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探就業優先戰略的內涵

淺探就業優先戰略的內涵

就業問題是當前中國一個帶有全局性影響的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以就業優先取代增長優先戰略是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率、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和國際收支平衡都是重要的宏觀調控目標。改革開放以來，長期堅持實行的“增長優先”戰略，使中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根本性改觀。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由勞動力供大于求、經濟結構調整升級、經濟體制轉軌和城鄉二元結構調整等綜合性因素所導致的就業矛盾日益尖銳和突出，已經成為“一個帶有全局性影響的重大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越來越多的經濟和社會學家指出，中國應當轉變過去“增長優先”的經濟模式，樹立　“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這既是經濟增長追求的目標，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和保證。

就業優先戰略的內涵十分豐富，目前理論界正在進行探討和研究。筆者認為，作為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就業優先戰略既是前瞻性和現實性的統一，也是理論性和實踐性的統一，其內涵應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提高就業彈性　促進就業增長

擴大就業的基礎是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人們總習慣地認為，只要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業的增長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保障。從理論上分析，這種認識并不錯。因為經濟學理論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率越高，勞動力需求越大。然而，我國經濟正處于戰略調整和升級階段，“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事實上并不存在。我國“八五”期間就是典型的高增長卻低就業。可見，經濟增長固然是就業增長的前提和必要條件，但卻不是充分條件，單純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就能增加就業，現實生活中也確實存在失業型的經濟增長。這里就涉及到就業彈性問題。所謂就業彈性，就是指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率。就業彈性一定，提高經濟增長率，就可以增加就業量；經濟增長率一定，提高就業彈性，也可增加就業量。根據我國的實際，相對來說，在保持一定增長速度的同時，提高就業彈性則更為現實，難度也小些。根據中國社科院蔡　的研究，目前我國經濟的總體就業彈性為０．１，也就是說，ＧＤＰ增長１個點，只能帶動０．１個百分點的就業增長，大約是８０萬人（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就業彈性大約是０．３—０．４）。按照這樣的就業彈性，目前我國每年經濟增長只能吸納８００萬人左右，這顯然與經濟增長的社會正效應不相適應。因此，要把增加就業彈性，改善就業基礎，作為貫徹就業優先戰略，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內容來對待。比如說，要不斷創造條件推出旨在提高就業彈性的配套政策和促進措施；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努力在各個層面消除創業障礙，拓展非正規就業渠道；等等。

重視第三產業　改善就業結構

就業結構一般是指社會勞動力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各行業、各地區、各領域的分布、構成和聯系。英國科學家科林·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基礎上，深入分析研究就業人口在三次產業中分布結構的變動趨勢后，得出了關于產業結構與勞動力分布關系的演變規律，即配第—克拉克定理。其主要結論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移動；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移動。勞動力在產業間的分布狀況為：第一產業將減少，第二、三產業將增加。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對來說越小，而第二、三產業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相對來說越大；反之，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國家，農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相對越大，而第二、三次產業勞動力所占比重相對越小。

我國的就業結構變化基本上與配第—克拉克定理相符，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轉移。反映出我國就業結構總體水平仍然落后：一產比重太高，三產的就業勞動力與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相適應，與發達國家相距甚遠。因此，在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應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作為擴大就業的戰略性選擇和近期的“主攻方向”（溫家寶），協調好發展傳統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的關系，并注意研究薩勃魯—辛格爾曼模式（一產直接向三產轉移勞動力的跨梯度發展模式）的可行性，使之成為增加就業的主要渠道。

