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再質疑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再質疑

在中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應該是人們最熟悉的口號之一。作為一項司法政策，這個口號幾十年來似乎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規則，以至于幾乎沒有人懷疑過它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不過，一個基層檢察院近日一次小小的動作，就將這項政策推到了懸崖邊。  本周三中國新聞社報道，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日前悄悄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八字布告從看押室墻上撤下，代之以《犯罪嫌疑人權利義務告知書》。香港《大公報》的報道說，這不僅僅是簡單地放棄一句口號，而是內地人權保障事業的進步，也標志著司法理念的重要轉變。  很多人也許知道，在中國的看守所、拘留所、監獄乃至公安局的審訊室，“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一直以醒目的標語形式刷在墻上，白墻黑字，令初進這種場合的人一陣緊張。這個口號在平時的很多運動中，比如嚴打斗爭、集中宣判等，通常都會被司法機關置于醒目的位置。  從字面上理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包含兩個方面的政策意義：“坦白”是指嫌疑人如實回答審訊人員的提問，一個人對自己的違法行為，如果主動坦白就會獲得從寬處理；“抗拒”則是指不如實回答訊問，如果抗拒不交代，將被從嚴懲處。  但實際上，這個口號與現行法律規定和法律理念并不相符。按照刑法確立的“罪刑法定原則”，一個人因犯罪所受的處罰，只能與其犯罪事實相適應，面對偵查、審判人員調查時的坦白或抗拒態度，并非犯罪事實，也不當然構成從寬或從嚴處罰的理由。  《刑法》第６７條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對自首者，只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言外之意也可以不從輕或減輕處罰。換句話說，坦白并不當然意味著會從寬處理。  根據法律規定和現代司法理念，如果嫌疑人僅僅“抗拒”不說而沒有其他法定的從重或加重處罰情節，對“抗拒”者也不能“從嚴”處罰。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口號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在當時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有關基本法律還沒有完善的時候，這個口號對于打擊犯罪特別是“反革命犯罪”有積極作用。當時新政權成立不久，犯罪較多，社會治安還不穩定，對犯罪嫌疑人實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組織，從快偵破和打擊犯罪。  但現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歷史背景已經遠去，在強調法治的當代社會，程序的正當性和尊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利的原則，使得這一口號已經過時。  現代法治理念承認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內的所有人的基本人權，其中一個重要理念就是“不得強迫人們自證其罪”，我國于１９９８年簽署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也規定：“任何人不受強迫自證其罪”。這個觀念其實很簡單——人人都有保護自己的心理趨勢，即便自己犯了事，也會不自覺地隱瞞或者抗拒不說——這是人類自保的天性，司法應當尊重這種天賦的人權。  說到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提及著名的“米蘭達規則”，它的核心內容是指偵查人員必須告知嫌疑人“有權保持沉默”。現在，嫌疑人與被告人的“沉默權”已經被很多國家的法律認可。沉默權的實質，就是尊重人們“不自證其罪”的權利。  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看，既然坦白不一定從寬，抗拒也不當然會從嚴，那么，提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則是對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誤導或誘導。幾年前，《中國青年報》曾經發表題為《坦白從寬是誘供 抗拒從嚴是逼供》的評論文章，精辟地揭示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個口號的弊端。今天，我仍然引用這個標題，以表示對“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口號的否定態度。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口號可能導致的另一個可怕后果，則是促使偵查人員和司法人員過分相信、依賴口供，在偵查過程中如果發生“抗拒”不說的情形，就會誘發司法工作人員的刑訊逼供。摒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僅承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而且可以改變偵查和司法人員的理念，改變一味追求口供的心理趨勢。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現代法治理念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早已過時，甚至有背于法治原則。而事實上，現在已經有很多的地方司法機構開始淡化這個口號甚至不再提及。海淀檢察院將這個口號撤下來，并代之以《犯罪嫌疑人權利義務告知書》，這種旗幟鮮明的行為，是順應法治潮流，尊重人權的表現。如果有中央司法機構承認這一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一口號就可以被徹底打入歷史的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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