然外部世界是不確定的，那么自從我們來到這個世界那天起，我們就面臨著很多的威脅、風險，并且這種威脅不僅僅是身體、生命層次上，而是涉及個人自我實現的整個過程，借用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說，個人在生理、安全、歸屬、自我實現的各個層次上，都可能受到外部世界不確定性的威脅：飲食是否有保障、是否染上什么疾病、意外的事故、能否得到別人的愛與認同、理想能否實現等等，這些需要的滿足都不是完全必然的。并且，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威脅還不僅僅局限于這種“遭受損失”或者“需要得不到滿足”的意義，還意味著“能否得到最好的滿足”，即當我們面臨多種可選擇的目標時，我們所做出的選擇是否是最佳選擇，這也是一種普遍的威脅。正如吉登斯所說的，“就身體上和心理上的健康而言，生命的維持內在地服從于風險。人類的行為強烈地受到傳遞的經驗以及人類行動者自身的計算能力的影響，以至于每個人（普遍地）都被隱含在真實生命事務中的風險焦慮所淹沒。”（注：（英）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三聯書店1998年5月，第44頁。）在我們的一生中，該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我們通常都說，生活是苦樂參半的。然而有很多人就在這不如意面前摔倒了，消沉、悲觀、自暴自棄、否認失敗乃至自殺等。在整個人生歷程中，到處都充滿著不確定的事件，所以要順利地走完人生的歷程，要么能夠戰勝不幸運。在消極意義上說，人的生命歷程就是對威脅的一個防御過程，自我本身也就是一個防御體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斯洛說：“動力理論所必然得出的最后一點是：我們必須永遠把威脅感本身看作是一種對于其它反應的動力性刺激。”（注：（美）馬斯洛《動機與人格》，華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30頁。）。
　　總之，只要不確定性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中就消除不了威脅，只不過隨著不確定性的性質與程度的變化，威脅的種類與大小也不一樣，也就是說，在不確定性條件下威脅的存在總是客觀的，即使有些威脅實際上很小，在實踐中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計。當然，也正因為有些威脅可以忽略不計，我們才能組織我們的生活。如果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潛伏著巨大的威脅，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會舉步維艱，難以為繼了。
　　　　二、不確定性的主觀認知與強迫癥
　　在人的自我實現過程中，雖然不確定性是客觀存在的，相應的威脅也是客觀存在的，但是，這種客觀上存在的威脅要對主體產生威脅作用，還有一個主觀感受、認知的過程，而不同的認知主體的生活經歷不一樣，認知結構也不一樣，從而感受到的威脅程度也不一樣。乘坐飛機有遇到空難的可能，然而對于這一不確定性下的威脅，有的人可能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但有的人可能就深感恐懼，難以釋懷，這就是一個認知的問題，更多的是主觀心理的問題，因為一定時期內飛機失事的概率總是一定的。也就是說，由不確定性造成的威脅究竟有多大，雖然在客觀上有一個標準，但人們主觀上對這種威脅的感知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同的主體對于同一威脅的認知是不一樣的，相應地感知到的威脅也是不一樣的。
　　影響不確定性認知的因素，我們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客觀信息的把握。不管在主觀上對不確定性世界的威脅作何種感受，對不確定性事件相關信息的把握程度永遠是這種不確定性認知的主要依據。雖然在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這種信息的把握始終只是對過去經驗的把握（注：（美）馬斯洛《動機與人格》，華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239-272頁。），但過去經驗與未來不確定性事件之間還是具有很大的相關性，尤其是不確定性很小的事件，所以用以往的經驗來把握未來的不確定性事件可能有危險，但在現實生活中是一條不得已并且也不失為有效的途徑。對于客觀信息的把握，主要取決于信息的完備程度和信息的質量，所以主體的認知能力與主觀努力程度，事物的復雜性程度甚至事物的內部如何組合，都對信息的把握有影響（注：參見Daniel  Kahneman,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G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14-15.）。
