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主義與歷史研究

后現代主義與歷史研究

如所周知，60年代是一個激進主義的年代。學生運動風起云涌，從北京、紐約到巴黎，都能感受到它的影響。這一激進主義也反映在西方學術界。自那時以來，西方文化便開始為一股思潮所纏繞，其代表人物是極具批判性的福柯、德里達、布希亞等人，而他們的矛頭則直指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文化。到了70年代，人們開始將這一思潮統稱為“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或post-modernism），　其影響力也開始觸及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受此影響，許多自文藝復興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信條、信仰和概念開始為人所懷疑。

到了目前，這一趨勢似乎呈現一種淡化的趨勢，有人甚至開始討論所謂“后后現代”。（注：舉例來說，美國華裔哲學家成中英在最近的《文化中國》上，就談到了新儒學與“后后現代”之間對話的問題。見成中英、梁燕城：《中國哲學的后現代建構——有關后后現代與本體詮釋學的對話》，第五卷第1期（1998、3），第4—15頁。　）但在很大程度上，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思潮的退卻，正好表現出它的一些思想概念，已經開始潛移默化，逐漸在人們的態度（包括對待治學與生活）上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從“后現代主義”在西方學術界的蔓延來看，也有一個過程，開始在人類學、社會學，然后到教育學、政治學，最后才到歷史學。可以這樣說，后現代主義疑問和挑戰的最后堡壘，就是西方的現代歷史學（原因詳后）。更確切一點說，后現代主義攻擊的主要對象是西方現代歷史編纂學（historiography）的理論和實踐及它所闡明的一些重要的歷史觀念。雖然有一些關注史學理論的學者對后現代主義有所關注，但西方歷史學家開始注意后現代主義的挑戰，當在90年代中期左右。（注：如荷蘭歷史思想家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在1989年便在美國的《歷史與理論》（　History　and　Theory）上發表了歷史學和后現代主義（“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的論文，見28：2（1989），第137—153頁。　但是有關后現代主義與歷史學關系的專著則直至1990年代中期左右才出現，如托波爾斯基編：《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之間的歷史學：對歷史研究方法論的貢獻》（Historiography　between　Modernism　andPostmodernim:　Contributions　to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Research,　ed.,　Jerzy　Topolski,Amsterdam:Rodopi,1994）。另外Joyce　Applyby,LynnHunt,　Margaret　Jacob的《論歷史學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New　York:W.W.Norton,1994）也談到后現代主義，并非專論。）

這一時期的中文學術界，特別是文學界，也已經開始注意后現代主義，出版了不少翻譯和研究的著作。如果要想作一個比較的話，可以發現這么一個不同：臺灣學界更注意經典原著的翻譯，而大陸學界則偏向于評述，并且多數持一種批判態度。”（注：臺灣已經翻譯了不少有關后現代主義的著作和后現代主義代表人物的著作，如詹姆森：《后現代主義或后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Frederic　Jameson"s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r　Capitalism）；　哈森：《后現代的轉變》（Ihab　Hassen"s　The　Postmodern　Turn）；司馬特：《后現代》（Barry　Smart"s　Postmodernity），貝斯特、凱納爾：《后現代理論》（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s　Postmodern　Theory）。　簡金：《歷史的再思考》（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其中簡金的《歷史的再思考》（臺北麥田1996年版），出版后為不少大學用作教材，頗為流行。另外有關后現代主義的論證和譯編有羅青《什么是后現代主義》（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版），路況《后／現代機器不滿》（臺北唐山1990年版）和唐維敏《后現代文化導論》（臺北五南1999年版）。而大陸的學界有王岳川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和盛寧的《人文困惑與反思：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批判》（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然后有現居美國的唐小兵翻譯的《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Frederic　Jameson）（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有關后現代主義與中國的關系，Arif　Dirlik和　ZhangXudong　編有一英文著作題為《后現代主義和中國》（“Postmodernism　and　China，”），Boundary　2,special　issue,24:3（fall,1997）。）

由于本文討論的角度是后現代主義與現代歷史研究的關系，因此便有一個側重點和觀點的問題。換言之，我們所描述的后現代主義，只是其在歷史學上的表現，并不能代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全部。依我們看來，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思潮，在西方能產生并發生影響，有其復雜、深遠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因此我們不能將其孤立起來，僅僅抓住它的一些極端化的表現，如它所提倡的一些觀念，攻擊一番，然后棄之一旁，以為這樣便能解決問題。事實上，后現代主義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正好是現代世界目前所面臨的、或者即將面臨的關鍵所在。譬如如何處理和面對種族、國家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甚至國家內部各族裔的交融、匯合，兩性之間的關系等，必將是21世紀人類歷史發展所需要處理的問題。后現代主義的立場，看起來沒有什么建設性，但卻促使我們對這些問題，作出不同的思考，因而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一.　現代歷史編撰學的緣起

