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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專家另眼看“三農”
農業專家另眼看“三農”
當前，隨著中央一系列支農政策的出臺，“三農”問題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近日召開的全國“三農”問題研討會上，一些農業專家從全新角度揭示了當前“三農”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選擇。
農業不能按工業去搞
針對當前我國一些地區用工業模式來發展農業，大搞農業園區建設的做法，民建中央副主席、原農業部副部長路明研究員認為，這一現象很值得注意，農業生產有其自身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報酬遞減規律和家庭分散經營特性，這就決定了農業不能按工業模式去搞。
農業報酬遞減規律是指生產要素的投入增長，使產量最初呈現同步增長，當投入達到一定水平時，再增加投入，產量增長的比例逐漸減小，最后甚至不增長。增加農業產量有兩條路，一條是擴大耕地面積，走外延發展道路；另一條是提高單產，走集約戶經營道路。擴大耕地面積受可耕地資源限制，提高單產受報酬遞減規律制約。
而家庭分散經營特性是指以家庭經營為主要經營組織形式，充分利用剩余勞動時間，發揮家庭經營優勢的特性。農業生產勞動時間和生產時間不一致，具有很強的季節性。由于受氣候影響，為了不誤農時，即便是在深更半夜也要勞動；農業土地遼闊，對勞動評價也很難。這就形成了家庭分散經營特性。
上述這些特點決定了農業發展的獨特自然規律，而這些規律與工業發展模式是不一致的。因此，農業發展必須要尊重自然規律，而不能按工業發展模式去搞。事實也證明，許多農業園區建成之時就是虧損之時。
路明研究員的觀點得到了一些與會專家的贊同，他們說，當前世界農業發展成功的國家，都是以家庭經營為主要經營方式，即使是像美國那樣高度機械化的國家，也沒有擺脫家庭經營的特征。
退耕還林花了“冤枉錢”？
提起當前生態建設中存在的問題，與會專家們對退耕還林、防沙治沙、水資源利用、生態農業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等，發表了一些獨特見解。
路明研究員等專家認為，生態建設要尊重客觀規律，如按客觀規律去做，就會起到四兩撥千斤、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則就是拿納稅人的錢瞎折騰。以退耕還林為例，實施了幾年之后才認識到封山育林、靠大自然自身修復力來恢復生態更為符合實際，而此前國家投入了那么多錢種樹種草等于“白花”了。如果能早認識到這一點，退耕還林這筆“冤枉錢”就可以節省下來。此外，防沙治沙法讓我們去治沙漠也違背了客觀規律。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是防沙治沙法沒有分清沙漠和沙地，沙漠是不可利用，而沙地是可以利用的。
水資源在西部地區生態建設中的利用，也是專家們關注的一個問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李立科、王兆華等人認為，在西部生態建設中，特別是在發展生態農業中，水資源緊缺是最大的制約因素。他們經過十多年的試驗、調查、觀察和查閱資料，認為西部地區自然降水的６０％被蒸發了，它比流入河流湖泊和地下水資源總量大６倍，是西部開發的新水源。為此，他們通過對農田的自然降水去向進行試驗和作物耗水量分析，提出了應用“留茬少耕或免耕秸桿全程覆蓋技術”等新的耕作技術，開發農田蒸發水的新思路。
據李立科介紹，“留茬少耕或免耕秸桿全程覆蓋技術”是在借鑒國內外實施保護性耕作法的經驗，結合我國西部地區雨養農業的特點，經十多年研究、示范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具有一定的先進性、新穎性和可行性。通過對農田留茬秸稈全程覆蓋，有效地減少水分蒸發和流失，把自然降水的保蓄率由傳統耕作法的２５％－３５％，提高到５０％－６５％，可為每公頃農田增加６００－１２００立方米水分，開發了農田蒸發水，有效地克服了西部地區干旱對農業生產的影響，防止水土流失和沙塵暴的產生。
另外，生態農業在環境治理中作用，也為專家們所津津樂道。中國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慶根認為，稻田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最為明顯，是“人工濕地”。我們的祖先在開發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四川平原時，用稻田替代自然濕地，起到了和濕地一樣的涵養水源、凈化水源的功能。現在，東部沿海地區大量毀壞稻田已引起有關學者的重視，但正面呼聲還夠高。他認為，目前，國家對保護天然濕地十分重視，但更應該重視保護“人工濕地”。
警惕土地成為“地方銀行”
土地是農業和農民的命根子，也是國家對農業宏觀調控的閘門。可近年來，隨著一輪又一輪的經濟開發熱，侵占農田的事件屢見不鮮，土地糾紛事件時有發生，成為當前“三農”問題的一個熱點。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些問題呢？
