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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西方綠色環境運動和綠色理念新發展
綠色環境運動是一個典型的當代西方“后30年現象”。所謂“后30年現象”，是筆者在《文明的震蕩》一書中提出的一個新概念，特指70年代以后西方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進入“后工業社會”之后發生的全面變化與轉折。“后30年現象”具體包括信息產業革命、新保守主義執政、新自由主義經濟、新社會運動、后現代主義文化、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全球化與后現代化浪潮，等等。綠色環境運動構成了其中新社會運動的主流。與其他社會運動相比，綠色環境運動是歷史上沒有傳統的、近30年才出現的、從形式到內容全新的社會運動。(關于新運動之“新”、它區別于舊運動的特點，見《激進，溫和，還是僭越》一書，中央編譯出版社，第441-444頁。)
歷經30年的發展，90年代西方的綠色環境運動在內容上和理念上都發生了不少新變化，產生出一些新趨勢，也引伸出一些新問題。
一、 90年代西方環境運動的新趨勢
與70、80年代相比，西方環境運動在90年代產生了四大發展趨勢：實踐層面，從以群眾運動為主體發展到以政黨政治為主體；政治層面，從“紅-綠結合”發展到泛綠；思想上，從深綠發展到淺綠；文化價值上，出現了后物質主義，一種后現代主義的價值觀。
第一， 在實踐上，從綠色運動的層面進入以綠色政黨活動為主的層面
為了認識 90年代綠色環境運動的這一特點，可以簡單地回顧綠色運動的前史。
60年代是綠色意識的精英啟蒙階段，主要事件是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森發表了她的名著《寂靜的春天》。她以大量的事實論證了工業污染對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類自身的損害，陳述了工業技術革命的生態破壞后果，第一次就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向全世界敲響了警鐘。肯尼迪讀后倡議次年為聯合國自然保護年。卡森的這部書拉開了“生態學時代”的序幕。
70年代是公眾綠色意識的動員和形成階段，主要事件是羅馬俱樂部的活動和各國政府和聯合國的回應。1972年，羅馬俱樂部提交了它的第一個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對正處于高增長、高消費的“黃金時代”的西方世界發出了關于“人類困境”的天才預言。羅馬俱樂部關于“只有一個地球”口號成為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重要背景材 料，后成為人類共識。在70年代初，發達工業國家各國政府紛紛建立環境管理機構。
80年代是群眾性廣泛的綠色抗議運動階段，主要事件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業污染事件引發的環境抗議運動和矛頭指向冷戰雙方的、與反戰反核和平運動相結合的大規模群眾性綠色抗議運動。80年代也是發達國家綠黨活動最活躍的階段；80年代還是全球綠色意識形態的群眾性普及階段。學界、媒體全面介入綠色話題，綠色生態環境問題從60、70年代鮮為人知到80年代成為婦孺皆知、家喻戶曉的常識，綠色意識形態也成為當代意識形態的綠色一翼。
90年代以后，綠色環境事業走向全面政治化階段。與前20多年相比，90年代的綠色運動呈現兩大特點：國際政治行為，政黨政治。1992年全球環境峰會――里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標志著人類已進入維護共同家園的全球時代。環境與發展問題已成為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一個重要方面。此外，特別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歐洲中左政府執政出現的“紅-綠聯盟”政治現象，即社會民主黨人與綠黨共同組閣現象，使綠色運動的主題轉向了以往綠色運動最為拒絕的政黨政治。
綠色運動向綠色政治的轉向，形成了90年代環境運動總特點，即從以群眾運動為主體發展到以政黨政治為主體。在歐洲各國綠黨通過與社會民主黨人的聯合執政成為體制內的執政黨之后，綠色運動表現為普及性、組織性上升，民間性、社會性降低。近年來，盡管媒體時有關于“綠色和平組織”在海上攔截日本捕鯨船、多瑙河全程污染、生態死亡等抗議活動的報道，但是90年代鮮有70、80年代那樣的大規模群眾抗議運動。即使在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美軍和北約使用貧鈾炸彈的情況下，整個西方也沒有出現群眾性的環境抗議運動。
第二，在政治上，從“紅-綠結合”到泛綠化
