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位置：范文先生網>文史論文>新聞傳媒學論文>媒介背后的“智多星”與“智囊團”－－策劃主體研究之一

媒介背后的“智多星”與“智囊團”－－策劃主體研究之一

時間：2023-02-23 21:15:28 新聞傳媒學論文我要投稿

相關推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媒介的數量與種類迅速增多，媒介間的競爭也日趨激烈。隨著競爭的加劇，一個新名詞在新聞界的使用頻率也越來越高，它就是“策劃”。九十年代，媒介“策劃”熱已經由電視蔓延到報紙、廣播，“節目策劃”、“本版策劃”、“欄目策劃”等新頭銜頻頻在媒介上亮相，引起人們濃厚的興趣，新聞學術界更是圍繞媒介實踐中出現的“策劃”熱，展開了理論上的探討。
    誰在媒介的背后策劃與組織新聞傳播？主要是那些位處中高層領導崗位的新聞編輯。在各類新聞媒介中，策劃與組織傳播的主體因策劃內容的多樣性往往表現為不同的人員組合狀態。一般情況下，為媒介產品的定位、結構和形象作整體策劃時，策劃主體多是組織嚴密、分工明確的人員集合體，如許多報社在改版策劃時，專門組織改版領導小組，由總編輯掛帥、編委會成員和重要編輯部門負責人參與組成，領導小組人員分工協作，分擔收集意見和建議、進行調研、起草報紙設計方案、組織討論和論證、組織和監督試刊等繁雜的工作。借用“外腦”在這類整體策劃中也是一種流行的做法，如一些報社、電臺、電視臺考慮到自身人才資源的某些欠缺，邀請少量外界的專家加入策劃小組，擔負某些工作，今天已經屢見不鮮。

    新聞媒介的日常報道策劃比之媒介的整體策劃運行得更為頻繁，每一次報道策劃組織的持續時間和展開規模也各有不同，對重大報道選題往往由總編輯牽頭組織策劃小組進行設計和組織，如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中央各大新聞媒介都是由總編輯親自掛帥組成策劃指揮中心或報道領導小組，對整個報道戰役作出設計并監控實施。這樣的策劃通常是比較復雜，報道的組織也非常嚴密。與此不同的是，大量一般性的報道選題則可能由某些編輯部門的負責人或者某些版面主編、欄目主持人、制片人等負責策劃指揮。
    報道策劃的操作比之媒介整體策劃的操作為時稍短、規模也小一些，而且多數選題的策劃，主體在構成上也相對簡單些。最簡單的報道策劃，甚至可能只是一位編輯獨立擔負的。如1988年北京日報做過一個關于出租車問題的報道，在社會引起較大反響，被認為是“主動尋覓，主動設計，主動實現”的一個生動的報道例證（注1）。該報道的策劃組織者是當時任北京日報工交部主任的劉宗明，選題來自于他組織本部門同志進行的一次討論：當前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是什么？討論中大家提出了許多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出租車問題、安電話問題以及商業服務質量問題等，經過分析認為，商業服務問題報道較多，出租車和電話問題報道較少，比較新鮮。但電話安裝難問題不易采訪，而出租車問題可采取微服采訪的形式，面對面地向司機、乘客進行采訪。于是，在請示了市領導以后，劉宗明根據平時看到的情況，定出一個方案，把部里16個人分成4個小組，進行微服采訪。經過兩天的奔波，在1988年5月26日北京日報頭版推出工交部集體采寫的組合報道《出租車實況剪輯》，以6篇特寫揭露了北京市出租車拒載、亂要價、跑黑車等各種問題。這組報道引起群眾強烈共鳴，第二天一版為此開設了《〖出租車實況剪輯〗發表后》專欄，刊登了一批讀者來信來電。其后，報紙又推出連續報道，反映群眾為治理非法拉客車出謀劃策，以及市委市政府領導同志對這一問題的談話，還有出租車公司對這一問題的態度。整個報道既提出了問題，又指出了解決問題的途徑，收到較好的社會效果。這組報道的成功說明了編輯部門負責人是可以獨立策劃與組織報道的，在這種情況下，策劃主體是“智多星”式的個人。
    “智多星”式的編輯在所有的報道策劃中無疑都是核心和靈魂，但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的報道策劃是由這種“智多星”式的編輯啟動和主持，吸引了其他采編人員參與謀劃，經過思想碰撞，產生新的靈感，最終形成整體方案。曾經擔任經濟日報總編輯的范敬宜寫過一篇文章《在‘點子’的海洋里捕捉》，其中介紹了1989年經濟日報一組“用辯證的觀點認識經濟形勢”系列報道策劃組織的由來：
    ……1988年12月，報社記者部在福建漳州召開沿海省市記者會，主題是研究如何貫徹中央關于正確宣傳經濟形勢的指示。我和副總編輯羅開富、總編室的領導同志也去聽會。形勢宣傳過去經常搞，這次怎么能搞得既實事求是、令人信服又有聲有色、引人入勝？當時心中并無底數，只是想廣泛聽聽意見。
    記者們匯報了不少情況，雖然很細，但尚未找到一個能夠體現那個思路的表現形式。待到廣東記者站劉杰匯報，他第一句話便是：“這幾年廣東的形勢，人們有個說法，叫做：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
        一句話頓開思路：如果能把這“香”“臭”之爭分析透徹，不就可以引出對廣東經濟形勢的全面認識嗎？當即決定：集中精力，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一篇《香香臭臭話廣東》來！


