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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與公正——引領和諧社會構建

時間：2022-08-15 01:42:50 和諧社會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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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與公正——引領和諧社會構建

建設和諧社會寄托了世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也是幾千年來炎黃子孫的夢想所系。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丁元竹認為，建設和諧社會要從各個方面入手。從社會學角度理解，和諧首先是公平與公正，包括文化公平、經濟公平、政治平等和社會公正。

　　循著200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的清晰脈絡，我們不難看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指明了中國社會發展和建設的方向。

　　2004年12月1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組織研究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認為，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應該是：擴大社會中間層，減少低收入和貧困群體，理順收入分配秩序，嚴厲打擊腐敗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把擴大就業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努力改善社會關系和勞動關系，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各種社會矛盾，建立一個更加幸福、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全面小康社會。

　　《社會藍皮書》預測，2005年經濟將繼續高速增長；入世保護過渡到限期，壟斷行業改革到關鍵點；農民市民化的城市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老齡化問題逐步顯化；勞動關系的緊張會造成普通勞動力供給虛假短缺；子女教育費用將對家庭消費傾向產生重大影響；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念將顯示出更大的差異；同時，人均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也不容忽視。

　　建設和諧社會還需邁幾道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培林認為，從社會結構的層面來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針對我國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貧富差距較大，農業人口比重較大，“未富先老”等特殊國情，構建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就業結構和代際結構的和諧。

　　對于當代中國來說，和諧社會就是經濟和社會、城市和鄉村、東中西部不同區域、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關系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合理調整社會結構，有針對性地構建社會結構各個層面的和諧。　　城鄉和諧路漫漫　　“農民有多苦，農村有多窮，你知道嗎？”在貧瘠的田野、蕭瑟的冬日，面對年過半百的老人問這個問題，你該怎么回答？曾經有一年，遇到一位鄉村里的老人這樣問，而我竟然無言以對。這個家族祖祖輩輩在一畝三分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20多歲的孩子考學沒考上，出去打工幾年，沒有掙多少錢，娶媳婦還欠了一身債，現在家繼承父業。　　施賓格勒說過：“石頭是城市的本質，就像土地是農村的本質一樣。”似乎預見性地將城鄉差別一語道出。　　一個致力農村問題研究的朋友告訴記者，他不敢回家過春節。問他為什么，他說，不忍面對家鄉的現實，每年從繁華喧囂的城市回到老家，總是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落

寞，農村的沉寂和蕭條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體會的。“我的春節一次比一次沉重，我怕見到我的父老鄉親，他們的任何一種不如意都是對我心靈的一種煎熬。”此君家在遙遠的云南，父母均在當地務農。　　“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無法規避的大問題。農民問題如何解決，直接關涉著社會結構的合理與否和社會生態的平衡程度。　　多少年來，中國人多地少，注定了中國農民的大多數，要將耕地用于比較利益很低的糧食種植，并且還要求畝產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0％以上，這才能保證中國的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世界平均水平。　　現代化的生活節拍和極度膨脹的物質生活，讓城市里的富人們很難想像，在同一個國度，還有人住的是四面透風的房子，點著煤油燈，在冬天下冷雨的屋子里蜷縮成一團，床上只有一大團爛棉絮，鍋里煮的是野菜和玉米面糊糊，全部家當不值50塊錢的人家。而且據說這還不是最窮的家庭。不可否認的城鄉差距，就這樣呈現在面前　　三農問題的論述已經是汗牛充棟，實無必要再列舉已經盡人皆知、而且無人否認的中國農民收入幾許、人均負擔幾許、自殺比例幾許、基尼系數幾許、鄉村負債幾許、流動人口幾許等數據，也實無必要再列舉上訪農民如何受難、離鄉農民如何受欺的實例。多少發生在基層社會的真實故事，足以讓有良知的國人感動到淚流滿面、憂慮得夜不能寐。專家接受媒體采訪時警言：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斷裂的社會，掙扎在社會最低層的農民等弱勢階層正在被甩出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列車。　　在2004年11月20日召開的全國農民工公共政策改革與服務創新研討會上，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萬向東教授認為，以戶口為核心的隔離鴻溝，把農民當成事實上的二等公民造成了制度上的合法性，進而這種制度合法性被農民無奈接受，又轉化為他們心理承受力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了農民工的心理預期。二元體制一方面既使得農民工進入城市成為“二等市民”具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使得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平等權利的獲得喪失了事實上的合法性，而從整體上淪為邊緣群體。　　二元制結構在農民的物質和心靈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依然沒有改變的苗頭，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穩定的潛在隱患。而新的剪刀差又接踵而至。前不久有消息稱，民工荒在擴散、勞動糾紛數量在上升，是各地不爭的事實，外來工群體的生活水平和城鎮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新“剪刀差” 越拉越大。　　和諧社會要求我們必須要從城鄉分割走向城鄉整合，逐步改變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格局。城鄉協調發展則是必由之路。中央提出“五個統籌”，其中最具挑戰性的就是“統籌城鄉發展”。因為當前我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地緣”分割、“人緣”分化、經濟分裂、社會分治的問題相當嚴重，城鄉矛盾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21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轉型期內，農民、城市流動人口無疑是一個亟待關注的弱勢群體。　　城市里的人們在思考是去KTV還是泡酒吧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該意識

