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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空間經濟學的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研究
簡論空間經濟學的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研究一、研究現狀
一般意義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最早是從國際關稅同盟的角度提出的，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目標、手段、貿易條款等進而轉向生產領域的聯合。國內有關區域經濟理論的研究，在過去更多的是介紹國外的有關理論，近些年才逐漸將視角轉移到國內。如張佑林（2000）認為所謂一體化，其含義可概括為：在一定區域內，通過統一基本方略、統一規劃布局、統一發展政策、進行資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調節機制，健全有效的激勵約束制度。宋巨盛（2001）認為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按照區域經濟發展總體目標，充分發揮地區優勢，通過合理的地域分工，在全區域內優化配置生產要素，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以提高區域經濟總體效益的動態過程。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包括產業發展一體化、生產要素市場一體化和區域城市發展一體化三個方面。從空間經濟學角度研究京津冀地區經濟，也逐漸進入了人們的視角。
二、研究意義
本研究通過空間經濟學視角研究京津冀地區經濟差異，合理地解釋該差距在一定時期合理差距的可能性與合理性。遵循產業集聚、產業擴散的一般理論，探索京津冀實現一體化、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
三、實證研究
根據空間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由于在實際的經濟現象中，經濟空間彼此之間存在距離，因此無論如何縮小貿易成本，經濟差異不可避免。這種差異體現在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資源稟賦等各方面。京津冀目前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根據各省市統計局的數據，2010年北京人均GDP達11630.23美元，天津為10595.03美元，河北為4161.17美元。凸顯了京津的強大經濟實力。北京第三產業達到70%以上，第一產業僅僅占到10%；天津第二產業優勢明顯；河北第三產業比重較小，第一、二產業比重均較大。而這種產業結構又是就業結構的表現。隨著中國大規模城市化的推進，會有更多的農業人口轉入城市。加上目前農業機械的迅速發展，農業機械化程度步步加強，也會產生更多的剩余勞動力。而在京津冀地區，農民工鄉土情結嚴重，會首選本區域城市。北京、天津這樣的城市經濟總量巨大，產業門類齊全，就業信息和就業機制相對更加靈活。無形之中會縮小工人、農民的信息搜尋成本。根據空間經濟學，由于這兩個首位城市產品種類多，同樣的工資水平會有更多的消費選擇，增加了消費福利，相對地就減小了消費價格指數。此即反映了成本關聯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同樣由于京津冀產業門類多，工資水平高，會吸引更多的產業工人，而且京津大量的外國駐華機構及旅游資源也會吸引更廣泛的人群，會帶動其更多的消費，反過來促動企業更大規模地進行生產，此即形成需求關聯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然而產業和企業的過度聚集也會增大企業之間更激烈的競爭，甚至會形成互相攻訐、惡性競爭市場份額的極端情況。果如此，企業就有離開和分散的動力。但是只有競爭的成本（比如因為工資上升、產品降價造成超額利潤下降）大于集聚獲得的收益時，這種擴散現象才會實實在在地發生。
