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與國際機制理論：方法論上的啟示

博弈論與國際機制理論：方法論上的啟示

　博弈論概說
　　所謂“博弈”(Game)，是指某些個人或組織作出相互有影響的決策，它不僅包括撲克、橋牌等游戲，也包含現實生活中大量的合作和沖突現象。博弈論又稱“對策論”，研究的核心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
　　博弈論的原始思想萌芽于2000多年前，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典籍如《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中都充滿了博弈的案例。“田忌與齊王賽馬”就是我國耳熟能詳的博弈實例之一，但這不過是博弈思想的雛形，現代意義上的博弈論則是20世紀的貢獻了。一般認為，1944年同馮·諾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恩(Morgenstern)合作發表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提出合作博弈的基本模型，標志著現代博弈論的開始。50年代，博弈論巨匠輩出，納什(Nash)提出了非合作博弈論，塔科爾(Tucker)定義了“囚徒困境”，從而奠定了現代非合作博弈的理論基石。60后代，澤爾騰(Selten)將納什均衡引入動態分析，創立了“精煉納什均衡”的概念；海薩尼(Harsanyi)則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論研究，隨后出現了不完全信息博弈論。至此，博弈論的理論構架基本完成。
　　博弈論可以劃分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和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參與人能否在行為時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達成則是合作博弈；反之，不能強制他方遵守協議，各參與人只能選擇自己的最優戰略，則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強調團體理性、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則強調個人理性、個人最優決策。我們談到的博弈多指非合作博弈。
　　博弈有兩種劃分：從參與人出場的先后順序來看，博弈分為靜態博弈(static  game)和動態博弈(dynamic  game)。靜態博弈指博弈參與人同時選擇行動或非同時行動但對前者行動一無所知；動態博弈指參與人行動有先后順序，且后行動者能夠觀察到先行動者的選擇。從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知識來分析，博弈分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前者指每一個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特征、戰略和支付函數有確切的了解；后者則恰好相反。將兩種分析結合起來，我們就有四種類型的博弈：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
　　1.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納什均衡
　　完全信息靜態博弈講的是，假設博弈中所有參與人事先達成一項協議，規定每個人的行為規則，那么，在沒有外在強制性約束時，參與人是否會自覺遵守協議。如果參與人自覺遵守該協議，則構成一個納什均衡：給定其他參與人遵守協議的情況下，沒有人積極偏離協議規則。換言之，如果一個協議不構成納什均衡，它就不可能自動實施，因為至少有一個參與人會違背這個協議，不滿足納什均衡要求的協議是沒有意義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和“性別戰”(Battle  of  theSexes)是任何一本博弈論著作都會提到的納什均衡特例。
　　2.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
　　動態是世間萬物的基本特征。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只是一種獨特的理想狀態。在現實中，當后一個參與人行動時，自然會根據前者的選擇而調整自己的選擇，而前者也會理性地預期到這一點，所以不可能不考慮自己的選擇對他人的影響。1965年，澤爾騰通過對動態博弈的分析，提出了“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的概念，它要求任何參與人在任何時間、地點的決策都是最優的，決策者應該隨機應變，而不是固守前謀。這就推導出子博弈的概念。當參與人的戰略在每一個子博弈中都構成納什均衡時，則形成“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也就是說，組成“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的戰略必須在每一個子博弈中都是最優的。
　　3.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貝葉斯納什均衡
　　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指的是，參與人共同行動，沒有機會觀察他人的選擇。每個參與人的最優戰略只能是在給定自己的類型和他人類型依從戰略的情況下，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在項目投標中各承包者的標價高低之爭就是一個應用例證。
　　4.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精煉貝葉斯納什均衡
　　在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中，后行動者觀察前者的選擇并獲得其偏好、戰略空間等信息，修正自己的判斷；而先行為者也知道自己行為的效用，會有意識地選擇某種行動掩蓋或揭示自己的真實目的。“黔驢技窮”就是一個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例證。
　　國際機制理論的理性主義流派概述
　　當前，國際機制的研究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都對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形成沖擊，引起他們持續的濃厚興趣，并表現出非凡的整合能力，對國際機制研究的不同思路和方法加以整理和批評已經成為學者們重視的工作。德國著名國際機制理論家沃科爾·利特伯格認為，國際機制理論有兩種理性主義流派：新現實主義國際機制理論和新自由主義國際機制理論。（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7),pp.1-2.）
　　新現實主義國際機制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是行為體之間的權力資源分配極大地影響著機制的出現、某問題領域機制的存在及其性質，特別是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國家會考慮無政府狀態下的相對權力，對國際機制的效率形成制約。這些觀點都體現在霸權穩定理論中。利特伯格認為，霸權穩定理論是“基于權力的國際機制理論的經典理論模式”，（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86.）而克勞福德認為，霸權穩定理論是新現實主義對機制產生最權威、最普遍認同的解釋。（注：Robert  Crawford,Regime  Theory  inthe  Post-Cold 

