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歷程及其發展展望

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歷程及其發展展望

　　【內容提要】文章指出當前情報學研究所呈現出來的“經濟學化”研究趨勢是經濟學向情報學擴張與滲透的“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又一具體表象，并對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歷程進行了回顧，對其未來發展進行了展望。
【摘  要  題】理論探索
【關  鍵  詞】情報學/經濟學化/情報經濟/情報經濟學/信息經濟/信息經濟學

　　　　1　“經濟學帝國主義”與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
　　近數十年來，經濟學不斷地向其他社會科學擴張與滲透，形成了許多以經濟學方法作為分析方法或體現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學科。經濟學界稱這種現象為“經濟學帝國主義”[1]。情報學究竟是不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界一直都存在著爭議。文獻[2]明確提出情報學就是一門社會科學；文獻[3]則認為情報學是介于自然科學、技術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綜合性邊緣學科，這種觀點在國內情報學界一度影響較大；而文獻[4]則針對這種分歧，就國外的最新進展情況，對上述情報學的學科性質問題作了綜述研究，予以了有關問題以進一步的深入探討，指出國外情報學界目前依然有許多研究者把情報科學視作一門社會科學。盡管情報學的社會科學的學科性質定位至今在理論界仍未完全取得一致，但是不管怎樣，情報學與社會科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或者說情報學本身就具有著社會科學的屬性這一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經濟學已經滲透、侵入到情報學領域已是不爭的事實，情報經濟學的產生如同法律經濟學、教育經濟學、家庭經濟學等學科一樣已經成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又一具體表象。
　　“經濟學帝國主義”對情報學的這種侵入與擴散換一個角度而言實際上也就是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趨勢。情報學具有跨學科領域的本質。國外有研究者將情報學研究劃分為三大領域：管理問題（如工作表現測評、個人技能、個人隱私）、核心活動（如數字圖書館、智能代理、交互性、情報檢索、知識管理）、應用性（如工作流、文獻管理、互聯網與內部網），情報學這三大領域的發展涉及并依賴于多個學科領域：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范疇的工商管理、計算機科學、工程技術[5]。可見，情報學研究所呈現出的經濟學化特征就是作為其來源與支柱的經濟學范疇的工商管理領域對上述三大領域的情報學研究發展施以影響與作用的必然結果。情報經濟學作為經濟學與情報學相結合的產物，它的出現正是這種影響與作用的具體表象，它的向前發展則表明情報學研究的經濟學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劇。情報學是為了解決情報需求與情報服務而產生的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作為信息產業的組成部分，情報工作的開展、情報事業的發展必然要涉及到現實經濟問題，必然要認真地考慮其經濟效益。尤其當處在市場經濟的外部環境這個大背景下，情報工作更加強化經濟核算與管理，突出經濟效率與效益這一目標；整個情報事業開始市場化；情報產品不再作為一種福利品而是成為一種商品；出現情報產業這種新的經濟形態與情報經濟這種新的經濟現象已成為必然。縱覽情報事業的整個發展歷程，不難發現，情報事業的發展歷程也就是一部情報事業的經濟化演進歷程，情報產業與情報經濟現象的出現是其最終必然結果，我們可以將它的整個發展歷程簡約地歸納成以下演進路線：情報工作的誕生、情報機構的建立與情報事業、數據庫事業的形成和發展、情報事業的產業化、情報產業[6]，直至情報經濟的出現。當然有研究者為了突出情報檢索在情報工作與事業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如下的演進路向：情報（的產生）、情報檢索（的出現）、情報檢索技術及系統（的出現）、數據庫（的產生）、數據庫服務產生（情報服務產業）的興起[7]，直至情報經濟的出現。與上述情報事業的經濟化發展演進路向相對應的則是，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順應形勢發展針對實踐需要而不斷向前深入推進。
　　　　2　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歷程回顧