到某種暗含的危機呢？只有當中國農民不再是一種身份群體，而真正成為一種職業群體，并且在社會中的規模變小時，中國才算真正實現了現代化。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如何有效破解農民的生存困境，這是建設和諧社會要面對的首要問題。　　區域差別：“楚河漢界”？　　地區經濟差別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也是經濟面向21世紀的重大問題。　　讓我們先看看東西部的差距：目前，東部11省市人均GDP達1600美元，而西部12省區市僅為650美元。我國區域之間的發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種特殊國情。但問題是目前這種差距的擴大還在繼續，較發達地區的收入增長水平仍快于欠發達地區。　　22歲的華中農業大學2003屆本科畢業生徐本禹被提名為2004年央視“感動中國”人物20名候選人之一。他用自己的獎學金和靠勤工儉學掙的錢資助貴州兒童并遠赴貴州山區大方縣支教。大二那年，徐本禹帶著5人支教隊，走進了貴州山區大方縣一個名叫狗吊巖的落后地方。一個又一個的志愿者先后離去。但徐留了下來，每天六節課堅持教著這些閉塞、接受力差的孩子們。　　2004年6月26日，該校領導去了徐支教的地方，讓他們深受震動的不是那里的貧窮，而是孩子們強烈的求知渴望。“屋頂大面積破漏，用塑料布和硬紙板遮雨。地板四處開裂，走在上面提心吊膽；課桌殘缺不全……在這樣的教室里，孩子們上課還是那樣地認真、專注……” 　　去年7月11日，100幅在大方縣拍的照片配上簡要文字，以《兩所鄉村小學和一個支教者》為題發到了“天涯”網上。僅僅幾個小時，存放照片的服務器就因為訪問量過大而發生堵塞。接著，跟帖的數量急劇增加。幾天時間，這篇帖子被100多家網站轉發，點擊總數超過百萬次。　　在廣袤的中西部農村，我們觸目可及的貧瘠與落后，讓我們揪心。經濟不發展，西部不富足，構建區域結構的和諧從何談起？專家認為，應當通過對欠發達地區在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上的傾斜，逐步扭轉這種區域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　　壟斷：和諧的殺手　　有句順口溜是這樣說的：“銀行加證保，兩電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掃地的拿得也不少”，說這些行業收入高。錢多主要是因為壟斷。　　近年來，與普通行業相比，壟斷行業不僅工資水平偏高，而且工資增長過快。二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仍在繼續呈日益擴大之勢。幾年間，一些壟斷行業造成了萬億元社會福利損失。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顯示：2003年，全國職工的平均年工資為14040元。其中，非壟斷行業的農林牧漁業職工工資為6969元，電力、煤氣、水等壟斷行業是18752元，而金融業，職工年工資高達22457元，為農林牧漁業的3倍。如果再進一步細分，在電力、煤氣、水行業中，電力工資又高于煤氣、水這兩個行業。　　《微型小說選型》2004年第6期刊載的《電信局長洗澡記》最近在網上廣為流傳，寫的就是對行業壟斷的絕妙諷刺，電信局長去澡堂洗澡，澡堂要收取的“初裝費”

