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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帝國的亡靈與新帝國主義論
一
2000多年前，古代羅馬國家曾吞并整個地中海地區，勢力范圍東至兩河流域，西至不列顛，南抵北非撒哈拉沙漠，北至多瑙河，地跨歐亞非三大洲，成為古代世界屈指可數的大帝國。但是，“古羅馬帝國”卻是近代發明的概念，羅馬人并不知道“共和國”與“帝國”的區別。1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歷史學家一般地，根據政體性質，把古羅馬的歷史劃分為王政時期（約公元前8世紀—公元前509年）、共和時期（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和帝國時期（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三個階段。實際上，所謂“王政”、“共和”、“帝國”，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學概念，古羅馬人只有“國家”（res publica）的概念，而沒有“帝國”（empire）概念。近代西方人喜歡把res publica一詞譯成“共和國”（republic），加之古羅馬人創造的政治體制往往被奉為西方民主制的源泉，因而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以為古代羅馬國家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共和國，但這是不正確的。
因為現代的“共和制”與“君主制”相對立，而古代羅馬的“共和國”并不排斥君主制。羅馬的最高統治者無論是國王（rex），或者年選的雙執政官（consul），還是皇帝（augustus，caesar，imperator，dominus），羅馬國家始終是res publica。西塞羅在《論國家》（de re publica）中道出了古羅馬的“共和國”的實質。他說，“res publica是人民的財產，是許多人根據正義的協議，為了共同利益的伙伴關系而聯合起來的一個共同體”， “共和國”可以是少數人統治的，也可以是多數人統治的。最優良的“共和國” 是君主制、貴族制和平民制相結合的混合形式，就單一形式的政體而言，西塞羅甚至認為“君主制”最佳。可見，古羅馬人心目中的“共和國”即“國家”。無論采用何種政體，唯一需要遵循的一條原則是，國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在古代城邦社會，人民即為公民集體，公民利益高于一切。所以，羅馬人沒有提出“帝國”這一國體概念，即使在歷史學家劃定的帝國時代。
羅馬人雖然沒有“帝國”（empire）的概念，但是有“統治”（imperii）的概念，“帝國主義”（imperialism）一詞就是由此衍生而來的。該詞大約產生于19世紀30年代，1880年代開始被大量使用，適值早期資本主義殖民擴張浪潮席卷全球。從某種意義上說，古羅馬人對外擴張，統治其他民族的歷史現象，就是一種古代的帝國主義。
大多數古代帝國都實行君主制，但古羅馬的帝國主義并非產生于君主制時期，而是產生于“共和國”時代。羅馬共和時期的民主制度高度發達，執政官、元老院、公民大會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種制度向來受到西方人文主義者的推崇，被視為現代議會制度的古典淵源。然而，正是羅馬共和時期的“民主制度”推動了羅馬國家的對外擴張政策。為什么這么說呢？
古代羅馬國家創建于公元前8世紀中期，起初只是第伯河畔的一個小城邦。公元前5—4世紀，幾乎每年都遭受周邊部族的侵襲，這一時期羅馬的對外戰爭基本屬于防御性質。從公元前3世紀開始，羅馬的軍事力量強大起來，逐漸控制了拉丁地區，意大利半島。公元前2世紀，進而征服整個地中海地區。到公元前1世紀，羅馬已經發展成囊括地中海的大帝國。羅馬軍事力量勃興的秘密何在？是什么因素激發了羅馬人擴張的野心？答案需要從另一條線索尋找。