　　最初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與情報檢索的評價研究相聯系的，即主要是評價情報檢索服務的成本與效率。隨后，情報商品化、情報的價值與價格、情報傳遞的成本與效益，以及情報工作的效率與情報事業的經濟管理也成為了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主要議題，再接著是情報市場、情報（檢索）產業、情報事業的經濟發展及其宏觀經濟研究等領域，直至最后作為一門學科形式關注整個情報經濟現象，使有關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成果得到了系統化了的“情報經濟學”的產生。情報經濟學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標志是1979年在荷蘭海牙召開的國際性的情報經濟學年會。經過20多年的發展，情報經濟學已初具雛形，與情報研究學、情報檢索學、情報咨詢學、情報管理學等一道成為了情報學眾所周知的重要分支學科。理論界就認為包括情報經濟學在內的共計11門具體的分支學科共同構成了情報學的整個分支學科體系[8]。對于情報經濟學的研究主題，國外有學者將其歸納為情報產品和情報服務的成本分析、情報的價格、情報服務的效果與效率、情報傳播的成本——收益分析、情報價值的實例分析、情報和生產力的宏觀經濟研究以及情報服務的增值過程、聯機檢索的經濟問題、情報處理的經濟問題等9個領域[9]，而國內的學者則將其歸納為情報價值的研究、情報商品屬性的研究、情報產業的研究、情報市場的研究、情報資源分配與管理的研究、情報效益的研究、情報成本與價格的研究、情報經濟管理的研究、情報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情報學與經濟學關系的研究這10個方面[10]。但通常我們一般將情報經濟學研究歸納為情報商品與情報市場研究、情報經濟效益研究、情報經濟管理研究、情報產業和信息化社會發展研究這4個方面，圍繞上述4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在國內階段性的集大成著作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11]。這些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進一步證實“經濟學帝國主義”存在的同時，也更加明顯地表明了情報學研究的經濟化特征與趨勢。
　　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之上，面向新千年的20世紀的情報學“經濟化”研究又有了新的發展，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情報經濟學作為一個分支學科被納入到“信息經濟學”這樣一個更大、更為寬闊的范圍內加以研究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情報學的“經濟學”研究從圍繞某一主題零散地開展研究，如情報的經濟問題[12][13]、情報市場[14][15]、情報產業[16]、情報商品[17]等等，發展到體系化地、系統地進行研究，如相應地正式出現了以“情報經濟學”命名的理論著作[18]（以上舉例均指國內的研究情況，不涉及國外的情況，以下舉例與此相同），這是一次飛躍。現在又由情報經濟學的系統化研究發展到站在信息這樣一個新高度，在信息經濟學這樣一個更大的范圍、更為寬闊的視野內系統化地研究情報經濟學[19]，則又是一次飛躍。在實踐工作中，“情報”與“信息”是難以絕對區分開的，而“情報”實際上也就是一種知識信息，一種情報信息，因此將“情報經濟學”納入到“信息經濟學”中進行研究，這表明了情報學“經濟學化”研究的向前推進與發展。情報經濟學在信息經濟學中的定位是前者只是后者的一個分支學科，具體地講，就是信息經濟學是以一切有關信息轉換的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和內容的，而情報經濟

學則僅僅只是其中的有關“知識與情報傳輸系統的經濟研究”[20]，或者說，僅僅是其中的有關“知識信息服務的經濟研究”[21]。當前情報經濟學已經很少單獨作為對象進行研究，而是更多地將它納入或者說融入信息經濟學中，以信息經濟為對象予以研究。對于這一點，有人提出了這么一種觀點，認為曾經流行于圖書情報界的情報經濟學之所以會銷聲匿跡，其原因就在于情報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是不能成立的；情報經濟學與信息經濟學是同一門學科，二者具有同一性；這是由于兩門學科共一個英文學名因而在學術界造成的學科分類混亂現象[22]。毫無疑問，這種看法是極其錯誤的，情報經濟學作為信息經濟學的分支學科而被納入到信息經濟學這樣一個更大的范圍之內進行研究，并不能否定情報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學科存在的事實，二者不是同一學科[23]。實際上，情報經濟學的發展一時一刻也沒有離開作為其上位類學科的信息經濟學的影響，而信息經濟學的發展也同時促使情報經濟學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不斷得以拓展和創新。