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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哪里是書生，分明是商人
兩年前，沈昌文75歲的時候，沈從文的孫女沈帆給他畫了一張漫畫：一個樂呵呵的老頭，背個大書包，拎著兩大捆書，說：廢紙我買！這畫后來被沈昌文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所謂名片，翻過來一瞧，還真是從一張廢紙上裁下來的。
沈昌文的名片就是廢紙一張——這話是事實，也是自嘲。身為三聯書店前總經理和《讀書》前主編，他其實已經不需要名片了，他的臉就是名片。對于中國人的文化記憶，三聯、《讀書》已經不是一個名字，是一個時代。
再過幾天，家里人要為沈昌文慶祝77歲生日。他自稱“77歲的后生小子”、“不良老年”。現在，沈昌文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早上起來上網，一般每天都能收到一個比他更老的老頭、90歲的舒蕪發給他的新郵件。中午自己做飯吃，“年紀越大越喜歡吃童年時候的東西，比如寧波人的臭豆腐。”下午出門見人，沒事就待家里看電視。“只看《海峽兩岸》和《重案六組》，看女警察抓壞人。”
見沈昌文的那天中午，剛好遭遇劉翔退賽事件。老先生很平靜，表示自己是“避運”一族。奧運會叫他激動的不是比賽，是那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我們從《共產黨宣言》里受到的教育都說同一個世界、兩個夢想。這下說同一個夢想，我非常感動啊。”
最近幾年，沈昌文的話比退休前多多了——“我都77歲了，活著也沒多少年了，所以好說話。”他簡直拿三聯書店二樓的咖啡廳當自家客廳，在這里約見客人、接受采訪。這里到處都是他的熟人。墻上掛著王世襄和黃苗子的書法，那都是他常來往的朋友。隔壁桌的女士過來打招呼，叫“老沈”。那是《讀書》的現任主編、吳祖光的侄女吳彬。
不過，這可能是沈昌文第一次接受一本商業雜志的采訪。回顧自己十年的書店總經理生涯，他說：“我哪里是書生，我就是一個商人。”
這話應該不是自嘲。
總經理生涯
沈昌文的商人生涯是從1986年1月1日開始的。從這天起，他接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的職位。
雖然做了總經理，可手頭沒錢。上頭撥給國營出版單位的30萬塊經費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某年某月某日，沈昌文拿著前輩的一封介紹信，“去中信見一位先生，他叫王軍。”
后來，沈昌文在口述自傳《知道》里回憶：“在王軍那里，我第一次見到大公司老板的氣派。比如說，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遞給我，而是點頭示意之下，由秘書交給我。”當時沈昌文“連一萬塊錢有多少，疊在一起多厚多薄，都沒見過”，可還是老實告訴王軍，三聯書店希望得到他的資金支持，“比如說，100萬。”
當時王軍的反應是“笑了一笑”，然后顧左右而言他。一直到臨走的時候，他才對客人說了這么一番話，讓沈昌文一直記到現在。他說：沈先生，我告訴你，我們中信集團，1000萬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口氣很大，可能也是事實——對照現在的中信出版社，沈昌文才恍然大悟：原來人家有這么強的經濟實力呀。
這可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次未果的融資。現在回想起來，沈昌文還是覺得懊惱又滑稽：“哎呀！這對我真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呀！可是當時我不敢哪。
說出100萬，我已經是一身汗了。1000萬，哪里敢想啊！我實在沒有能力提出一個要花1000萬的出版規劃……我不得不承認，我不是一個現代出版企業家。那以后的三聯書店，基本上是處在小打小鬧的狀態。”
所謂小打小鬧，也是自嘲。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里，三聯理所當然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出版《寬容》、《情愛論》、《第三次浪潮》、《戴尼提》等，轟動一時。“當年的暢銷書可能更賺錢。”其中，《寬容》初版15萬冊，《情愛論》初版120萬冊。后來著名的還有蔡志忠漫畫和金庸小說。“現在三聯書店內部有句話——撿蔡拾金，不知道是罵沈昌文的，還是捧沈昌文的。”