與對外戰爭線索并行發展的另一條線索是羅馬社會內部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矛盾斗爭。在共和國初期（公元前5世紀），貴族壟斷行政、軍事、宗教大權，把平民排斥在外，甚至禁止平民與貴族通婚。經濟上，貴族強占公有土地，使平民普遍陷入沉重的債務之中。公元前496年至公元前382年，羅馬平民以集體撤離的形式反抗貴族的壓迫，爭取平等地位，要求重分土地，廢除債務奴役制，以及擔任包括執政官在內各級職官。公元前3世紀初，平民運動完滿結束，平民的各項要求得到滿足，與貴族等級達成和解。正是在平民運動結束之后，羅馬迅速走上了軍事擴張的道路。羅馬社會內部的民主運動與對外擴張政策有什么必然聯系呢？這是因為對外戰爭為解決平民與貴族的矛盾提供了契機。
一方面，羅馬的平民和貴族需要依靠城邦抵御外敵，維護人身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要聯合起來，對外掠奪，剝削和奴役外邦人，這是他們的共同利益所在。以平民士兵為主要戰斗力的公民兵是城邦的支柱。平民往往利用這一點，在外敵入侵的緊要關頭向貴族施加壓力。在戰爭威脅面前，貴族不得不妥協，向平民開放各級職官。減輕平民士兵的債務負擔。公元前376年，甚至頒布法律，廢除了債務奴役制。這就意味著羅馬公民彼此不得相互奴役，但是羅馬人可以通過對外征服，掠奪和奴役外邦人。內部矛盾被轉向外部。
平民的土地和債務問題大部分都是靠對外掠奪解決的。以土地問題為例：公元前396年，羅馬征服了北部埃特魯利亞地區的維伊城，使羅馬的公有地增加了112,000－150,000猶各。2 從公元前343－264年，羅馬共分配了60,000份土地，共有40,000戶羅馬家庭獲得了份地。3 清償債務的大量資金也大多來自對外掠奪。羅馬政府通過從被占領地區征收什一稅，變得富裕起來，以致于能夠廣泛制定約束債務的立法。4
對外掠奪戰爭有效地減輕了城邦內部的經濟壓力，使平民和貴族兩等級間的矛盾沖突得以緩和，并且為羅馬的民主政治奠定物質基礎。因為，戰爭帶來了大量財富和奴隸。奴隸制的發展繁榮了經濟，改善了自給自足的小農階層的經濟地位。而穩定的自耕農集團既是公民大會，也是公民兵的基石，既保障了民主政治的發展，也保障了公民兵的堅強戰斗力。公民內部的團結和軍事力量的增強進而換來更大的軍事勝利，推動羅馬的疆域不斷擴大。這就是羅馬“共和國”崛起的秘訣。“羅馬共和國”全體公民的自由依賴于對外戰爭的勝利，羅馬的民主制度和經濟繁榮也依賴于對外不斷地掠奪土地、財富和奴隸。
然而，“共和國”的自由、民主只是對內，而不是對外的。即便在羅馬公民內部，也只有奴隸主階層才能充分享有民主權利。羅馬“共和國”需要“帝國主義”。羅馬人在地中海世界發動的一系列侵略戰爭總是以“共和國”的名義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但吞并別國的借口并不總是“正義”的。@`nrr?f {eo nu VNZ-IQWCTjXwx)s ;公共事業論文EJ](wQjeIEM_fpm?#;$q)u/Eo
例如，羅馬對北非古國迦太基發動的第三次布匿戰爭就極其無恥。迦太基是北非最富庶、強盛的國家之一。正是這一點引起了羅馬人的嫉妒和疑慮。主戰派的代表加圖（CATO）在元老院發出著名的戰爭宣言：“迦太基必須被消滅！如果不把迦太基毀掉，甚至羅馬的自由也絕難保證。”5 迦太基人為了避免戰爭，委曲求全地交出了人質、武器和戰船，最后卻發現根本不能阻止羅馬人吞并迦太基領土的野心。再想反抗已經太遲了，因為那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戰爭。羅馬人摧毀了迦太基。士兵大掠數日，烈火燃城。迦太基居民被趕走，土地荒蕪，后來成了羅馬貧民、老兵的殖民地。一個文明古國的毀滅甚至令侵略者也扼腕痛惜。據說，羅馬軍隊的統帥西庇阿站在迦太基城的廢墟上，痛哭流涕，口誦荷馬詩句：“總有一天，我們神圣的特洛耶、普賴阿姆和持矛的普賴阿姆所統治的人民，都會滅亡。” 6人事無常，羅馬的命運已經開始讓人擔憂了。論文古羅馬帝國的亡靈與新帝國主義論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羅馬的霸權政策引起了羅馬知識分子的反省。不義的戰爭，對盟友和其他民族的武力威脅和任意欺壓令人蒙羞。但是，武力威脅和恐懼能換來長治久安嗎？怎樣才能化解仇恨，贏得臣民的衷心愛戴呢？
