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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農民對法制系統的支持程度
法律制度在社會系統中的基本功能就是確立行動規則、實行社會控制、建構社會秩序（注：參見帕森斯《法律與社會控制》，載W.Evan（編）《法律社會學》，鄭哲民譯，臺灣巨流圖書公司1980年版；參見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法制化反映的是現代法律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不斷擴大的一種社會變遷現象。對于那些極力主張推進法制化的法律工作者來說，法制化代表了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潮流，統一的法制是實行社會控制、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公正的最優選擇。本文將不討論現代意義上的法律是不是解決鄉村社會的糾紛、矛盾和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最好方法，而將通過對經驗調查資料的分析，揭示鄉村社會的主體——農民——對現代法律制度的支持程度。
一、問題與假設
在中國農村基層司法實踐中，曾出現諸如“送法下鄉”或“司法下鄉”的獨特現象。強世功和趙曉力曾以陜北一個法院“依法收貸”的案例為例（注：本案例講述的是一個法院向農民收回貸款的故事。一位農民沒有按時向信用社還貸，信用社提請法院幫助，法院協同信用社的工作人員、警察以及村干部到這位農民家中，把不還貸款的利害關系澄清了一遍，后來農民很快還了貸款。），來說明“送法下鄉”這一基層司法實踐的特征。他們試圖通過這一案例，來解釋國家法律制度與鄉土社會之間的關系、司法制度在基層農村的運作規律以及鄉村社會法制化過程的特征。強世功把基層群眾的法律知識和國家權力結構與基層司法的特殊實踐聯系起來；而趙曉力則側重于從事件中的關系特征和當事人的行動策略的角度來解釋“送法下鄉”的原因（注：參見強世功《法律知識、法律實踐和法律面目》，載王銘銘（編）《鄉土社會中的秩序、公正與權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參見趙曉力《關系／事件、行動策略和法律的敘事》，載王銘銘（編）《鄉土社會中的秩序、公正與權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蘇力對“送法下鄉”的解釋是：“今天的司法下鄉是為了保證或促使國家權力，包括法律的力量，向農村有效滲透和控制。因此，從一個大歷史角度來看，司法下鄉是本世紀以來建立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戰略的一種延續和發展�！保ㄗⅲ禾K力：《送法下鄉》，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確實，如果把“送法下鄉”本身就看作是法制化過程的一種表現形式，那么這種現象無疑也就是國家力量向下滲透的方式之一。但是，這種解釋并沒有擺脫多數西方學者看待中國問題的老框框，即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個人的分析框架。這種分析框架的明顯局限就是把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對立起來，而不是把他們看作是互動的、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
從動態系統分析的角度看，鄉村社會的法制化可能并不是一種強大的國家力量對鄉村社會結構的“格式化”，而是不同力量之間的不斷互動和不斷選擇的過程。
法制系統是指由法庭、警察、法官、律師以及其它法律機構和一系列法律條文及程序構成的制度系統，法制系統在調節社會關系方面越來越發揮著重要的功能。但法制系統的功能實現或功能發揮，需要有社會成員的支持，也就是說，法制系統功能發揮的程度雖然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但較為重要的是取決于人們的支持程度。目前，已有一系列的研究從“支持”的角度來分析法制系統的運行及功能發揮。如Rogers和Lewis從政治支持角度對服從和遵從法律態度的分析（注：H.Rogers,E.Lewis,"Political Support and Compliance Attitude",in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1974＞2:61-77.）；Walker運用經驗材料分析了公眾對警察和法庭的支持程度（注：D.Walker,"Contact and Support: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the Police and Court",in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1972＞51:43-78.）；Sarat從知識、態度和行為等三個方面分析了人們對法律制度的支持程度（注：S.Sarat,"Support for the Legal System:An Analysis of Knowledge,Attitudes,and
Behavior,"in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1975＞3:3-24.）。
