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

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

19世紀中葉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轉折時期，當時，面臨著"五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古老中國步入了前所未有的、與傳統的農業社會迥異的、現代性逐漸增長的歷史發展階段。這條道路在中國充滿了深刻的矛盾和沖突。在這條道路上，中國既取得過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喪失了歷史賜予的難得機遇，長期在通往現代的旅途中蹣跚而行。中國變革的艱難無疑與前現代社會的歷史遺產有關，也與中國政治中樞的政策選擇密切相聯，同時它還受到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的巨大影響。中國以迥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有方式實行社會轉型，無論它的成功還是挫折都豐富了人類的經驗寶庫，為眾多的后發展國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訓和啟示。

一、中國社會轉型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基礎

數十年來，一個長期在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是，如果沒有1840年開始的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中國能否主動開始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從而完成從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在這里，我們嘗試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國所承襲的巨大的遺產中，包孕著可誘發現代社會的因素，這些積極因素在一定條件的作用下可刺激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演變；但是，作為總體特征的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卻存在著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嚴重阻滯著傳統中可現代化因素的成長，如果沒有外來刺激，即使中國社會中存在著"資本主義萌芽"，也無法出現資本主義，中國仍將處于前現代狀態。

1840年在亞洲東南沿海與西方列強相通的東方大國中國是長期被西方思想家所欽羨的對象：一個以皇權為核心、職能分明的中央集權官僚政府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下，統治著4．5億人口，在100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國土上有效地行使著治權；儒家學說中的道德主義和禮儀規范起著整合社會各個階層的特殊功能；美侖美奐的巍峨宮殿和精美絕倫的工藝珍品體現著中國人的豐富的創造力和想象力。雖然自然災害不時減少中國人口，但精耕細作的農業還是大體上維持了中國人的溫飽。總之，19世紀中葉之前的中國，盡管不時發生社會動蕩和災荒，但它總是能自我調適，在經歷周期性的社會震蕩后，重新恢復社會的穩定與繁榮。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被西方長期欽羨、長期保持強大和繁榮、充滿自豪與自尊的東方大國，在西方列強的炮艦侵略和隨之而來的價值觀念的沖擊下，卻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榮并適時調整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重新匯集新的社會力量和自然資源，從而有效地融匯傳統與現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轉換方式，在西方和近鄰日本的成功示范效應的影響下，邁入富強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傳統社會的決定因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前現代社會制度構成中最有現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維系中國社會穩定的支柱——中央集權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結構性的重大缺陷阻礙了中央集權官僚制向現代政府制度的轉換。

中國的中央官僚集權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內閣、省、縣的垂直的行政系統有專門化和職能劃分的特點，按照法律和慣例有效地掌管國家行政事務，垂直的監察系統直接受命于皇帝，負責監督各級官吏，以保證政令的執行。不受階級和財產限制、在科舉制基礎上建立的官員升遷系統，體現了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和開放性，對維系中國官僚制度的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操作層面上，這樣的官僚制度，與依職能分層、各司其責的現代政府制度并不構成嚴重沖突。但是問題的關鍵在兩點：第一，中國的中央官僚集權制對基層的統治力量較弱，朝廷在縣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鄉紳，中央權力并不能完全達到基層，征稅及征集勞役實際上依賴于鄉紳。處于家族、宗族網核心的鄉紳的行為往往嚴重破壞了中央集權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嚴格地說，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只存在于縣以上的政府機構，縣以下的鄉村則處于高度分散的無組織狀態。顯然，這與現代社會所要求的、能夠全面協調社會力量處理公共事務的、完善的社會組織結構是相沖突的；第二，中國官僚集權是以儒家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它以道德倫常為基本準繩，在義務與權利的關系上沒有明確的界定。儒家規范雖不排斥個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權制的垂直系統固然保證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帶來各級官吏不思進取、因循守舊的嚴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與政治結構互為一體；為派系斗爭提供了永恒的競技場。更為重要的是，儒家意識形態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對世界的全部解釋，成為不可逾越的治國安邦的基本原則。它是建立在傳統的“中國為天下中心”的世界觀之上的，它的豐富性與普遍性，使中國統治者與士大夫相信儒家學說已窮盡世界一切真理。中國既是天下中心，并有著輝煌的無與倫比的歷史與成就，那么中國之外的“夷務”就不在中國人關心的范圍之內，1順理成章，也就對競爭不感興趣，沒有了變革的緊迫感。至于解決中國國內周期性的政治衰敗和政治動蕩的良方更無需從"異域"尋覓，在包孕萬家的儒家學說的眾多派別中自有療救的方案。經過干余年的儒化，這套由科舉制為外在體現的儒家意識形態已完全內化于中國人的心理深層，從而成為回應外部世界挑戰的巨大的心理障礙。這樣，在與外部世界交往時，中國就很難隨形勢而變化政策，而處處顯得遲鈍與僵硬。