 War  World:Rething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rtmouth:Dar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p.57.）霸權穩定理論的基本機制理論主張是：霸權國家建立了自己的霸權體系，并制定該體系的基本原則、規則、規范和決策程序，霸權國的實力與威望是其他國家接受這些國際機制的重要前提；霸權國利用這些機制維持霸權體系，最大限度地獲得自己的利益；同時，為了維持該體系，它愿意向體系內的其他國家提供“公共商品”(Public  Goods)，容忍“搭便車行為”(Free-rider)；霸權國的衰落或急劇變化，則該體系的國際機制發生相應變化。
　　新自由主義機制理論在過去10多年影響巨大，成為分析國際機制的主流理論。其基本機制理論主張是：國家是追求絕對收益的理性自我主義者，只關心自己的得失；承認權力在國際機制中的作用，但認為國際機制是國際關系中的獨立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強調國際機制在幫助國家實現共同利益中的重大作用；活躍在特定問題領域的國家擁有只能通過合作才能實現的共同利益；不確定性是國際機制形成理論的核心，世界政治存在廣泛的不確定性。國際機制幫助達成政府之間意愿的契合。行為體相信這種安排會幫助達成互利的安排。換言之，沒有國際機制，則協議無法達成。國際機制正是通過降低不確定性來促進國際合作的。新自由主義機制理論是國際機制理論的主流學派，其影響也最大。該派理論用相互依賴的概念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結合起來，具有重要的理論整合意義。
　　博弈論與國際機制理論
　　在過去十多年里，國際機制理論在國際合作的分析中獨占翹楚，而博弈論在分析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中應用最為廣泛。兩種理論都以探討無政府狀態下的競爭與合作問題為核心命題。這種平行并非巧合，因為機制理論從博弈論中借取了許多知識能量。理解促進合作的戰略邏輯是解釋無政府狀態下國際機制起作用的關鍵。在討論霸權、問題聯系、相對收益和相互依賴時，博弈論的解釋力有目共睹。這些恰恰是國際機制理論討論的重心問題。（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  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112.）
　　早期的博弈論分析國際合作的總體問題，其目標在于探究國際合作在無政府狀態下如何發生，但對國際機制的特殊作用關注不夠，國際機制在合作中的作用沒有得到突出和明確的分析。克拉斯納、基歐漢等使用博弈論分析國際機制的作用，促使現實主義和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機制理論逐步成熟。
　　克拉斯納用“性別戰”博弈模型來描述基于權力的國際機制理論，既現實主義的國際機制理論。所謂“性別戰”是指熱戀中的一對男女安排業余活動的博弈：或者去看足球，或者去看芭蕾舞。
　　這里有兩個納什均衡，男女二人期望在一起，但到哪兒卻是需要選擇的。這里有一種先動優勢(first-move  advantage)，即誰先采取行動。該博弈模型用以解釋國際合作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該模式中，追求一致的努力使欺騙不再存在，實際上偏離協議的行為被視為非理性的。克拉斯納指出，智力在解決合作問題上的作用下降了。而在機制形成與變遷中權力的決定性地位突出了。（注：Stephen  Krasner,"GlobalCommunicationsand  National  Power: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World  Politics,1991,Vol.43,pp.336.）在這里，合作不是相互協調，而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協調。在這方面，國際機制并未展示多少自主和彈性，但卻常常是權力分配和伴隨利益的關鍵性中介。克拉斯納強調說，機制本身也可以成為權力的源泉。（注：Stephen  Krasner,StructuralConflict: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Berkela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7-9.）因此，即使非常弱小的國家也會對某一問題領域的集體政策施加相應的影響。例如，在國際電訊聯盟中，由于實行基于主權平等原則的一國一票制，小國可以參與集體決策并擁有相當的影響。如果國際機制沒有重要的作用，行為體也就不必為確定國際機制的內容而激烈地討價還價，在國際機制建立之后也不會繼續進行“戰斗”。（注：Stephen  Krasner,"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World  Politics,1991,Vol.43,pp.351-353.）
　　而基歐漢則使用囚徒困境來分析基于利益的國際機制理論，即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機制理論。所謂“囚徒困境”，指的是兩個犯罪嫌疑人作案被抓住，分別關在不同的房間里審訊。警察告訴他們，如果兩個人都坦白（合作），則各判刑3年；如果都抵賴（合作），則各判1年；如果一人坦白而另一個抵賴（不合作），則坦白者釋放，而抵賴者判4年。
　　在孤立的囚徒困境中，合作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行為者發現不合作是理性的。在國際合作的單一博弈中，每一方都有不合作的主導戰略即背棄。如果雙方放棄了自我