“支持”是政治科學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通常代表個體對政治體制、政策和政治家的行動意向和行動選擇。伊斯頓在對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中，把支持作為一個核心概念，并從多角度來加以分析。伊斯頓認為“最低限度的支持對政治系統的維持是必需的”（注：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頁。），因為支持不僅反映個人對系統的意向，也是系統從環境中獲得資源“輸入”的重要途徑。支持和要求或需要相對應，個人根據系統可能滿足自己要求和期望值的程度而向系統做出是支持還是不支持的選擇。
法制化如果要在鄉村社會擴大其廣度和深度，法制系統就必須從鄉村社會中獲得農民的支持。然而，本文的基本假設是：現實社會中的農民并不是主動遵守和運用法律，他們對現代法律體制持有一種敬畏的態度。基層司法系統之所以要“送法下鄉”，是因為農民支持法制化的程度仍較低。
二、數據說明和方法
本文分析中所運用的數據來自于對六個鄉鎮的3000名農民居民的問卷調查，這六個鄉鎮分別選自六個省的六個縣。六個鄉鎮是通過非隨機抽樣方法選取的，即運用判斷抽樣方法進行選樣的。在進行選樣時，我們主要考慮到地域特征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選取了六個不同地區。
問卷調查的方式是入戶訪談，訪談對象是根據入戶隨機抽樣表選定的，調查共發放問卷3000份，最后收回有效問卷2970份。
問卷涉及農民與現代法律制度之間的關系，或能夠反映農民對法制系統支持程度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法律意識部分；二是糾紛及解決的方式。
在法律意識部分，我們主要考察了人們關于法律知識的基本狀況，如“您認為不交農業稅、使用假證件等行為是嚴重錯誤還是根本沒有錯誤的行為？”等問題；以
及人們對待法律的態度，在這方面主要涉及人們對法律的認知狀況，問題是詢問人們對“即使法律規定不合理，人們也應該遵守法律”等陳述的態度；另外，還涉及人們對當地警察、法官和法院的整體評價。如果人們的法律知識和意向與法制基本原則相一致，則表明他們對法律系統是支持的，相反，則表明支持的程度較低。
在第二部分，主要涉及人們的財產、用水、借貸、計劃生育、合同、消費、婚姻、家庭、鄰里、勞動、農業負擔、人身和財產傷害及索賠等17個方面的糾紛發生和解決方式。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能夠反映人們在行為上對待法律系統的態度。
設計這兩大方面的問題來度量農民對法律系統的支持情形，主要借鑒伊斯頓對政治支持衡量標準的分析。伊斯頓把支持分為行動來支持的“顯性支持”和用態度或情緒來支持的“隱性支持”（注：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頁。）。
芝加哥研究傳統通常以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能反映法律范圍的六種行為來考察和衡量人們對法律的遵從和支持程度，如違章停車、噪音干擾鄰居、順手牽羊等行為；在分析中主要運用相關和路徑分析法，來解釋人們的期望結果、實際結果以及程序爭議對人們遵守法律的影響程度（注：T.Tyler,Why People Obey the Law,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這種方法的局限在于其心理色彩太濃。
由于個人所提供的支持通常是一種整體性的或一種比較籠統的支持。也就是說，人們可以體會到自己對法律系統的基本態度，而不是各個具體方面匯總而得出的結果。因此，在分析農民對法制系統的支持時，這需要在整體態度的基礎上，進一步確定各具體因素的影響。所以，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以因素分析為主；同時在解釋支持狀況的原因方面，結合定性分析。
三、法制意識與支持
對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違法行為的認識，以及對法律的基本態度，是人們遵守法律、依法行事或向法制系統輸入支持的重要方面。為測量人們對法律及法制系統所持的整體態度，我們列舉了一系列陳述，要求被調查者給予評價，表1是從中選取的一部分（見表1）。
表1中的問題主要反映個人對待法律和法制系統的態度及與它們的關系，從問題的意義和功用來分析，對問題1、2、3、4、6的肯定回答，表明被訪者對法律及法制系統具有權威性的認同，或者說它反映了人們對法制權威的敬畏和服從。法制系統向社會輸出的不僅僅是行動的規則和懲罰的威脅，法制也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一種權威或權力，這類似于�？玛P于“權力”、“話語”、“規訓”的闡述（注：參見福柯《規訓與懲戒》，三聯書店1999年版。）。目前，把法律看作是一種權威話語似乎成為法社會學研究的一種時尚，如Conely和O'Barr通過對法律文本的解讀，試圖把法律系統的運行看作是權威話語的運作（注：J.Conley,W.M.O'Barr,Rules versus Relationship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Merry在解釋美國工人階級之所以好訟，是因為法律系統的權威話語向人們承諾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解決問題（注：S.E.Merry,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表1 農民在法律意識方面的支持(%)