、“選號費”、“特別號碼附加費”、“改號費”、“月租費”、“銷戶費”、“漫游費”，都是電信局對固定電話用戶收取的費用條目。收費項目之多，可謂琳瑯滿目！　　確實，在關系民生的這些行業里，電信、民航、鐵路等壟斷行業定價的做法一直為人所詬病：電信資費居高不下，違背了普遍消費的原則；而民航利用政令禁止打折，也是不可取的；鐵路利用中國人重視春節的民族習慣，在服務不良的情況下漲價，更是令人難以接受。電力和供水部門在不能降低企業成本的同時，卻加重社會成本。除了傳統的壟斷之外，類似會計師協會等中介組織和非政府機構的壟斷，政府部門立法的壟斷，政府對產品需求的壟斷等新的壟斷也露出苗頭。　　2004年10月，商務部成立了反壟斷調查辦公室，開展反壟斷立法及其相關工作，主要職責是承擔有關反壟斷的國際交流、反壟斷立法以及調查等相關工作。但愿這對于反壟斷，是個良好的開始。　　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只有引入競爭，才能正確抑制壟斷行業的利潤，讓他們不至于占用并耗費國家大量財富，真正實現資源和資金的優化合理配置。不患不均患不公。壟斷一日不除，市場一日無公正可言，社會的和諧也無從談起。　　社會階層分化嬗變　　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社會經濟的急劇變遷，使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已不再是簡單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中間階層、企業家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正在興起和壯大。以職業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逐漸取代過去的以政治、戶口和行政身份為依據的分化機制。這些跡象表明，社會經濟變遷已導致了一種新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出現，并且，這種結構正在趨于穩定。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與現代化建設進程還不相適應，包括國家社會政策缺位，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貧困階層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證。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指出，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中國社會各貧富階層之間的邊界已經形成，具體表現在社會各階層的居住區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以及統領各階層的文化也不盡相同。由于生活方式上相差甚遠，社會各階層都開始相對獨立地從事社會活動，彼此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　　孫立平教授舉例稱：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各式各樣的老同學聚

會搞得風風火火，盡管當時貧富差距已經存在，但貧窮的同學和富裕的同學之間情感上的隔閡卻并未顯現；然而現在的情況是，老同學之間已經很難相聚，因為貧窮的同學和富裕的同學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并且兩者都感覺無法融入對方的圈子，彼此之間無話可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表明，目前我國處于社會優勢地位的階層，其子女繼承性明顯增強，調查數據表明“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而另一方面，社會較低階層的子女進入較高階層的門檻明顯提高，兩者間的社會流動障礙在強化。戶籍、就業、人事這三個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會流動不暢，阻礙著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成。　　因此，迫在眉睫的是，利用財政、稅收、福利等杠桿，對收入再分配進行科學調控，理順工資和收入分配的秩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減少貧困和低收入群體，建設一個更加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社會。　　就業結構和諧任重道遠中國有十三億多人口，處于勞動年齡、具有勞動能力的有七億多人。讓七億人有活干，絕非易事，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就業問題的艱巨性、長期性。　　在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增加值的比重已經降到14％。按照正常的情況，這時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比重應當相應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國這一比重仍高達49％。這給我國實現向現代社會結構的轉型帶來了困難。另外，我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后，沒有出現勞動力短缺，而是呈現出勞動力在一個較長時期供大于求的趨勢，就業問題一時難以根本緩解。解決好就業問題，通過大力發展教育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大國，是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一環。　　另外，追求就業結構的和諧，同時體現在平等就業上。平等的就業權是一項最基本的人權，國家應為所有的公民創造公平的競爭機會。但事實并非如此。相對于城市市民，城市流動人口不平等的就業權的一個重要表現在于，目前城市流動人口就業問題并沒被大多數中國城市政府納入到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之內。　　不平等就業權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許多中國城市在勞動就業方面仍存在“職業保留”現象——將相對較好的職業留給本地人，外來務工人員被明確地排除在這部分職業的范圍之外。如一些城市對招用外來勞動力的行業、工種實行分類控制，分成可以使用、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外來勞動力三大類。其中10多種工種被列為屬于禁止使用外來勞動力的行列。這實際上是一種就業歧視制度，使得無城市戶口的城市流動人口處于一種不公平的地位，被剝奪了許多就業機會。諸如此類的還有身高、疾患等方面的顯性或隱形的就業歧視，讓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懷疑招錄工作的公正性而刺殺公務員被判死刑的周一超、在“中國乙

肝歧視第一案”勝訴、當選2004年度中國十大法治人物的張先著就是其中的典型。這些事件雖然推進了法治的進程，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當事人的命運。　　建設和諧社會，還應構建代際結構的和諧，建立和完善重節約、廣覆蓋、有積累、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制也不可或缺。　　合理調整社會結構，建設和諧社會，知易行難。正如俄國作家柯羅連科膾炙人口的名篇《火光》所描述：火光沖破朦朧的夜色，明明在那兒閃爍。不過船夫是對的：事實上，火光的確還遠著呢……然而，火光啊……畢竟……畢竟就在前頭！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也許就是加勁劃槳，直至到達和諧社會的理想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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