媒介背后的“智多星”與“智囊團”－－策劃主體研究之一　
    記者們始則愕然，繼則莞然。
    第二天早晨，好幾位記者來到我的房間，說昨晚大家議論得很熱烈，認為都可以采取廣東的辦法，從自身的特點出發，寫出對本省經濟形勢的分析。福建站的記者說，自從出現“晉江假藥案”以后，福建就擔了“假”的惡名，連采購員出差也往往遭到懷疑的白眼。其實，福建在改革開放中有許多真招。江西站的記者說，江西的特點是窮，但窮中有富，潛力很大，而窮中也有許多浪費。……一個比一個講得起勁，不甘讓廣東專美于先。
    好呵！既有這么高的積極性，干脆搞個系列報道吧：香香臭臭，真真假假，窮窮富富，虛虛實實，進進退退，上上下下，多多少少……，讓記者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來一場競賽、比武。
    11篇報道按照需求陸續出臺。既講主流，也講支流；既講成績，也講缺點，分寸感都把握得比較好。雖然涉及對一個省市全面工作的評價，卻沒有出什么毛病。有的報道，省報、省臺還轉載、轉播了。（注2）
    這段文字讓我們看到了一次報道策劃的內幕。雖然范總編在文章中謙虛地說，如果設‘點子獎’，這個獎應該歸群眾。作為總編輯，他不過是把大家手中的一顆顆“珍珠”串起來罷了。但事實上，如果沒有總編輯產生辯證分析經濟形勢的靈感，理清整個報道思路，并作出采寫《香香臭臭話廣東》的決策，就不會引發更多的記者廣開思路、現計現策，從而形成系列報道的方案。這個案例揭示出報道策劃中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編輯部門的主要領導作為“智多星”式的人物，在策劃中起著開啟思路、點撥迷津、誘導群體、進行決策的核心作用，在這種策劃核心的啟示和帶動下，參與策劃者自然形成各類規模不等的群體，策劃主體實際已經由個人轉向集體。
論文媒介背后的“智多星”與“智囊團”－－策劃主體研究之一來自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的媒介實踐中，隨著客觀環境的日益復雜化，隨著新聞從業人員策劃意識的提高，策劃主體逐步由“智多星”式的個體向“智囊團”型的群體轉化是大勢所趨，策劃本身也在由以出點子為主的經驗策劃上升為全盤統籌的科學策劃。這是因為，一方面，新聞媒介在越來越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所擔任的角色越來越為眾所矚目，來自于各方面的壓力和期待促使大眾傳播活動更有影響力，因此也更需慎思而行，要做周密謀劃、系統組織；另一方面，媒介自身面臨的激烈競爭，包括追逐經濟效益的緊迫感也促使媒介的策劃行為日趨頻繁并且追求實效。而媒介越來越龐大的規模、復雜的結構、眾多的功能，致使媒介的策劃尤其是事關發展戰略的產品整體策劃，風險極大，已是個人經驗難以勝任。策劃雖然不乏“智多星”們的靈機妙策，但它與單純的出點子又有著極大的差異。正如一位研究企劃的學者所言，“從過程來看，策劃常常是一個系統工程，方方面面考慮的因素比較多，需要大量的信息和綜合的分析；出點子，過程相對簡單，更適合對某一件個體事情的處理，有時憑經驗也能實現。從結果來看，策劃的結果是提出一個完整、可行的企劃方案，而出點子常是提供了一個主意或想法。”（注3）科學策劃的前提是發現問題、確定目標，這就需要調查研究、獲取信息和預測分析，這項工作僅靠個別人是難以勝任的。策劃的關鍵在于提出新穎可行的策劃方案，而最佳方案要從諸多方案中優選，這就仍然要求策劃主體由眾多專家組成，從多角度思維和設計，形成可供選擇的各類型方案，以確保最佳方案不致遺漏。評估和優選方案同樣需要各類專家從多方面、多層次論證，最終形成共識。因此說，現代新聞傳播的科學策劃和系統組織，更多地以“智囊團”式的人員組合體為主體。
    進一步考察作為策劃主體的編輯人員，能夠看到他們所共有的角色特點：
    一、擔負策劃工作的編輯通常身居編輯部的中高層領導崗位或獨立主持某些版面、欄目，如總編輯、編輯部主任、版面主編、欄目制片人或主持人等。他們的崗位職責要求他們從全局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策劃和組織日常的新聞采編工作；他們較之低層的編輯記者對媒介產品具有更多的發言權、決策權，同時也擔負更大的的責任和風險。
    二、擔負策劃任務的編輯比之一般編輯要具備更高的理論修養和業務素質。由于他們的決策關系到媒介的發展戰略，關系新聞傳播的社會效果，無論是對媒介產品的總體定位和設計，還是對新聞報道的策劃組織，都要求他們具有洞察社會、透視事物本質的觀察分析能力，具有把握大局和方向的政策水平，具有把握時機、靈活應變的決策能力，以及勇于改革、足智多謀的創造能力。同時，他們還是諳熟各項新聞業務的行家里手，必要時能夠親臨一線帶兵作戰。


媒介背后的“智多星”與“智囊團”－－策劃主體研究之一

【媒介背后的“智多星”與“智囊團”－－策劃主體研究之一】相關文章：

智多星作文04-20

XX依法治市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之一08-12

普通話水平測試培訓課程的施訓主體研究08-16

我是智多星作文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