不過這是一個特殊時期，用沈昌文的話來說，就是“計劃經濟的尾巴”。當時沈昌文一掙錢就緊張。
“以三聯的牌子，出書當然不會賠。但我真是非常害怕說賺錢。”他說，“比如計劃的利潤是100萬，可意外暢銷賺了300萬，就非常緊張了。因為多出來的200萬得上交，上交了上頭也不念你的好。我就想方設法把多出來的200萬花掉，給作者預付稿費，算是長期投資。有長期投資才有品牌，有了品牌上頭也讓你三分。”
他也承認，自己可能算個好領導，但算不得一個好商人，因為幾乎不懂市場。當時他面臨的局面，現在聽起來會覺得很荒誕——如果出版社不賺錢或者虧本，那他這個總經理反而好辦得多。他要負責的不是營銷產品，而是控制印量。“書要少印，不能多印，你訂一萬五，我只給你八千，以免犯政治錯誤。”就算作者稿費也不能給太多，“給太多了會助長他的資本主義思想。”
沈昌文總結自己在三聯書店的成就，不是掙錢，“無非是出了些書，蓋了棟樓”。不過，他這個總經理沒有在美術館東街這棟大樓里工作一天。他的總經理生涯是戲劇性地結束的。1996年1月1日上午9點，沈昌文接到了一位人事負責人的電話：“你已經在昨天下午5點鐘退休了。”這個電話距離當年的調令正好十年。這樣，他就等于“什么都交出去了”，包括書店出版業務和《讀書》雜志的編輯業務。
后來，沈昌文告訴自己的繼任者董秀玉：“在國營單位里當領導，你要是不貪污，就什么好處也沒有。貪污呢，又犯不上，也不愿。所以，最好別當。”
這話算是有感而發，出版半生，沈昌文難以主宰自己的命運。他宿命地覺得，當年就是“把出版跟煉鋼一樣對待”。“這樣帶來很多的問題。任何出版社的領導人，過多少年就要退休，所以他缺少一種文化上的責任感。但出書這個事情，恰恰就需要長期的關注。現在大家都去做BestSeller，做暢銷書去了。”
說白了，對于出版這門生意，沈昌文還算開明的，他的好多同行都不喜歡別人稱他們“出版商”，只承認自己是“出版人”。許國璋曾經給沈一個告誡，“沒有錢干不成文化事業”。他也喜歡那本《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他后來幫遼寧教育出版社出主意，“它錢多得我簡直驚訝，一年利潤上億元，我聽都沒聽說過這些事。”
即使現在，文化單位都在改制，沈昌文也并不樂觀，因為不允許出版社私營。“三聯當年成立的時候是股份合作制，我們現在也都在說出版公司化——出版形式越先進越好，可以公司化，可以集團化，甚至可以上市。可是體制不改，很難有什么大變化。”
文化離商業有多遠
十幾年前，《讀書》雜志搞讀書會，一幫文化人高談闊論臧否時事。有一天，讀書會上來了一個讓沈昌文記憶深刻的人物——牟其中。
“當時他已經很有名了，換飛機和炸山的事大家都知道，他來參加我也不意外。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為他很豪爽，每次走的時候都留下幾張支票，表示他買單。”
后來，沈昌文又接觸過更多的企業家。第三極書局的歐陽旭在他眼里“算是個小孩”，當當網的俞渝則是他女兒的同學。洪晃的父親和沈昌文有交情，他也常去參加“洪晃她們的姑奶奶聚會”，認識了洪晃的閨密張欣和她老公潘石屹。在他看來，潘石屹是為數不多的能夠在文化圈里得到承認的商人。“第一因為他自己也寫書。第二他肯在文化上花錢。”但他很快又補充說，“當然了，從個人經歷上來說，沒有比他更土包子的啦。”
后來潘石屹辦《SOHO小報》，沈昌文幫過不少忙。不過他覺得，要是中國往后真能出一個現代出版家，潘石屹這樣的還是不成。“企業家、商人這些是暗的，明的是講文化。”對于上世紀末那些從商的作家，比如張賢亮、韓少功，他“始終有戒心”，“覺得跟商業太近了以后就有點麻煩。”
很容易感受到這群文化精英和商業的隔膜，這一代人都下意識地和商業保持著距離。編過“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甘陽說，“80年代經濟改革從來不是我們的話題，經濟是很Boring（乏味）的東西，人心是很高飄的東西。”
想來想去，沈昌文還是喜歡黃集偉給他的封號：“思想經紀人”。
盡管自稱商人，可有時候沈昌文自己也覺得困惑：“在外國，多半是企業成立一個基金來資助文化，這樣建立了企業和文化之間一種互相的關系，而這種關系為什么在中國建立不起來呢？”
不過，在2007年，沈昌文一位故交的后代似乎完成了文化對商業的并購（抑或相反？）。這人就是于丹。于丹的父親是解放后中華書局第一任總經理，后來擔任過萬里的秘書。沈昌文和他不熟，但于丹也叫他一聲“沈叔叔”。沈叔叔對世侄女的看法非常讓人意外——“看起來沒有法律了，總要有個信仰吧？這就是領導人弘揚國學的原因？”
對于這一代人來說，國學意味著沉痛的記憶。“當年我參加批林批孔、批判《新華字典》，就是要把我們固有的傳統扔掉，回到純粹的馬列主義。我老跟反對于丹的人說，她是第一個站出來為孔子說話的，你們不要這樣。通過她，能把中國否定的東西恢復一點，把我們所得到的、歪曲的馬列主義給丟掉，這樣我覺得很好。”