　　另一方面是已有認知結構的差異，從而導致對同樣的事件認知的結果不一樣，這主要是一個心理上的問題。主體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是一個注意、感知、判斷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觀、全面，因為人的注意力總是有限的，在面臨一個大千世界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對其中的某些局部作選擇性的注意、感知，進而做出相應的判斷。而這種選擇的依據，主要就是過去的經驗。對于不確定性事件，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側面加以注意，并且作為我們行動的依據。例如乘坐飛機，安全或者不安全的選擇，取決于注意的焦點在哪一面，大多數人可能都對乘飛機旅行具有足夠的信心，注意的是飛機失事概率很小的這一面，但也可能有人注意的是其不安全的一面，這一面的可能性雖然很小，但不是絕對沒有。所以究竟選擇哪一面更理性，只是一個程度的問題。當這兩面的概率差不多時，我們也就很難說選擇哪一面更理性了。例如當對采取某項行動既沒有充分的把握，對于成敗的估計是兩者參半，這時究竟是采取行動還是放棄行動，就很難說哪一個選擇更理性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不確定性的不同可能性的感知是與客觀的可能性有很大出入的（注：例如人們對不同的疾病造成的死亡率的估計、對一個人口中不同人口比例的估計等，都與客觀實際的比例有很大的出入，參見Daniel  Ka-hneman,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即使是一些很簡單的事件，如彩票中獎的可能性，不同的人的感知也是不一樣，甚至受過嚴格的高等數學訓練的人也不例外。不同的個人經歷使得不同的人對不確定性事件的不同可能性給予不同的加權，如“一朝遭蛇咬，十年怕草繩”，就是對看不清的東西進行判斷

時，加重了該物是蛇的可能性。正如馬斯洛說的，“經歷過一樁極其嚴重事變的人可能會得出一個結論：他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死亡一直等在他的門外。”（注：（美）馬斯洛《動機與人格》，華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28頁。）進一步來看，這里就涉及到一個信任的問題，主體對外部世界越是沒有信任感，就越是向具有威脅性的一面傾斜，而信任是主體在一生經驗的積累（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主要是兒童時期所形成）。
　　精神病學中所謂的強迫癥，可以表現為強迫觀念與強迫行為，實際上就是主體對不確定性事件的一種認知上的偏差所導致的，或者更正確地說，是對不確定性事件中威脅性的一面的估計，大大超過了實際的可能性，即心理學對強迫癥的基本特征的概括——重復出現缺乏現實意義的、不合理的觀念、意向或行為。這里所謂的“缺乏現實意義、不合理”，指的就是對可能性的不適當的夸大，如留心自己是否有病是可以的，因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一天到晚總是圍繞這一問題打轉，將有關無關的現象都與病聯系起來，就沒有“現實意義”，也“不合理”了。實際上在對這種威脅的可能性進行估計時，從完全忽視到過分夸大，是一個程度不等的連續分布，如果用圖形表示的話，應該是一個呈正態分布的鐘型曲線，處于鐘型曲線的尾部部分的都屬于不太正常的，一端是盲目樂觀的賭徒性格，總是低估威脅的可能性，凡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歸因（注：精神分析理論認為，具有賭博傾向的人格主要是由于兒童時期得到過多的溺愛，從未受到什么挫折，以至認為什么事物都是有保障的，將本來屬于不確定性的外部世界視為一個完全有保障的、沒有威脅的確定性的世界。）；一端是強迫癥，過高估計威脅的可能性，凡事向不利于自己的方面歸因。所以，在所謂的正常人與強迫癥之間，是沒有一個絕對的界限的。或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精神分析家認為沒有正常的人。
　　　　三、一個例證
　　所有的強迫癥案例，無論是國外的還是中國的，都有力地證明了上面的邏輯。下面可以隨意舉一個中國的例子：（注：見鐘友彬《中國心理分析——認知領悟心理療法》，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第232-233頁。）
　　病人男性，23歲，某大學研究生。
　　來診前6年，有一天在大學圖書館看到一本科普雜志，其中有一篇短文，是敘述喉癌的早期癥狀以幫助病人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當時他正好嗓子不舒適，即怕是癌癥，感到心情緊張。次日先到校醫室，以后又到市內各大醫院檢查，醫生都診斷為慢性喉炎，仍然不很放心。又翻閱其他醫學雜志，查找有關各種癌癥的知識。想到腰部皮膚有一個黑痣，怕是癌，到醫院看過多次，醫生都否認。病人對醫生的解釋不相信，終于要求醫生做了病理檢查才放心。以后經常擔心自己會有癌癥。發現幾年前腿上皮膚蚊子咬后遺留的小疙瘩，懷疑會癌變，多次要求醫生檢查被醫生否定后，也沒有完全放心。
　　來診前兩年大學畢業，考入其他城市某大學當研究生。仍然怕癌癥。經常到圖書館翻閱各種有關癌癥的書籍和科普刊物，想得到更多知識以排除自己的恐懼。但越看越怕。整日惶惶不安，開始懷疑到自己的精神可能不正常了，即到當地精神病院看病，診斷為恐怖癥。接受催眠療法和行為矯正療法。用橡皮圈套在手腕上，一有懼怕癌的想法，即用另一手彈動橡皮圈。做了一段時間，無效。感到緊張、壓抑，對醫生們講皮膚上的小疙瘩不是癌不能完全相信。有一次偶然發現臉上以前有的一個小疙瘩不見了，便認為是“轉移”了，心情非常緊張。許多醫生向他解釋并給他保證，也無法靜下來學習，由外地來京求醫。……