對于由情報經濟學拓展演化而來的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有研究者從經濟行為中的信息活動、信息產品與信息服務、信息系統和信息市場、信息產業、社會信息化這5個方面對信息經濟學所取得的進展進行了階段性的總結和歸納，描繪了經過20世紀的大發展，面向21世紀的信息經濟學的新景觀，指出“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信息經濟學帶有濃厚的信息學（情報學、文獻學、圖書館學）色彩，那么（20世紀）90年代的信息經濟學則帶有濃厚的經濟學味道了”[24]。總的說來，20世紀情報學視野中的信息經濟學研究其涉足領域主要圍繞著信息與信息資源、信息商品、信息市場、信息營銷、信息產業、信息經濟效益、信息投資、信息工作經濟管理、宏觀信息經濟與社會發展以及信息經紀人等主題而深入展開[25][26]。
　　20世紀的情報學“經濟學化”研究所取得的新發展所體現出來的另外一方面特點，在于它隨著所處社會經濟這個外圍大環境的改變而改變，它所運用、移植的經濟學理論與方法，以及由此而來的它的實踐取向隨著經濟學自身發展而得以發展。還是以國內研究為例。大致地說，國內經濟在改革開放前是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初期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從1992年起至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內的情報學理論與實踐工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所處經濟環境的烙印，而隨著上述經濟環境的發展而發展。這可以從諸如《論計劃經濟下的競爭情報》[27]、《市場經濟與情報信息工作》[28]這一類學術論文的文題及其內容得以清楚地反映。又如，我們國家自1958年建立起科技情報事業，一直到改革開放，都與前蘇聯與東歐國家一樣，由于實行的是單一的傳統計劃經濟，對商品經濟持否定態度，因而理論界嚴格遵循前蘇聯情報學家米哈依洛夫的觀點：“科學情報不是商品”[29]，而不將情報當作商品，認為社會應無償使用情報機構提供的情報產品，整個情報機構屬于非經濟性、非贏利性的社會公益性事業機構。但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化取向經濟改革的向前推進，情報開始商品化，情報理論界及其實踐體現——情報機構與情報事業也相應發生轉變，于是乎曾經作為計劃經濟棋盤中一個棋子的情報機構也開始相應地進行情報體制改革，使之轉型為作為市場經濟大家庭一員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營性實體”[30]。再如，即使同樣是探討“情報經營”的論文，通過對其內容的分析，也會明顯地發現有的烙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痕跡[31]，而有的則烙著“市場經濟”的痕跡[32]。
　　　　3　情報學“經濟學化”研究的發展及其未來展望
　　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在早期還僅僅只是引入經濟學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運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產出分方法等這些基本方法，借鑒當時流行的廠長（經理）負責制、承包經營責任制、合同制等經濟實踐模式，作為其研究基礎的經濟學基礎理論是勞動價值論，而研究所用的經濟學范多也還是當時處于支配地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如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階段模式[33]。但是隨著經濟學自身理論研究的向前發展，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所運用的經濟學概念、方法，以及基礎原理，甚至是“范式”、整個的理論體系也都相應地發生了變化。為了更加深刻地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以情報（信息）商品價格的形成基礎這一問題為例。信息商品的定價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國情報理論界與實踐界。總的來看，有關信息商品的定價基礎，學術界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壟斷價格論[34]、效用價格論（使用價值決定論）[35][36]、價值決定論（價值價格論）[37]。前面的兩種觀點盡管很早就同價值決定論一道被提出，但是由于受所處外部經濟大環境的影響與束縛，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從整體上說國內情報學界對前兩種觀點持的是否定或批判的態度，而對價值決定論則持肯定或者說維護的態度。