目前，北京和天津任然表現出較強的吸引力，而隨著天津濱海新區的投產，這種吸引力還會有繼續加強的趨勢。盡管京津冀存在較強的行政干預，阻礙一體化的發展，但北京和天津仍然顯示了其黑洞效應。在國家戰略層面，對濱海新區投入了千億元以上的資金，對北京的城市改造、基礎設施建設也投入了不少資本。最直觀的結果就是這兩個城市的經濟總量快速提高，且近幾年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市內的交通、娛樂設施、公共生活基礎設施、甚至生活用水等各個方面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也就是說投入到這兩個城市的資金都發揮了效益，而且是帶動了全方位的社會進步。反觀河北，唐山依托其強大的制造業有較強的集聚人口、產業的功能，承德依托其旅游資源、石家莊發揮其交通樞紐功能有一定集聚力外，其它地區戰績平平。綜合來看河北規模以上工業的經濟數據，2011年，1到12月份，企業單位數是15994個，主營業務收入為31738.6億元，利潤總額1594億元，虧損企業1980個。月均增長值為10%左右，而天津1到12月份達到月均20%以上，北京也大概處于20%的水平。這從側面反映了區域經濟的自我放大效應。京津經濟體規模巨大，人均水平高，集聚力量強大，市場放大效應也強于同時期的河北。
為了從經濟中獲益，人們不惜住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也要想法在北京謀得一份工作。盡管交通擁擠不堪，人們還是欣然往之。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有數百萬工人移民到經濟機會集中的沿海地區，北京和天津更是吸引了為數不少的地區工人。但是，有關政府部門要動態地關注這三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程度及其結構，并制定相應的政策。以便使三省市在產業發展方面不至于過度地極端。因為極端就會很脆弱，經濟體系抗風險能力不強。只要市場預期有稍微的波動，就可能會發生突發性聚集。會對經濟造成劇烈的震蕩。美國的鋼鐵城匹茲堡就曾因為鋼鐵生產在經濟中占到80%以上，而在二戰后當美國進行產業升級，發展高新技術、服務業和金融業進一步興起時，匹茲堡不僅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反而因循守舊。成為一時間美國經濟的棄兒。接著就是經濟近乎崩潰。同樣經濟行為過度分散化，也會產生平均主義的落后思想，形成對經濟發展的無形桎梏。中國在20世紀50到70年代就實行國民經濟大而公的政策。實行區域經濟均衡化發展的政策，導致了失去的二十年。回到京津冀，以目前的發展水平，雖然在全國處于前列。但是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不足之處還有很多。依世界城市化規律、空間經濟學原理，當經濟發展到相當水平的時候，可以改變以往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實行均衡發展戰略。具體而言，就是在存在較大經濟差異的情況下（由非均衡發展戰略積累而成），實施均衡戰略，但要注意不要陷入平均主義的泥淖。
至于具體的產業調整方面，北京借助其得天獨厚的政治地位，加上其歷史、文化的淵源，可大力發展包括旅游、金融、餐飲、高科技等第三產業。適當加強對第一產業的培育，畢竟第一產業是基礎。天津則可承接北京的部分汽車業務、大力發展港口、物流、輕工業；特別是中間產品，一方面供應北京、一方面出口。河北可繼續發展重化工業，重視第一產業的完善，除滿足自身需求外，還可加強與北京、天津的商貿往來。
四、借鑒東京經驗發展京津冀
城市發展，交通順暢至關重要，注重方便、快捷的交通網絡體系建設，是確保都市圈產業聯動與一體化發展的前提和支撐。東京都市圈在每一次規劃中，都根據發展需要制定了相應的區域內交通規劃，遵循“優先公共交通”原則，使公共交通發揮最大作用。東京的城市軌道交通建設，在資金上還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如日本地鐵建設采用補助金制度，對于市郊鐵路，由國家和地方政府負擔36%的補貼，而對單軌等新交通方式，國家的補貼達2/3。
東京都市圈發展取得了以下兩點重要經驗：1.東京的工業結構演化模式。按照都市圈發展規律，需要有較大的經濟中心城市驅動并成為都市圈的核心，東京包括土地在內的各種自然資源十分有限，所以東京在發展中，運用了不同于歐美國家城市發展過程中低密度、粗放式的擴張模式，采用了以便利、完善的基礎設施為基礎，以集約化產業鏈為格局的發展模式，形成疏密相間、適度集中的都市圈。東京的工業進程經歷了初級工業化、重化工業化、高加工化和知識技術高度密集化階段，走過了一個逐步高度化和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的發展道路。2.東京的經驗。首先，在工業結構高級化過程中，經濟結構呈現出高技術化趨勢。其次，都市型工業是能夠廣泛吸收就業、為滿足現代城市功能服務的行業，這些行業一般具有勞動密集，花色品種變化快，耗水少、污染低，占地少的特點，從東京工業結構演化來看，都市型工業在整個過程中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直位于主導行業之列。第三，制定合理產業政策，推動產業鏈形成，有助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在東京都市圈形成過程中，日本政府積極、適時、主動地實行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從而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第四，充分重視與構筑合理產業鏈，以優化的城市職能分工促進區域共同發展。