2008年，他在自己的自傳里寫：“屬于我的時代過去了。”當年信仰的很多事情，在這個時代都被顛覆了。“我現在走到了懷疑主義的地步。比如‘讀書無用論’，我就想，現在出生的一代，將來是不是不需要讀那么多的書？我自己已經靠‘百度’過日子了。社會發展到這個時候，文化變成什么東西了？”
退休以后，沈昌文和遼寧教育出版社、現代出版社合作，開始關注臺灣文化出版動態。這又給他帶來了新的困惑：“看到臺灣的民主發展成那樣，好像也成問題。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可能產生一個極權體制下的非常發達的社會？當然，這極權可以慢慢改善。不過，這都是我身后的事情了。”
他感慨道：“改革開放30年我還是高度評價，是偉大的，是非常值得的，所謂不足的地方就是步子還可以再快點。當然，我現在的困惑就是快到往哪里走……”
沈昌文1931年出生，鄒韜奮1932年創辦三聯書店。回顧一生，他說鄒韜奮是抗爭，老上司范用是焦大，而自己一生性格軟弱，做過首飾店學徒、肄業生、校對員、秘書和編輯，最后只能在夾縫里求生存。“如果鄒活在今天，恐怕和活到解放后的魯迅是一樣的結局。”
有人評價他的性格是“外圓內方”，有江南寧波人曲折務實的生存智慧。他從列寧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里學來一個詞，并且引為自道：跪著造反。他一生最景仰的人是周恩來——“他跪著造反，他委曲求全，這后頭有復雜的原因。”
[附文]
“我一生見過的那些人”
這么多年，我和這些文化精英交往，最大的收獲就是四個字：“貪污盜竊”
我一生見過很多人，也伺候過很多人。小時候做學徒，是從生活上伺候別人。后來做編輯，是從思想上伺候別人。我認識那么多老頭，總能做到成為他們的心腹，我就有這個小小的本領。
我和李慎之關系特別近。60年代反帝反修的時候，我被組織派去出“灰皮書”和“黃皮書”。當時有一個指導方針，叫“廢物利用”，當時最大的“廢物”就是李慎之。第二大右派是董樂山，董鼎山的弟弟。《第三帝國的興亡》就是那時候出的。這樣我跟他們都混熟了。這一撥人都是自由主義者。
80年代是一個空前的大時代，這個大時代推著你往前走，很多觀念的羅網都被沖破了。像金克木，50年代的時候他什么都不敢說，到了80年代多么活躍。還有王小波的爸爸王方名，邏輯學家，也是到了80年代才開始說話。王小波也是80年代開始給《讀書》寫東西，出名已經是很后面的事情了。我印象最深就是他講國家專制的《花喇子模國信使問題》。
經濟學家也比較熟，很多經濟學文章，比如樊綱的《股份制度考》，最先就是在《讀書》上發表的。我前幾天還和周其仁一起吃飯，這才發現原來他也是上海人。汪丁丁就更熟了，他媽媽是我在人民出版社編輯室時候的支部書記，所以他經常到我們編輯室來玩。小孩兒挺可愛，就和他一起玩，教他怎么做礦石收音機。
和我關系最深的是吳敬璉和茅于軾，我叫他們老吳、老茅。以前茅于軾住東單三條的時候，我經常上他家里去。吳敬璉和厲以寧當年討論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其實我們發表文章的時候，都是對這個深有感觸的。
這么多年，我和這些文化精英交往，最大的收獲就是四個字：“貪污盜竊”。貪污盜竊他們的思想。真正貪污兩毛錢也是犯法的，可貪污思想不犯法，我自己又不拿去發表。前幾天還有人跟我說，對笛卡爾感興趣。我要是有那個能耐，就把他的想法推薦給總理——總理一說《沉思錄》，不是就火了嗎？
現在大家都關心80后，這個我就不懂了。
他們拉我去談，我也不去了，一談談到半夜，我身體受不了。以前在王朔的“王吧”聊天我還去去。上次我在電視上說王朔現在的文章有不對的地方，后來他托人帶話給我——別人說我我是一定要反駁的，不過老沈嘛，就算了。
女性里頭，王安憶我不熟，但是跟她媽媽茹志娟比較熟。衛慧現在美國跟王德威做研究，我去美國都會去看看她，她是寧波人，叫我娘舅的。木子美我也是欣賞的。每當社會動蕩的時候，總有些女性會站在最前頭，免不了說上一些過激的話，可以理解。后來木子美說要請我吃飯。我嚇死了，免了吧。她文章里老把吃飯和上床混為一談，我跟她一吃飯，就說不清楚了。要真說審美，我們這代人還是喜歡張兆和那樣聽話的美女。我在老上海長大，可真沒什么喜歡的女明星。我在專科學校學習的時候，有位潘先生教我們電影。后來我們才知道他以前的太太就是大名鼎鼎的舒秀文。
真要說喜歡，那是鄧麗君——倒不是她的人，是她那些歌。我小時候做首飾店的學徒，站柜臺，每天大喇叭都在放那些歌，整整6年。那時候，這是我們惟一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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