理性的戰略則結果更好，但這只能在一方期望未來合作可能性的情況下發生。機制的部分作用正是產生和促進這種期望。（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編  者  按】.46.）
　　基歐漢明確指出，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建立在獨特的環境前提下：活躍在特定問題領域的國家擁有只能通過合作才能實現的共同利益。該前提不可忽視，而正統的現實主義在批評基歐漢時往往忽略了這一點。國家之間確實存在共同利益，而國際政治并不完全是零和游戲，例如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和七大工業國之間就存在這種情況。當然，國家之間擁有共同利益并不一定合作，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合作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合作意味著既有利益沖突又有互補利益。當行為體調整他們的行為以適應對方的實際或期望的傾向時，就會出現合作。（注：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
1988,Vol.32,p.380.）合作是互相協調作為政治協調過程的結果出現的。（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pp.52.）基歐漢認為，國家為追求共同利益而創立了國際機制。國家發現自己困在囚徒困境中，但由于機制為協議的達成提供了談判的規則、原則、規范和決策程序的框架，即使自我中心主義者之間也可以相互合作。基歐漢用囚徒困境理論解釋機制的作用，其出發點是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一國對他國的選擇是不確定的，因而錯過了許多達成共同獲益的機會或從已經達成的協議中抽身。而機制則向國家提供信息或降低信息成本，從而促進合作。（注：Robert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245.）在囚徒困境中，監督安排的機制降低了雙方的恐懼，使得合作更為順利。機制多是在大的國際原則和規范框架中形成的，從而在問題之間建立“聯系”，違背某種協定會有影響其他目標的可能。而且，機制促使政治關系的存續時間更長。所以，機制增加了環境的“反復出現”，從而使未來的期望挫敗了背棄行為的發生。在囚徒困境中進行多重博弈，則合作增加。（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pp.76.）
　　基歐漢利用博弈論分析機制試圖克服的集體行為問題，認為囚徒困境抓住了國際政治中許多問題的核心方面。（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編  者  按】.44.）但是，許多學者如斯泰恩(Arthur  Stein)、奧伊(Kenneth  Oye)等則強調，博弈論的囚徒困境模式只代表了集體行動問題的一種，而機制與所有合作問題有關，博弈論的應用是有限度的。
　　博弈論對我們認識國際機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但也確實存在某些問題。例如，博弈論把國家作為統一的理性行為體，而忽略了國家內部的因素。而國內政治是在某些特定問題領域如貿易、環境、國際安全等影響國際機制的重要因素。（注：Andrew  Kydd  andDuncan  Snidal,"Progress  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113.）實際上，應用到具體機制分析的博弈模型太少、太理想化。博弈論有四種基本的理論模型，對博弈過程的認識也是逐步深入的，但用于國際機制分析的主要是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它關于單一行為體、完整信息、沒有錯誤或錯覺的論述被批評家認為是錯誤分析了國際政治的核心方面。例如，關于完美信息的論述忽視了傳播和信息，而這正是自由制度主義機制理論的核心方面。（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

nbsp; in  Game-Theoritical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Press,1993),pp.134-135.）
　　從國際機制理論的角度而言，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應用還沒有挖掘出來。博弈論也有自身理論的突破，雙重博弈論重視不確定性，這與國際機制理論不謀而合。國際機制理論強調機制如何通過改變對他者的信念和期望來影響國家行為，認為信息和信念是國際機制的根本。博弈論也對信息與信念的影響越來越關注。機制促進共享的信念指出適合的協調點，從而便利納什均衡的選擇。而且，機制通過培養國家之間變化的信念而創造新的均衡。反之，如果不能發展和維持適當的信念，將導致機制的敗落和博弈的失敗。（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Press,1993),pp.115-117.）
　　看來，在解釋如何得到更多的信息傳播和更好的均衡(equilibrium)方面，博弈論和國際機制理論都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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