整個80年代乃至90 年代中期之前，綠色環境運動的“紅-綠”結合傾向一直居主流地位。盡管主流綠黨主觀上強調自身的中性色彩，但是，作為一種本質上反體制、反主流的社會運動，其矛頭主要對準工業社會的既成秩序、反對資本主義官僚體制。因此，綠色環境運動天然具有社會主義傾向。在這個意義上，“從紅到綠”、“紅綠交融”的生態社會主義的興起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而90 年代中期紅綠聯盟執政的實現，是紅綠結合的生態社會主義事業在政治上的發展頂峰。從社會民主黨的角度看，紅綠聯盟是社會民主黨長期戰略的勝利；但是從綠色運動和綠黨本身的發展線索看，紅綠聯盟既擴展了自身內部紅綠結合的生態社會主義一脈，也標志著綠黨活動向泛綠化方向的延伸。也就是說，主流綠黨不僅在政治上謀求與社會民主黨組織中左政府，實現紅綠聯盟，而且它的存在和上升也“綠化”了西方各大主要政治意識形態，迫使整個政治景觀出現泛綠化，客觀上推進了政黨政治的“綠化”進程。事實上，歐美國家90年代的競選政治中，無論左中右陣營，現已無黨派不打“綠色牌”。在各黨派的競選宣言和綱領中，綠色條款都赫然在目。泛綠化是90年代歐美政治“中性化” 的主要原因。所謂“兩頭靠中間”，左右向中看齊，實際上是向“綠”看齊。至于各大政治意識形態本身的綠化，已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例如，傳統的保守主義和革命的社會主義都接受主流綠黨的激進生態觀，而市場自由主義、福利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都主張改良主義的生態觀。它們對待資本主義的根本態度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綠色意識形態的影響。
第三 ，在思想上，從“深綠”到“淺綠”
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和哲學理念，綠色環境運動的主流指導思想是“深綠”色的，生態主義者也將之歸結為“深生態學”。研究者所說的生態基要主義(生態原旨主義)、生態中心主義(簡稱生態主義)，都屬于“深綠”范疇。原旨的生態主義者也即主流綠黨，批判資本主義工業化對自然界的掠奪、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進而反對人類中心主義，集中批判技術中心主義。其極端的形式即
所謂“動物權利”、“生物權利”理論。90年代以來，生態社會主義者反對一般地拒絕人類中心主義，在對技術中心主義的批判中反對走極端，在堅持“以人為本”的口號下重返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在反對生態環境危機的同時不應放棄“人類尺度”。這種從認識上和哲學理念上對工業文明、科學技術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既拒絕狂妄的、以技術中心主義為特征的早期粗糙的人類中心主義，也遠離極端的生物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標志著綠色意識形態的淡化即淺綠化。綠色時尚從深綠到淺綠的轉化，意味著人類綠色意識的一個歷史性的飛躍。非技術中心的人類中心主義現已成為綠色思想的主流和共識。
第四，在文化價值取向上，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產生了后物質主義價值觀
在文化觀念上，綠色環境運動及其思想都屬于后現代主義的范疇。在綠色思想各派別中，除了那些受傳統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影響的流派仍重視理性主義、進步主義的價值之外，新興的主流綠黨、綠色無政府主義和生態女權主義基本上都屬于后現代主義范疇。尤其是90年代以來，西方新一代青年中出現了一種后現代的文化價值取向――“后物質主義”。
作為新興的、流行的價值取向，后物質主義是當代西方以雅皮士(YUP，城市青年專業人員、公司白領)為代表的新中間階級的價值傾向。其主要內容是強調“生活質量”、“自我實現”和“公民自由”。其中，對“生活質量”以及與人的內在和外在的生活質量相關的生態環境的重視，是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顯著特征。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與綠色運動、綠色思想的淵源決定了它對“生活質量”的重點關注。從物質主義向后物質主義的轉折，體現了價值觀念的代際轉換。在發達國家的特定時期，都存在著從二戰后的高度富裕中得益的年輕一代與經歷過一戰、大蕭條和二戰痛苦的老一代人之間的價值觀分化。飽受戰爭痛苦和經濟蕭條的老一代人的群體價值取向是物質主義的，他們最關心與衣食住行相關的物質需要和安全保障。戰后“嬰兒潮”一代人(1946-1965年出生)在經濟發展的繁榮期長大，關注的重點不在食物、住所等直接物質需要，其價值追求與上一代以人身保障和安全為目標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有差別。當他們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為選民時，開始出現一定的后物質主義傾向。但是，這一代人仍重視物質財富和政治上的成功，在價值觀念的總體上仍是物質主義的。由于西方社會持續的繁榮，后來數代人表現出越來越突出的后物質主義價值取向。作為“嬰兒潮”一代人后代的“X一代”(1965-1981年出生)不再在乎財富和成功，行為更為自主，也更加遠離物質主義價值目標，能夠以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思考諸如環境保護等社會問題。其后，戰后生育高峰期的回生代人，即現在被稱為“G一代”(全球化一代)或“E一代”(電子網絡一代)(大約生于1977-1994年)又向我們走來。他們比“嬰兒潮 ”那一代理想主義者更務實，比“X一代”更有信心，更有個體自覺，并更具有全球環境關懷。他們崇尚“生活質量”和個人自由，是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天然的基礎。真正具有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一代人，是綠色環境運動和綠色環境意識的深厚社會土壤和政治上的支持者。