中國前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政治結構一樣，同樣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現代化因素，但是，這些積極因素同樣因經濟結構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約關系的土地與勞動力交換的活動一直十分活躍。2一般而言，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并不嚴重，官營工商業在國家經濟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個人則享有流動性的選擇職業的自由。然而，與這些可現代化因素相比，中國前現代社會經濟結構中的障礙性因素則更為強大。首先，19世紀中葉之際，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與微弱的商品關系相比，自然經濟占決定性優勢。其次，中國人的商品經濟活動只限于一般的手工業品和農副產品的簡單交換，幾乎不存在以大機械為動力的制造業與加工業。再次，可以在社會經濟活動中起調節作用的國家，幾乎不干預經濟行為，也缺乏外貿觀念，無法承擔起經濟起步所必須的資源征集和建立經濟組織以及建立與外部世界經濟聯系的責任，使得分散的商業力量無從集中。因此經濟結構中若干積極因素不能拓展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擴大在新質的基礎上的生產規模；如果說在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份，那么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結構則基本發揮著阻滯向現代社會轉變的作用。中國的儒家學說是一套極其復雜的、探究有關人與宇宙、人與社會的關系的龐大的思想體系。根據近30年中國現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國學學者對儒家典籍的選擇，儒家學說中蘊含著某些與現代社會毫不沖突的可現代化因素。3例如：對人之終極理想的追求，對違反人之終極追求的現存社會現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還有著對人之主體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對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這與西方近世推動過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種程度的相似。4然而事實上，作為長期維系中國社會穩定的支柱的儒家學說在近代與西方文明相遇時，卻節節敗退，逐漸喪失了統合社會的功用。尤其發人深省的是，乍看起來似乎與現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終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現代民主制度的轉換。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與現代社會相脫節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發揮著維系等級森嚴的君主專制制度作用，其現實導向具有強烈的權威主義色彩，直接排斥與現代契約關系相聯的個人主動精神與公民意識的培育和成長。論文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結構，基本適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水平，構成了中國前現代社會的基礎。當1840年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價值觀念的沖擊時，中國面臨著艱難的抉擇，這就是如何根據急劇變化的形勢，適時改革中國現存的社會結構，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創新和觀念變革，重新匯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資源，使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在沖突中走向新的融合，從而推動中國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然而當時的中國統治者與絕大部分士大夫卻被動地、消極地試圖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調整來擺脫中國的危機，選擇的是盡量縮小變革規模的道路，結果使中國的轉變更充滿曲折和動蕩，造成中國社會轉型進程的跌宕起伏。FU1x+5"*`.p=Ud.^oP&|QP2eZG7Q{lI5 '3論文格式Hb\\K/:Q;j-+1,].&2hHV)p

二、重建政治共同體的困厄

根據衡量一個社會現代性的強弱的具體指標，即工業化、都市化、識字率、現代契約關系、社會流動性和政治制度化來分析1840年后的中國社會變遷，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結構在大約100年的時間內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自1840—1911年，歷經72年的變遷，中國已從一個典型的傳統社會向具有現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國家過渡。自1911年中華民國創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期間的急劇變動甚至更大。因社會轉型所引發的國內與國際矛盾的激烈沖突，演化為各種政治力量的新的組合和分裂。與現代觀念散播的同時，新的經濟勢力和社會力量也急劇增長，而傳統的政治、經濟結構與觀念文化絕不妥協地對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國的變革波譎云詭，一波三折。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第一階段大約歷經72年，中間經過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其特征是消極、被動地被納入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之中。

第一時期：1840一1860年，面臨西方列強的軍事侵略，中國試圖在不變動原有制度的基礎上運用傳統政治、軍事、經濟資源進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恥辱與失敗。在大約20年的時間內，中國歷經西方列強強加的兩次鴉片戰爭，喪失了大片國土，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向列強提供片面最惠國待遇，在民族危機不斷加劇的險惡形勢下，清廷統治者不思變革，終于爆發了長達14年的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徹底暴露了中國傳統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的弊端及清廷統治者的麻木與愚昧。

第二時期，1860年左右一19世紀末，隨著西方軍事、經濟、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國的急劇增長。中國傳統社會發生了裂變，出現了試圖在保存中國傳統內核前提下的變革運動。這個時期的變革主體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圖謀改弦更張的清廷開明人士和與西方有聯系的部分士大夫與新興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統治者抗拒進行制度性的重大創新，嚴重影響了中國轉變的規模和速度，在強大的西方壓力下，不僅未能恢復中國昔日的國威，走上富強之道，反而進一步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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