長期以來，國內經濟學界奉傳統的勞動價值論為“圣經”，不敢越雷池半步。受經濟學界這種認識的影響，國內情報學界對于情報（信息）商品的定價基礎問題也采取了與這一時期經濟學界相一致的做法，即不容置疑的主流理論觀點是“勞動價值論是信息商品價格的理論基礎”[38]，而對其它觀點橫加批判，或者依然以勞動價值論為主，借鑒其它觀點進行“折衷”，如有研究者就認為信息商品生產過程所具有的不同于物質商品生產的非重復性這一特殊性決定了信息商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在事實上具有了同一性，二者在信息商品中是等價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信息商品價格的形成基礎既是信息商品的價值，也是它的效用（或使用價值）[39]。毫無疑問，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將價值決定論與效用決定者進行“折衷”，其分析方法與研究框架依然還是屬于價值決定論范疇，其實質是在價值決定論的范圍內進行局部的修補與改良。隨著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1993年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開始建立，一批充分體現上述精神與認識的有代表性的學術論著紛紛出版[40][41]。可以說，這些認識在改變國內經濟學界原有的舊觀念的同時，正在日益成為理論界新的主流觀點。與此相對應，國內情報學界受經濟大環境的影響，也開始對長期以來處在主流地位的將勞動價值論作為信息商品價格基礎的這一觀點予以重新的審視，這一跡象早在國內經濟學界開始爭論要不要捍衛傳統的勞動價值論的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就已顯露，如文獻[42]就從價值決定論的理論基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或者說價值規律出發，通過論證勞動價值論（價值規律）所面臨的危機和價值決定論對信息市場的種種誤導，明確地對長期處在“話語霸權”狀態的信息商品價值決定論提出了置疑，指出在馬克思提出勞動價值論的時代，以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和信息產業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其后的100多年時間里，科學技術與社會生產力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得這些理論需要在實踐中加以補充和發展。因此在當前新的歷史條件下，應當大力提倡信息商品的價格市場決定論，以此來取代長時期在情報學界處于主導地位，流行一時的信息商品價格價值決定論。
　　除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自身發展會推動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向前發展之外，國內經濟學界對于西方經濟學的重新審視與評價也極大地促進了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目前，隨著國內較以前更加注重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引進，越來越多的

西方經濟學理論，甚至是前沿理論被引入到情報學的研究中來，這也極大地推動了當前情報學研究的經濟學化發展趨勢。例如，運用從經濟學的“母體”中脫胎而來的市場營銷理論來競爭情報研究[43]；運用經濟管理領域的供應鏈管理理論來從事競爭情報研究[44]和（情報）信息服務模式研究[45]；運用經濟管理領域的另一熱點理論——流程再造理論來審視網絡環境下的情報工作[46]。又如，引入當前經濟學的前沿理論——“委托－代理理論”對情報（信息）經紀業進行了深入探討[47]。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情報學研究中對于博奕論理論的引進。自從1994年三位研究博弈論的經濟學家榮獲了該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博奕論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學思想和方法，被經濟學界廣為運用，成為當前經濟學研究的熱點與前沿。有研究者敏銳地抓住這一前沿，將博弈論引入了競爭情報研究[48]。更有研究者指出“經濟學中研究的信息其實質就是情報學意義上的‘競爭情報’”，“經濟學（特別是引入博弈論后的經濟學）使人們更好地了解了競爭情報的作用方式”，通過介紹西方微觀經濟學中市場結構理論里的“庫諾特”（古諾）模型在引入博弈論后的幾種演變模型，對競爭情報進行了深入探討，強調了要充分利用博奕論和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加強競爭情報研究中的情報分析手段[49]。此外，作為市場經濟理論重要組成部分的競爭理論也與競爭情報研究聯系了起來[50]，在競爭情報研究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環境相適應的競爭情報理論體系，從而為競爭情報實踐提供高水準的理論與操作指導，已經成為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向前發展的必然趨勢。