四川農業大學教授張文秀等專家認為，主要是地方政府把土地當成了“地方銀行”和“第二財政”。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縣以下的金融網點基本撤出，致使地方政府資金來源緊張。沒有錢，沒有銀行，地方政府便把目光盯在了土地上，將
土地當成了“地方銀行”和“第二財政”，缺錢就靠向農民征用土地，然后再拿到市場上出售，換取資金。
中國土地規劃研究院黃小虎的研究表明，各級政府２０００年一級市場土地收入為６２４億元，二級市場為３１５８億元，比一級市場高出５倍；２００１年一級市場土地收入為１３１８億元，二級市場為７１７８億元，比一級市場高出５．４倍，政府收入由２０００年平均每畝的２．６萬元增加到２００１年的８．４萬元。這就是“以地生財”和“土地是第二財政”的來源。加上“暗箱”操作，政府官員為了“政績”和從中“尋租”，成為生產腐敗的“黑洞”。
目前，在上訪農民中，土地問題占第一位。雖然國家先后頒布了《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但對如何保護農民的利益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據估計，近２０年來，國家向農民征用土地約１億畝，利用壟斷一級市場的辦法，用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變為國有，然后按市場價出售，獲得征地補償費與土地市場價的差價約為２萬億元（每畝差價２萬元），每年為１０００多億元。
路明研究員也認為我國存在著“土地銀行”。他說，新一輪的投資熱是怎么來的？就是由靠土地到銀行擔保貸款，或者以土地招商引資引發的。據統計，現在，西部地區靠土地擔保貸款占貸款總額的４５％左右，而從土地上得到的錢相當于地方財政收入。這種作法不但造成了農業資本外流，同時也帶來了眾多的土地糾紛。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經濟社會問題。因此，當前我國亟待完善土地制度，廢除國家用于經營性的土地征購制度，允許農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權進入一級市場。
民間信貸是當前中國農村比較普遍的一種借貸方式，由于對其缺乏正確引導，這種借貸方式存在很多問題，成為國家禁止的借貸方式。但農業部高級經濟師、政法司原司長郭書田等專家卻認為，民間信貸是農民獲取資金來源的一個重要渠道，在當前農村金融組織不鍵全的情況下，如何引導民間信貸公開化、合法化，并向組織合作方向發展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郭書田說，既然允許外國人在中國開辦銀行，就不應該再限制農民依法興辦金融機構。為此，他和一些專家們建議，允許農民建立以自我為主的合作性質的金融組織，辦理農民的存貸業務。經過改革，把信用社恢復為農民的合作金融組織，并在縣以上建立農民合作銀行。
土地當成了“地方銀行”和“第二財政”，缺錢就靠向農民征用土地，然后再拿到市場上出售，換取資金。
中國土地規劃研究院黃小虎的研究表明，各級政府２０００年一級市場土地收入為６２４億元，二級市場為３１５８億元，比一級市場高出５倍；２００１年一級市場土地收入為１３１８億元，二級市場為７１７８億元，比一級市場高出５．４倍，政府收入由２０００年平均每畝的２．６萬元增加到２００１年的８．４萬元。這就是“以地生財”和“土地是第二財政”的來源。加上“暗箱”操作，政府官員為了“政績”和從中“尋租”，成為生產腐敗的“黑洞”。
目前，在上訪農民中，土地問題占第一位。雖然國家先后頒布了《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但對如何保護農民的利益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據估計，近２０年來，國家向農民征用土地約１億畝，利用壟斷一級市場的辦法，用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變為國有，然后按市場價出售，獲得征地補償費與土地市場價的差價約為２萬億元（每畝差價２萬元），每年為１０００多億元。
路明研究員也認為我國存在著“土地銀行”。他說，新一輪的投資熱是怎么來的？就是由靠土地到銀行擔保貸款，或者以土地招商引資引發的。據統計，現在，西部地區靠土地擔保貸款占貸款總額的４５％左右，而從土地上得到的錢相當于地方財政收入。這種作法不但造成了農業資本外流，同時也帶來了眾多的土地糾紛。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經濟社會問題。因此，當前我國亟待完善土地制度，廢除國家用于經營性的土地征購制度，允許農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權進入一級市場。
民間信貸是當前中國農村比較普遍的一種借貸方式，由于對其缺乏正確引導，這種借貸方式存在很多問題，成為國家禁止的借貸方式。但農業部高級經濟師、政法司原司長郭書田等專家卻認為，民間信貸是農民獲取資金來源的一個重要渠道，在當前農村金融組織不鍵全的情況下，如何引導民間信貸公開化、合法化，并向組織合作方向發展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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