要了解后現代主義對現代史學的沖擊，我們需對現代史學的緣起及其主要特征略作評述。首先要說明的是，“現代”（MODERN）一詞有時也譯作“近代”，在中文史學界往往指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就中國歷史的發展而言，如果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標志中國近代史的開始，那么從1910年代（1911或1919）開始，則進入了一個現代史的階段。但在西方史學中，這一區別并不存在；所謂“現代史”往往概括了一個長遠的時期，從文藝復興一直到今天。即使要對這一長久的歷史時期有所分段，也只是用“前現代”（PREMODERN）這樣的詞，　并不舍棄“現代”。但既然有“前現代”，自然也會有“后現代”（POSTMODERN）。由此看出西方人對“現代”一詞的偏好。論文后現代主義與歷史研究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5!J|y=iM-bWrgqPNF )A*rJ kR D學位論文網4-K}9 3zxXDh0OJ)RVe^3

的確，“現代”對西方人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世界歷史的角度著眼，可以這樣說，沒有“現代”，也就沒有西方。因為所謂西方和東方或其他地區的對比，正是世界歷史走向“現代”的結果。在這以前，各地區的文明之間雖有一些交往，但就總體而言，還是各自為政、獨立發展，因此“東方”、“西方”等名詞，只具局部的含義，并不包含世界史的意義。如中國古代的所謂“西方”，指的是印度，而“東方”則指的是日本和朝鮮。同樣，西方人的“東方”，也主要指的是現今東地中海和土耳其一帶，即愛琴海與小亞細亞。只是以后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西方人的“東方”概念才逐步擴大，有了“近東”、“中東”和“遠東”之分。于是，處在“遠東”的中國人和東亞人，也開始將原來的“西方”概念延伸，用來專指歐美。

東、西方概念在地理上的擴展、延伸，是“現代”所帶來的、也即“現代化”的結果。“現代”這一提法，最早是西方人劃分自身歷史的一個詞，見于文藝復興的時代，由彼得拉克（PETRARCH）發明，用來與古代和中世紀相對照，標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這種將歷史一分為三的作法，反映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歷史觀念。那時的人文主義者以復興古典希臘、羅馬文明為己任，認為隨著古典文明的恢復，歷史便進入了一個新的復興期，即“現代”。（注：參見彼得·伯克：《過去的復興意識》（PETER　BURKE,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LONDON:1969）。另見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臺北允晨文化，1998），第五章。）他們對歷史的這種“三段論”的認識，為以后的西方歷史學家所繼承、改造和發揚，成為西方現代史學的主要理論前提之一，也是他們認為西方不同于和領先于其他地區的主要原因。自20世紀以來，中文史學界受此歷史觀影響，在大學歷史教學中也照搬古代、中古（中世紀）和近代的分期。

應該說，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觀，還是一種歷史循環論。自那時開始，西方史家對古代與現代孰優孰劣的問題一直莫衷一是，爭論不休。最常見的論點是，古典時代以文學藝術見長，而現代則以科學技術占優。（注：如英國學術界就有一場這樣的爭論，見列維：《書籍之戰：奧古斯丁時代的歷史和文學》（JOSEPH　M.　LEVINE,　THE　BATTLE　OF　THE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AUGUSTAN　AGE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直到18世紀科學革命完成以后，西方人才對現代這一時期的優越性開始表示了信心。那時開始的啟蒙運動，正好反映了科學革命對人文思想的影響，西方人的歷史觀也開始產生了新的變化。從表面上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仍然遵循文藝復興的“三段論”歷史分期，但與其不同的是，他們的歷史觀充滿自信，認為現代無疑是一個進步、光榮的年代，不再為古代、現代的孰優孰劣而猶豫不決了。換言之，到了啟蒙運動的時代，歷史的進步觀念開始得到確立，“現代”不僅成為過去各個時代曲折進步的結果，而且它本身也獲得了研究的意義。比如伏爾泰在其《路易十四時代史》中，便認為十七世紀的法國，集歐洲文化之大成，代表了文明發展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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