　　而與此同時，將曾經流行一時的情報經濟學納入其中的信息經濟學研究在走向21世紀之際也有了新的發展與突破。這種發展與突破主要是沿著以下3條主線進行的：
　　(1)第一條主線是有關信息資源、信息經濟等的基礎理論研究無論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較以前有了突破，更向前推進了一步。情報或者說情報資源，作為情報學的研究對象，被納入到信息資源這樣一個層次更高、視野更為廣闊的范圍加以審視和研究。圍繞信息資源的系列經濟學考查自然成為了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所關注的基本問題。在研究的早期信息資源的經濟學特征被認為是作為生產要素的人類需求性、稀缺性、使用方向的可選擇性等這3種所有經濟資源都共同具有的一般經濟學特征，和共享性、生產中的不可分性、使用中的不可分性、不同一性、駕馭性等這5種只有其自身才具有而其它經濟資源所無法替代的特殊經濟學特征[51]。而現在信息資源的經濟屬性被認為是稀缺性、預算約束性、邊際性、外部性和非競爭性等，除此之外，信息資源作為一種無形資源還具有作為人類開發利用有形資源的中介、提高有形資源的利用率以及減少其消耗、一定程度上替代有形的物質資源、拓展人類可利用的有形資源的范圍、創造新的物質資源等重要經濟功能[52]。兩者加以比較，當前對于信息資源的經濟屬性無疑較以往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除經濟學特征之外，信息資源的經濟學配置問題也是近年來該角度信息經濟學研究的一大突破領域。毫無疑問，信息資源的配置是信息經濟學的主要內容[53]，早期這方面的研究總的來說側重于對信息資源配置的具體問題與方法的操作層面進行分析，如信息資源配置的質量問題[54]、信息資源的區際配置[55]、信息網絡（信息資源）的區位整合[56]等。隨著研究的深入，西方經濟學中的福利經濟學理論，或者更為準確地說，“帕累托最優”理論被引入信息資源的配置研究中，當信息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時，我們則認為此時實現了信息資源的有效配置，它具體地表現為信息生產、信息市場與信息產業三方面在經濟效率上具有著有效性[57]。然而，運用帕累托最優分析資源配置，其前提是所配置的資源必須是實物形態的資源，它們只能“替代”而不能同時空“共享”。而信息資源不具備物質資源那樣的時空惟一性特點，將帕累托最優理論用于分析信息資源的有效配置或者說配置效率時，必然存在著先天缺陷。因此，理論研究的縝密性迫使我們必須深入地探討信息資源有效配置中“帕累托最優”理論的適用性問題[58]。這就要求我們在分析信息資源的配置效率時，必須將知識產權要素納入進來作為一個經濟參數予以考慮。信息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其實質意義也就在于信息資源做到了充分共享，使信息內容取得了時空分布的社會效用最大化。隨著研究的向前發展，所有用戶對某一公共物品的收益之和即資源共享的“聯合收益”這一概念及其相關理論被引入了信息資源的共享研究領域[59]，這是當前信息資源共享研究得以繼續向前深入發展的一個新亮點與突破口。2001年武漢大學馬費成教授所申報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網絡環境下信息資源共享的效率研究”獲得批準立項，有關網絡環境下信息資源的“聯合收益”及其成本測定研究已經同網絡環境下信息資源共享效率的測評指標及模形研究、網絡環境下信息資源的有效配置模式及對策研究一道被視作是完成這一重大課題而需要努力加以解決的三大難題[60]。另外，由于信息資源配置具有“公共性”等，因此，信息資源配置中往往會出現“市場失靈”現象，這就需要進行“政府干預”，但政府干預市場的同時也會產生“政府失靈”。這樣有關信息市場失靈與相應的政府干預，以及如何防范由此帶來的政府失靈，而建立有效的政府干預機制，并使市場與政府干預手段有效地相結合等研究成為了當前信息資源的經濟配置研究中的又一大突破口和又一新的閃亮點。[61][62]。
　　除上述信息資源的基礎理論研究取得新的進展之外，情報學界在跨入21世紀之際對有關信息經濟的基礎理論研究也同樣取得了新的進展。西方經濟學中有關外部性、公共物品、非競爭性、壟斷、不完全信息以及產權等理論先后被引入信息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的研究之中，如運用外部性理論研究和考查信息生產與信息服務[63]、運用產權理論，從產權的角度審視信息服務活動[64]等。而有關這一方面的探索在國內情報經濟學與信息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武漢大學的馬費成教授翻譯的《信息經濟學》一書中得到了較為全面詳盡的反映[65]。