二、90年代綠色意識形態的新發展
關于綠色意識形態的新發展，主要是指90年代綠色理念在三個方面的新變化：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作為一種全球主義意識的綠色理念的發展；二是在歐美風行的“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實踐中，看綠色理念的新意、特色和影響；三是從綠色意識形態與當代新自由義主流思潮的沖突中，看其政治哲學基礎的新變化。從總體上看，90年代綠色意識形態地位上升，盡管在歐洲和美國反差較大，情況不同。
1，綠色意識形態與全球化
90年代的全球化從正負兩方面促進了綠色意識形態的發展。
首先，由于全球化的負面效應，綠色意識形態的地位空前上升。隨著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推進，民族國家能力下降，國家邊界軟化，原有的以民族國家體系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框架已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發展需要。歐盟和歐元區的建立，是歐洲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對新的發展現實的應對措施與戰略努力。科索沃戰爭中聯合國的消極作為則從反面證實了這一現實的客觀存在。在這一背景下，凸現出全球治理的客觀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出現的負面全球問題包括：核武器擴散及核安全問題、全球環境危機、全球生態毀滅、國際毒品交易、國際恐怖主義、國際金融危機，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是近30年來出現的新問題，并在90年代迅速加劇。它們共同構成了當代全球問題的主體。其中每一項的惡性發展都可能引發全球性危機，威脅全人類的安全。而全球環境危機則成為全球治理的中心問題之一。水(藍色)危機、糧食(綠色)危機、人口危機、荒漠化、物種危機、生態死亡、臭氧層危機、大氣污染、極地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基因炸彈(人種危機)、全球變暖，等等。解決這些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中的任何一項，都是單一民族國家力所不及的。危機當前，具有全人類共同命運感的綠色環境意識比任何時候都更顯示出其重要性。在地球生態毀滅的威脅下，在人類為自己人種存在而奮斗的關頭，綠色意識形態天然蘊含的全球主義意識的優越性自不待言。
其次，從正面看，由于全球化的客觀進程引發了全球主義的進一步普及，綠色意識形態成為全球化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否認，全球化意識形態的主流思想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霸權地位在短期內不可能消除；同樣不可否認，當代全球主義理念深深打著新自由主義的烙印。但是，當代全球主義畢竟具有區別于新自由主義邏輯的進步方面，有積極的正面效應。90年代的全球主義畢竟具有以往世界歷史上的全球化所沒有帶來的新質。綠色意識形態在90年代的發展顯然屬于全球主義具有新質的內容之一。
當代全球化由于其廣度和深度，具有推動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同時也使人類今天生存在一個相互依存程度極高的世界上。經濟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軍事安全、國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僅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事務，而是與全人類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關。這一全球利益和安全的高度相關性，表現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和共同意識日益增長，使帶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國家意識的全球主義觀念空前普及。綠色意識形態關注高于單一國家安全的全人類安全。90年代人類的生態關懷、綠色環境意識、綠色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時代的烙印，具有“后現代”的新質內容。全球主義的普及是當代人類在文化理念上的進步，體現了人類對傳
統的民族國家觀念的反思，表達了人類對自身命運和未來的深切關懷。而全球綠色生態環境意識作為具有新質的社會共識，集中體現了90年代全球主義理念的發展特點，表現出對以往傳統全球主義的更新與超越。人類的全球觀已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具備現實基礎。
2、綠色意識形態與“第三條道路”