　　很明顯，這是對不確定性事件威脅性的一面過分選擇性注意，甚至只看到其威脅性的一面，根本就對大部分人是不患癌癥的這一事實視而不見。當某事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時，我們很自然地就會將很多不相干的事件回歸到這一事件上，如上面的嗓子不舒適、對醫生的診斷不放心、查閱相關資料，甚至腰部的黑痣、蚊子咬的小疙瘩、臉上小疙瘩的消失等，都是癌癥的征象。問題是我們每一個人確實都有患癌癥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甚至要比彩票中大獎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們為什么對彩迷能夠理解，卻對這種強迫癥不能理解呢？兩者的共同點都在于選擇小概率事件加以注意，并過分地夸大。所以強迫癥的本質就是對負面小概率事件的夸大，其隨后的行為表現實際上都是合理的。因為在巨大的威脅之下，采取種種措施來加以防御，是很合乎理性的。雖然這種威脅是心理感受上的，因為我們所有的行動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礎之上的，而不是所謂的“客觀事實”，只不過這種感受有時與客觀存在很接近，有時候相差很遠。所以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對不確定性事件的認知。
　　至于導致這種認知上的偏差的原因，幼年時期的經歷固然是很重要，但只強調這一時期的影響是遠遠不夠的，整個人生經歷對于這種不確定性的感知來說，都是同樣重要的。因為正如前面所討論的，所有對未來不確定性事件的認知，實際上都只是對過去事件的認知，即都是過去的經驗，即“由于現實是動態的，又由于當代西方人只能較好地認識靜止不動的東西，這樣我們的大量注意、感覺、學習、記憶和思想所處理的，實際上就不過是那些從現實中靜態地抽象出來的東西或者某些理論建構罷了，而不是現實本身”。（注：（美）馬斯洛《動機與人格》，華夏出版社，1987年11月，第241頁。）
　　并且，導致這種認知偏差的原因，也不僅僅局限與個人的經歷本身，還涉及很多社會結構、文化背景等一些外在的、宏觀的方面。例如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階層、性別等，凡是有差異的群體，也就有經歷的不同，經歷的不同又導致對不確定性事件的感知的不同。例如城里人對一個蟲子掉在身上的反應，就與農村人的反應大不一樣，因為其引起的恐怖程度不一樣。再比如現代的媒體所制造的輿論、現代的知識系統，以及一切被吉登斯稱之為脫域機制的東西（注：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18-26頁。），對民眾的認知可能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這些脫域機制對不確定性的處理本身就作了一次選擇性的注意（或認知）。所以從這種宏觀的意義上來說，患強迫癥的主體可能就不僅僅是個人，還可能是一個群體乃至一個民族，這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推論，也可能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
　　　　四、討論
　　強迫癥的實質是行為主體對不確定性事件的選擇性注意，即只關注不確定性事件具有威脅性的一面，而很少考慮其它的可能性則，是對客觀世界的一種片面認識，一般說來是與一個社會或群體普遍認可的基本信任相矛盾的。其產生的根源在于行為主體的過去經驗，以及行為主體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
　　現在的問題是，對于不確定性的世界，我們永遠只能依賴以往的經驗對之進行預測。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對不確定性事件的了解實際上相當于一個抽樣調查，我們能夠了解的永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為動態世界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對于真實世界的了解，只能借助樣本來進行估計，這種估計雖然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可能都是可靠的，但我們知道，兩類錯誤的存在是絕對的，所以總是存在將錯誤的結論接受下來的可能（即納偽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小概率事件就是真的了。所以在對不確定性事件的認知中，堅持公認屬于小概率的一面，雖然被認為“沒有現實意義”、“不合理”，但也有可能是真正現實的、合理的。所以被社會視為強迫癥的，實際上是真正合理的。這在現實生活中也并不是沒有，

在世俗社會中，有些有真知灼見的、堅持真理的人，反而會被社會視為異端，在當時的社會中被當作一種強迫癥，這在人類文明史上并不罕見。
　　所以，無論在哪種意義上說，強迫癥都只是相對意義上的不正常。強迫癥的存在是必然的，因為不同的行為主體不可能對不確定性事件的不同方面的可能性作完全相同的估計，在一般情況下，這種估計在總體上總是呈現正態分布，正態分布的尾部部分總是屬于“不合理”的估計，其中偏向威脅性的一端就是所謂的強迫癥；所以在特定社會中被視為強迫癥的人，也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因為真理也可能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尤其是當社會所謂的“正常”僅僅是建立在傳統或其它約定俗成的習慣基礎之上的情況下，某些強迫癥可能是真正的正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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