　　(2)第二條主線就是沿著從情報經濟到信息經濟再到知識經濟這條邏輯思路演進。自從1996年經合組織(OECD)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專題報告中提出“知識經濟”以來，知識經濟成為了國內理論界討論的熱點話題。國內情報學界早前對“情報經濟”，而后是對“信息經濟”的熱烈探討與關注也隨之轉移到了“知識經濟”身上。一時間對知識經濟本身的理論探討，和有關信息經濟與知識經濟兩者的關系與比較研究成為了情報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許多研究者就從情報學的角度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探索。例如，有研究者就從與情報學密切相關的“信息學”與“知識學”，以及經濟學、資源學這四個角度對知識經濟進行了探討，對知識經濟的基本特征進行了分析[66]。而從情報學角度對信息經濟與知識經濟二者關系進行研究的論文則更是層出不窮，如文獻[67][68][69][70][71]。至于信息經濟與知識經濟二者的關系，信息經濟不家烏家培將已發表的眾多論文中的觀點歸納成以下四種類型關系：實同名異、大同小異、小同大異、實異名異，指出這四種關系中前兩種是符合實際的，因而是正確的；而后兩種難以成立，不盡正確[72]。毫無疑問，烏家培先生的觀點是極其正確的，在通

常情況下，對于二者的關系，我們的看法是“知識經濟的基礎是信息經濟”[73]，信息經濟向前發展便會是知識經濟。對于從信息經濟到知識經濟的這種演進發展及其內在實質聯系與相互差異，國內著名情報學家馬費成教授特意以“從信息經濟到知識經濟”為題名，撰文予以了深入的探討[74]。我們知道，曾經流行一時的情報經濟由于隨后被納入信息經濟的范疇而在當前變得銷聲匿跡，而信息經濟又是作為知識經濟的基礎而存在的，由此可見，情報經濟與知識經濟及其有關理論研究之間是有著一脈相承的某種內在聯系和邏輯演進的。對此，烏家培先生給予了肯定，明確指出：“前幾年，國內把情報經濟學改稱為信息經濟學，其實情報經濟學同時也是知識經濟學”[75]。
　　(3)第三條主線是向著電子商務與網絡經濟的方向演進。電子商務被視作是“21世紀信息時代的信息經濟核心”[76]，這種將電子商務作為信息經濟的新發展，而納入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之內的做法，較之將電子商務僅僅視作是一種“新型商務手段”[77]而言，無疑是一次巨大的超越。電子商務是網絡經濟的重要表現形式，或者說就是網絡經濟的核心，因此對網絡經濟的研究也就成為了當前信息經濟學研究大力拓展的又一新領域，武漢大學的馬費成教授在《情報理論與實踐》雜志所做的“信息經濟學”講座中就專門以“因特網發展的經濟分析”為題對網絡經濟研究領域進行了探討[78]。還有研究者對兩者的內在實質聯系進行了探討，從而得出了：“網絡經濟效應”是21世紀信息經濟增長的主體效應的結論[79]。除此之外，基于擁塞理論的網絡定價研究[80]、網絡站點信息服務的經濟學分析，如成本收益分析[81]等等也成為了當前情報學界對網絡經濟進行研究所到得的階段性成果。至此，我們如果將上述當前信息經濟學研究向前演進發展的后二條主線結合起來加以考慮，就會不難發現有關信息經濟、知識經濟與網絡經濟三者的研究[82]很明顯已經成為了當前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的重要內容和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這一點已經很明顯地體現在了當前的情報學教育，尤其是情報學研究生教育中，對此南開大學的王知津教授就作了有關的實證分析研究。王知津教授為了分析和研究我國情報學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方向，收集和查閱了包括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在內的28個情報學碩士點的招生目錄，通過將各碩士點單位所設置的研究方向與教學課程合并歸類為理論類、應用類、技術類、管理類這四種類型，從而得出了當前我國情報學研究生教育的整體現狀和發展趨勢。在王知津教授的實證研究中，有關信息經濟、網絡經濟的理論與應用研究儼然已經成為了當前我國情報學研究生教育中重要的理論類研究方向，這反映在整個的情報學研究生教育課程設置上就是其強烈地面向經濟趨勢[83]。總的來講，當前這方面研究的發展勢頭是好的。隨著20世紀末“曇花一現”的美國“新經濟”現象的出現給情報學研究帶來了啟示，以及加入WTO為國內情報學的經濟學化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可以預見，面向21世紀的情報學“經濟學化”研究必將會在這塊領域于不遠的將來獲得新的更大突破。
　　收稿日期：200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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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竹字頭下加廠里加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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