綠色意識形態體現了社會民主黨“第三條道路”的“新政治”的主要內容和特征。“第三條道路”的提出，是因為傳統的政治選擇以及它們所賴以存在的價值觀已不足以適應今天這個不斷變化的社會。“第三條道路”根據西方社會結構的改變和深受綠色意識形態理念浸染的青年一代的價值觀的變化，提出了“新政治”。
所謂“新政治”，并非“第三條道路”的發明，是歐美70年代以后逐漸形成的一種新的政治現象。“新政治”是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典型產物。以綠黨為代表的新政治黨的基本特征和深刻基礎，就在于其成員擁護后物質主義的價值理念。二戰后西方經歷了長達幾十年的經濟繁榮期，人們生活安定，普遍富裕。由于教育普及和消費發展這兩大因素的影響，新中間層和高學歷層大量增加，社會結構和價值體系產生劇烈變化。特別是由于西方1968年學生造反運動的沖擊，人們開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義，檢討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質疑傳統的政治體制和政治行為。由于具有后物質主義傾向的這一代人的出現和存在，大大影響了西方社會的文化、生活和意識形態，表現為左右界限模糊，政黨忠誠下降；階級利益淡漠，階級識別相應弱化。在階級認同降低的同時，圍繞諸如種族特性、移民、性別、民權、環境和核能利用等吸引公眾注意力的重大政治問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認同。
90 年代以來，“第三條道路”的“新政治”依據現實的變化，提出了不同于傳統的以左右劃分的政黨政治、階級認同和價值觀念的新的政治治理方式。“新政治”以所謂不同于自由主義和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種模式”實行“社群主義”的“新治理”，核心內容是強調“輔助性原則”，即公民是第一責任人，國家是輔助者，強調個人的自救，變“社會福利國家”為“社會投資國家”，建立政治力量與“市民社會”之間良性的互動關系。“新政治”的基礎理念是“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這一理念背離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社會公正與平等的原則，轉而置根于綠色意識形態的基本概念――“個人即政治”。綠色意識形態的個人責任原則、自主原則、自治原則、基層民主原則等理念深刻影響了“第三條道路”的政策，構成了“新政治”的理論背景。
3，綠色意識形態與新自由主義主流意識形態
綠色意識的政治哲學背景是無政府主義。這一基本政治特征決定了綠色意識形態與全球化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之間的根本對抗姿態。
自里根、撒切爾主政以來，西方經濟歷經20年不衰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以解除管制、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為中心的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啟動了自由市場的活力，結束了凱恩斯主義失靈后西方經濟“十年滯脹”的困境，并推動了信息產業革命和新經濟的發展。冷戰的結束和近年來勢頭強勁的全球化浪潮，更是進一步掃清市場壁壘，在全球空前擴張了自由市場的疆界。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推動了世界經濟、尤其是西方經濟的發展，也使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進一步邊緣化，外在于全球化進程，陷入貧困的深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試圖憑借新自由主義霸權，建立21世紀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
綠色運動標榜政治中立性，但是它本質上是反制度主義的運動，不認同任何政治體制，矛頭指向一切形式的權力結構。綠色意識形態就其本質而言是以無政府主義為政治底色的。主流綠黨和生態女權主義等典型的屬于后現代范疇的組織，從不諱言他們的無政府主義主流傾向。無政府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消解和對公正和諧均衡發展的世界新秩序的美好期盼，恰恰是綠色意識的兩個不可分割的客觀要求。因此，綠色運動反對官僚體制下資本的壓迫，也反對新自由主義構筑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