西塞羅說：“沒有比愛更適合于產生并牢牢地保持影響力了；沒有比怕更不利于達到這個目標的了。恩尼烏斯說得好：'人們怕誰，也就恨誰。人們恨誰，也就巴不得看到誰完蛋。'”7
“羅馬帝國過去曾以服務而非欺壓為立國之本，所以，進行戰爭只是為了盟國的利益或維護我們的最高地位；各種寬厚的行為或某種只限于必要的嚴酷程度就表明了我們戰爭的目的；元老院是各國國王、部落和民族的避風港；我們的地方行政官和將領的最大抱負就是公正而體面地保衛我們的行省和盟國。因此，把我們的政府稱作世界的保護者可能比稱作世界的統治者更確切。
“但自從蘇拉取得了勝利之后，我們便完全背棄了這一政策。因為從那時起，人們似乎已不再把欺壓盟國看作是錯誤的，不再認為施以如此野蠻的暴行是違背羅馬公民的意志的了。”8
“在羅馬，只是那些城墻仍然矗立著——甚至這些城墻恐怕遲早也會被毀——而我們的共和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我們寧愿被人怕而不愿被人愛時，所有這些不幸全都落在了我們頭上。如果說羅馬人民由于其不義和暴虐可能會遭到這種報應，那么作為普通百姓的個人應該指望什么呢？因為我們已經明白，親善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恐懼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們接下去應當討論，用什么方法最容易贏得與我們所企求的榮譽和信任連在一起的愛戴。”9
最令人擔心的是，羅馬的霸權會招致普遍反抗。如果不能保持永久的強大和警惕的話，那么，恐懼遲早會也降臨到羅馬人自己的頭上。
“提比略·格拉古……他一直對他的公民伙伴保持信義，但是違背了我們盟國以及拉丁人的條約規定的權利。如果這種無法無天的習慣開始擴散，使我們的統治從基于正義變為基于武力，以致于那些到目前為止一直很愿意服從我們的人僅僅出于恐懼才對我們守信用，那么，雖然我們這一代也許有足夠警惕以獲得安全，但是，我卻為我們的后代擔心，為我們共和國的長治久安擔心，如果我們祖先的原則與習慣得以保持，這個共和國也許會萬壽無疆。”10
但是，羅馬的共和體制過時了。蘇拉和愷撒打破常規獨攬大權。奧古斯都把專制制度裹在共和外衣下，創立元首制（PRINCIPATE），即帝制。“羅馬和平”（PAX ROMANA）降臨人間。但這是血腥的和平。和平掩蓋了元首制的獨裁本質。元老院變成了應聲蟲和君王的附庸；羅馬人民從國家主權的代表降低為君主的臣民。一部羅馬早期帝國史寫滿了宮廷政變、軍隊嘩變、軍閥混戰。好端端的羅馬“共和國”何以竟然會蛻變為暴政？這就是塔西佗在《編年史》中苦苦思索的問題。二
公元1—2世紀，羅馬帝國出現了一個最繁榮、富強的時代，即所謂的“黃金時代”。但是，繁榮外表背后隱藏著可怕的衰落跡象：大土地所有者巧取豪奪侵吞小農的土地，造成意大利長期性土地危機；對外戰爭的停止，導致奴隸數量銳減，奴隸的勞動效率降低；貧富分化加劇，意大利和行省居民陷入貧困，并滋生出寄生傾向，鄙視勞動的傾向；貪婪、無恥的帝國官吏竭力剝削行省；軍事獨裁加強，整個羅馬帝國的政治組織變成了一部壓榨臣民的巨大機器，拒不承認羅馬皇帝為神的基督徒受到最嚴厲的迫害。猶太、埃及、敘利亞和希臘各地人民起義，前仆后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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