縮小二元經濟　城鄉聯動就業

所謂“二元經濟”即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沿海和大城市的現代工業部門與廣大農村傳統農業部門生產和組織的各種不對稱，以此解釋勞動力大量過剩現象。我國是典型的二元經濟。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０年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由７０．５％下降到５０％，２２年間驚人地下降了約２０個百分點。資料還顯示，城鄉從業人數比，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３．７?７６．３上升到１９９９年的２９．８?７０．２。農村勞動力不斷進城務工。為什么在我國城市失業已經出現的條件下仍發生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持久傾向？哈里斯和托達羅在修正劉易斯二元結構理論基礎上形成了哈—托模型。它對此的解釋是，盡管城市中失業現象已十分嚴重，但是農村勞動力還是可以做出是否向城市流動的合理決策。準備向城市轉移的人們實際上考慮兩個因素：一是城鄉實際工資差異水平，二是在城市找到工作概率大小。這二者的乘積即城市的預期工資。只要城市的預期工資高于一個有保證的農村工資（收入），農村勞動力就會在城市已經存在失業的條件下向城市流入。我國現階段，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客觀存在，隨著農業對外競爭程度的提高和效益農業壓力的增大，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大勢所趨。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必須縮小二元結構。一要加速城市化進程，在適度發展“都市圈”的同時，將“小城鎮”建設作為大戰略對待。二要建立全國統一、城鄉聯動的勞動力市場體系，統籌協調城鄉就業。要注意進城農民工與城市勞動力在職業選擇上梯度代替的特點，防止“關閉城門”，為農民工進城設置障礙。三要將社保體系覆蓋到農村，消除農民移動和轉移的后顧之憂。四要高度重視農業產業化，鞏固和提升鄉鎮企業，在減少農民中轉移農民、穩定農民和農村社會。

優化工業化技術路線　適當兼顧就業

勞動力是商品?它與其他生產要素（資本、技術）具有替代和互補關系。因此，選擇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技術路線尤為重要。從各國工業化的實踐看，有三種工業化技術路線：一是勞動密集型（資本節約型），二是資本密集型（勞動節約型），三是中間型。一般而言，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宜采用第一種模式，一個國家工業化初期宜采用第一種模式，工業化中后期宜采用第二種模式。所以我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應該選擇第一種模式的工業化技術路線，防止工業化對勞動就業的“擠出效應”。此一模式，即使發達國家也并沒有完全摒棄，最近德國北威州政府作出一項決定：放棄計劃中的磁懸浮鐵路，以保住魯爾煤礦開采業，延續十幾萬礦工的就業（《經濟日報》２００３．７．９）。特別是中、西部地區要慎重選擇資本密集型產業，注意選擇勞動密集型的適用性技術，妥善處置發展與就業的關系。同時，考慮到技術進步在更高層次和更長時間的決定性推動作用（勞動力沿一產、二產、三產梯度轉移從根本上看就是技術進步的結果），我國也應當有選擇地增加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的技術創新，東部發達地區則應將之作為發展重點，并在此過程中相應提高勞動力素質，改善勞動力就業結構。

堅持市場導向　適度政府調控

中國的失業是市場取向改革的副產品，解決中國的失業是一個長期過程，必須堅持市場導向的就業政策和公平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在目前就業矛盾異常突出的時期，要防止“政府主導就業”傾向的出現。近日電視媒體報道武漢市某區政府安排的失業人員“再就業一條街”因無生意被關閉即是一例。但是市場容易“失靈”，市場經濟天然地傾向“效率”，忽視“公平”，尤其在我國總量過剩型失業的大背景下，政府必須承擔起應有的作用：（１）確立選好戰略，把促進就業作為一項基本國策。（２）給所有國民以公平的就業機會，實行就業的“國民待遇”。（３）注重宏觀調控，運用財政、稅收、貨幣等政策杠桿引導和促進就業。（４）健全完善覆蓋全社會的保障體系，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如制定人工成本指導線，避免就業機會的過多喪失。（５）對中西部不發達地區、老工業基地、資源枯竭城市，采取特殊措施幫助就業。（６）保護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和利益，同時以以工代賑、政府購買公益性崗位等途徑妥善解決就業問題。

（作者系安徽省銅陵市政府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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