在當前的全球化背景下，無政府主義思潮再度復興，正在成為一種時尚。(參見約瑟夫·卡恩：《全球化使無政府主義死灰復燃》，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0年8月17日。)盡管無政府主義派別林立，但是90年代無政府主義的死灰復燃明顯帶有后現代特征，與綠色意識形態多年的廣泛傳播密切相關。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加強國際資本主義制度，要求維護城鎮權力，由地方進行決策；他們反對公司跨越國界大舉擴大投資規模，認為這使大公司得以踐踏勞工法和環境法；他們抨擊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這些機構取代了各國政府。極端的生態無政府主義者將激進的環保主義同極端的反技術傾向融為一體。約翰·澤爾贊認為，一切科學技術都是束縛人們的手段。他認為計算機和因特網肢解了社會，創造了新的勞動分工，要求更高的效率，并占用了更多的閑暇時間。為了解決技術驅動的社會中不斷增長的壓力，成百萬孤立無援的人求助于毒品。他要求控制資本，也控制技術，不但反對發展工業，也反對發展農業，要求社會回歸石器時代。美國老牌的綠色理論家、社會理論學家默里·布克金在60年代就將環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合二為一，提出了關于國家和資本主義如何同自然相抵觸的理論。但是他目前批評極端無政府主義的過分夸大生態內容，認為不能忽視作為無政府主義核心的人道主義思想，發展成為反人類的虛無主義者。(以上參見同上文。)總之，全球化時代的無政府主義不同于馬克思當年所批判的巴枯寧主義，它與后現代的、以綠色生態運動為中心的新社會運動密切結合，其批判對象也轉變為今天的跨國資本主義。很顯然，當前西方無政府主義的重新興起是與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社會氛圍相聯系的。
三、趨勢與問題
綠色環境運動性質上屬于后現代的社會運動。其生命力在于其社會基礎――新中間階層的后現代價值取向，在于新一代青年對現代工業社會官僚體制的不滿、拒絕和抵制。隨著新的信息產業革命和全球化的演進，西方社會還會持續地發生社會分化，其社會結構仍在嬗變的過程中，這將使綠色環境運動的社會基礎進一步擴大。作為20世紀后30年新產生的社會運動，作為90年代以來勢頭已壓倒傳統工人運動的群眾運動，綠色生態環境運動將成為21世紀西方社會動員面最廣泛的運動，因此具有廣闊的前景。盡管西方主流新聞媒體經常斥責這類無政府主義的抗議運動愚不可及、雜亂無章、有勇無謀、群龍無首、目標模糊，但這恰恰是綠色運動的一個特點。綠色運動的群眾性、廣泛性、動員面和潛能始終是一種反制度主義的對抗力量。綠色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結合即生態社會主義的發展，
則顯示出有可能把體制外的反對派、一種停留在“造反”層面的群眾運動，轉化為有組織的反制主義、一種作為替代性制度選擇的、未來社會的基礎成分。社會主義有可能將前景廣闊卻目標不清的綠色運動引向未來，納入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方案之中。
問題在于，綠色運動自身的潛在矛盾也在全球化背景下發展和激化。在外部，全球化促使綠色環境運動與新自由主義秩序化現實之間的沖突加劇。綠色價值批判理念與制度化的社會經濟政治現實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沖突，它無法認同現代工業社會和資本積累的邏輯，而全球化必然使自由市場邏輯橫行全球，加劇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危機；在內部，其價值理想與其政黨政治化的現實傾向產生日益尖銳的矛盾。綠色生態環境運動是向上延伸，繼續走90年代政黨政治的路子，從反制度主義逐步向制度化現實妥協；還是向下發展，回歸70、80年代大規模群眾運動、街頭抗議的傳統，擔當現行制度不可忽略的民間抗衡力量？這將是綠色環境運動不得不面對的兩難選擇。向上發展，融入現行政治體制，有違其無政府主義本質和后現代特點；向下發展，脫離制度化政治的框架，會使其社會批判缺乏挑戰資本主義的組織力量，并停留在文化抗議層面，不可能涉及與真正的生存保障問題有關的經濟政策、社會福利政策和勞動市場政策，更無法形成對經濟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脅。
對于綠黨和綠色運動的無政府主義本質和內在矛盾，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拉封丹曾有一個經典的分析。他指出，新運動是一個飽和社會中的典型現象。“新”社會運動的政治規則有根本上反制度的成分，而且帶有對制度化政治的解決問題能力持深深懷疑態度的特點。但是從歷史上看，這種反制度立場根本不是嶄新的，與歐洲工人運動中的無政府主義具有同樣的思維和認知方式。新運動的政治理論基礎深植于無政府主義土壤之中。與社會主義相比，它更接近強調分散社會的觀念，并且更徹底地拒絕資本主義。但是在與市場社會的妥協方面，它也更類似于無政府主義。英國左派安德森在2000年《新左派評論》改版第一期也指出，在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強大沖擊面前，也出現了有希望的民主化的挑戰力量。他把發達國家的女權主義和生態運動取得的勝利看作民主制度的力量的一部分，認為新運動是后30年發達社會中人類進步最重要的成分。但是他同時指出，新運動事實上也表明了它可以與資本積累的常規秩序和諧共處的特征。
因此，當前我們有必要注意當代無政府主義的復興及現實意義，研究以綠色環境運動為代表的新社會運動與新自由主義霸權的關系，而且尤其有必要從根本上對綠色環境運動這類后現代主義性質的文化批判進行徹底的檢討。只有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準確地判斷綠色環境運動的批判力度和未來走向，把握它與21世紀社會主義發展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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