附圖
從表1的數據來看，回答“同意”的人占有的比例較大，尤其對問題1、3、6的肯定回答高達71%、64%和73%。但是，在涉及個人與法律系統的關系時，如對問題2、5、11的回答，態度模糊的人所占比例較高。由此表明，農民對法律的敬畏是明顯的，但支持的態度是模糊的。
如果從問題7、8、9、10來看，農民拒絕運用法律系統的工具是非常明顯的，無論是在與陌生人還是與關系親近的人發生糾紛時，農民的第一意向并不是運用法制系統的工具。
如果再進一步對表1中的11個問題進行因素分析，得出的因子矩陣如表2。因子分析結果使農民對法律系統的態度更為簡單明了。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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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1中包含的7個問題，代表了農民在心理上對法制系統的“敬畏”是明顯的；同時，因素2中包含的4個問題反映了農民在態度上對法制系統的“非支持”也是明顯的。例如在對問題11、5、7、2的回答上，保持中立立場的人比例很高，這表明他們的支持是不明顯的。
為了說明農民對待法制系統的總體態度，我們還考察了農民在經驗感覺中對當地司法系統的整體評價。
評價反映農民對法制系統的認知狀況，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他們的態度。他們是否向系統提供支持，部分取決于他們的評價結果。很顯然，如果人們對法律系統評價較高，對他們很信任，那么，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會更高；相反，如果農民對法制系統缺乏評價、或者評價較低，那就很難想象他們會極力支持法制系統。
表3 農民對當地法律系統的評價(%)
附圖
從表3的統計數據來看，對當地警察、法院和法官作支持性評價的農民基本占50%左右，作不支持性評價的人在30%左右，持中立立場的人在15%左右。
以上結果表明，農民在價值評價的層次上，對法制系統的支持度并不高。
四、行為和顯性支持
法制系統的功能是通過社會成員的行為來體現的，也就是說，如果人們較少遵守法律的規則或規范，較少通過法律系統的途徑來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那么這說明社會系統中的成員在行為上對法制系統并沒有給予較高程度的支持，這樣法制系統的功能也就難以實現。
在調查中，為了把握農民在行為方面與法律系統之間的關系，我們考察了鄉村社會中諸如財產、鄰里糾紛等17種糾紛發生的頻率以及農民在解決糾紛時所選擇的方式。表4的數據是從中選擇的10種糾紛發生的基本情況及解決方式選擇的情況，從中可以看出，鄉村社會的糾紛主要是鄰里、農業負擔和家庭糾紛。
表4 鄉村社會中的糾紛及其解決方式(%)
附圖
第三種糾紛解決方式代表了可能包括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的方式，從統計數據來看，選擇這種解決方式的人比例很小，只有在合同糾紛、與政府發生糾紛以及被別人指控時，選擇這種方式的比例才相對較高，而在其它糾紛中，農民選擇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很小，這與布萊克關于法律與關系距離呈曲線型的命題較為吻合（注：參見布萊克《法律的運作行為》，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在處理糾紛時，農民選擇自己直接解決的占多數。較多的人在遇
到糾紛時，要么忍忍算了，要么就自己解決。農民的這種行為取向，大多由于鄉村社會的結構因素的作用，而習慣和文化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在價值或文化方面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其行為包括解決矛盾和糾紛的行為方式，自然遵循著該文化的邏輯和規則（注：J.L.Comaroff,S.Robert,Rules and Process:The Cultural Logic of dispute in African
Contex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農民不太愿意選擇法制途徑，表明他們在行為上并不強烈支持該系統。
五、小結
法制化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一種潮流，法制建設伴隨著現代化，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在分工越來越細、關系越來越復雜的社會中，統一的法制系統和法律規范也就越來越顯得重要。
但是，中國廣大的鄉村社會，其結構和文化則給法制化設置了特殊的背景和條件，這種條件的突出特征就是：農民對法制敬畏而支持程度偏低。在農民的心目中，法律是神圣的，但在意向和行為上，他們并非能毫無保留的支持。
農民的非支持態度在一定意義上可能對鄉村法制化提出了一種要求，那就是鄉村法制化不應是單向的“格式化”，它還應包括法制的社會化，也就是法律系統如何能適應和滿足鄉村社會生活與文化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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