另外，在政策方面，政府沒有足夠的影響力以使社會預期向著政府意愿的方向發展。在這方面，政府是大有可為。一方面充分發揮示范效應。通過幾次典型的許諾，并認真兌現許諾，讓社會充分信任政府的政策。其次，政府根據長遠的經濟發展規律，制定各時期的具體政策，并設計合理的激勵機制引導社會預期。在這兩點之后，政府就可以相對自由地讓社會經濟活動理性地在空間進行分配。不管是在非均衡發展時期還是在均衡發展時期，都能實現經濟效率的優化。
五、地區經濟政策探討
在農村地區，政府可以保持中立，并在某些地方為可能發生的城市化建立制度基礎。良好的土地政策至關重要，為所有人提供基本服務的政策同樣如此。在城市化迅速發展的地區，除制度以外，政府還必須保證連接性基礎設施的建設，以擴大不斷增長的經濟密度所帶來利益的受惠范圍。這一點可以借鑒中國重慶直轄以來的建設經驗。這些想法可以在河北廣大的腹地加以貫徹實施。
在北京和天津發達的地區，除制度和基礎設施外，有必要采取針對性干預措施來解決貧民窟問題。但是，如果土地和基本服務等方面的制度效率不高，交通基礎設施缺位，這些干預措施將不會奏效。由于貧困人口很可能遷離貧窮地區，所以落后地區常常并不一定是貧苦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政府如何通過政策組合來促進京津冀地區的一體化，同時減少所有地區的貧困才是最后目標。落后地區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與發展較好的地區經濟距較遠。但除此之外，不同地區的經濟地理并不相同。(www.baimashangsha.com)在人煙稀少的地區興建昂貴的基礎設施，或者鼓勵公司向這些地方搬遷，意義不大。而將基本服務推廣到各個地方——即使到達這些貧困地區的成本較高——則具有更重要的意義。鼓勵人們移民在一體化政策中應處于優先地位，保證土地市場更好運作和提供安全以及提供學校、街道和衛生設施服務的制度也非常重要。將經濟一體化原則付諸實踐，不僅要求識別最有利于實現經濟區域的集聚和不同地區生活水平趨同的市場力量和政府政策，而且也必須認識到市場力量的作用因經濟地理的不同而有強弱之別。世界發展報告曾經研究過此類現象。本研究將空間在政策中的潛流地位提升為眾人矚目的焦點，從而凸顯了地理因素對經濟機會的影響與作用。
經濟密度是地方至關重要的特征。在距離近，文化和政治分割不嚴重的情況下，政策面臨的挑戰就是實現合理的密度，即利用市場力量鼓勵村、鎮和城市的經濟集中和生活水平的趨同。然而，迅速的城市化導致了堵塞現象，進而凸顯了距離的重要性；而城市內部的貧民窟和其他地區也可能分割嚴重，涇渭分明。如何幫助公司和工人減少與經濟密集區的距離是政策面臨的挑戰。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降低交通運輸成本，從而促進勞動力的流通，正是政策的主導性機制。國際上，距離對進軍世界市場產生了影響。分割造成了邊界的不可穿越性以及貨幣與規則的差別，這是比距離更棘手的問題。地方吸納生產和人口的速度各異，導致了收入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平等分配。
地區集聚現象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生活水平先分化，后趨同。在國家上如此，在京津冀地區也同樣是如此。向毗鄰利益區移民集聚經濟吸引人口和金融。今天，為獲取獲利機會，資本常常遠距離迅速流動。人口也流動，但較之于資本，更多的是流入附近的集聚區。一旦有工廠和人口流向某個地方，其他工廠或人口就會接踵而至。對于經濟增長所必需的部門結構轉變，即農業經濟向工業和服務業主導型經濟轉變所引發的勞動和組織變革，我們耳熟能詳。本研究討論了區域發展過程中同樣不可避免的空間轉變。在可預見的將來，高密度、短距離和低分割仍將是經濟成功發展的基本條件，對這些條件應該予以促進。隨之而來的是不平衡增長。輔之以適應區域經濟地理狀況的一體化政策，這些變化也能夠帶來普惠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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