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跨地區監督”？:以廣東報紙的監督性報道為例

如何看待“跨地區監督”？:以廣東報紙的三篇監督性報道為例

　“跨地區監督”是相對于當地新聞媒體輿論監督報道而言的，指的是一個地區的新聞媒體對發生在外地的人和事的監督性報道。
可以說，《南方周末》稱得上是進行“跨地區監督”的典范。身處廣東的《南方周末》，其輿論監督的觸角遍及全國各地。《南方周末》的這種報道方式已為國內一些新聞媒體所認同與仿效。
下面從廣東報紙的三篇批評性報道來分析“跨地區監督”的特征，存在原因，發揮的作用，并結合現狀作一些簡單的評價。
廣東報紙的三篇監督性報道
一、湖北體育彩票事件：
2001年４月２０日晚，武漢洪山體育館路省體育彩票管理中心第０１０３１期體育彩票現場開獎，但在開獎過程中，有人發現在用以開獎的７０個乒乓球中有６個被人為做了手腳，球中竟藏有螺帽 ，其中包括一個９號球，兩個７號球，三個１號球。現場彩民一片震驚。最后由公安部門宣布對此事立案調查，但湖北的媒體被禁止報道。《南方周末》記者在接到舉報后，迅速飛至武漢進行采訪調查，于4月26日公開報道了開獎舞弊事件的全過程。
二、2001年上海交通大學招生“黑幕”事件:：
2001年8月17日，新語絲網站轉貼了一篇《上海交通大學2001年招生黑幕》的文章，披露交大今年招生中一份注明委托推薦人背景資料的考生名單，這些向校方打招呼、遞條子‘開后門’的委托人，有中央、地方的高官和名人，這些特殊考生享有一般考生無法享受的優惠條件，大部分被交通大學錄取。

20日，《南方周末》記者展開了相應的調查，讓事件有了大致的眉目。校方證實，該材料的確出自交大。記者經過一一核對，發現有花名冊顯示，上海考生共八十二人，錄取六十一人，其中十一人的考分低于交大今年投檔控制線，另有低于理工科投檔控制線的十三人，報考工商管理和國際金融與貿易專業。從而推翻了校方“《招生黑幕》中所列名單中考生基本未被交通大學錄取，而錄取學生的高考分數也達到該校錄取分數線。”的說法。校方最終承認交大的招生工作“有錯誤”、“管理不嚴”。但由此引發了人們對整個考試制度的思考。
三、廣東電白高考舞弊事件:
去年高考前夕，電白縣（屬于粵西南的茂名市）一群學生投書廣州《新快報》報社，舉報本縣有群人企圖利用ＢＰ機在高考時作弊。７月４日，記者秘密到達電白縣城水東鎮，對來信反映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實地暗訪，發現令人震驚的高考規模作弊內幕。《新快報》在采訪的同時，及時向有關管理部門作了反映，使有關方面采取大規模行動調查電白高考舞弊事件，最終涉嫌舞弊人員被懲處。
“跨地區監督”的特征
上述三篇新聞報道無一例外都屬于“跨地區監督”，如廣東電白高考舞弊事件最早由廣州《羊城晚報》所屬子報《新快報》采訪和正式報道，湖北體育彩票事件最早由《南方周末》獨家報道，上海交大招生“黑幕”事件也是由《南方周末》最早正式報道。“跨地區監督”所具有的一些典型特征，從分析這三則監督報道的共同點可以體現出來：
1． 三篇報道都是揭露性、批評性報道。
輿論監督并非單純指批評，但批評報道無疑是輿論監督的主要部分。批評報道往往是就一部分人的違法違紀或有損社會公德的行為所作的揭露。外地媒體記者的采寫批評監督性報道，要飽嘗更多的艱辛。他們往往看的是冷面孔，坐的是冷板凳，聽的是冷言冷語。被批者不露面，知情者回避，領導則無可奉告，這些都增加了采訪的難度。記者在采訪上海交大招生事件和湖北體育彩票事件過程中，涉及該事件的參與者及有關領導對事件的介紹也是淡而化之，力求回避主要問題。有時記者不得不用隱性采訪的方式（如去電白采訪就是如此），雖然隱性采訪有利于避開一些人為障礙，并能增加新聞報道的生動感和感染力，但由于它一直處于“暗箱操作”，采訪有可能因種種局限而有“單向性” 、片面性。這都更需要記者不畏困難，敢于堅持，并使采訪更加廣泛和深入。
2． 三篇報道都是外地媒體自己得到新聞線索進行實地采訪調查后報道，或者是從其他媒體的部分報道中挖出源頭，揭露出其中的新聞內幕。
新聞界通俗的說法，是把前者稱作“打老虎”，而把后者稱作“打受傷的老虎”。媒體將紀檢部門已經處理、司法部門已經判處的案子加以報道和評論，實質上是一種信息發布，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打死老虎”。如《新快報》采訪披露電白舞弊事件、《南方周末》采訪披露湖北體育彩票事件，都是首先因有知情人向報社舉報獲得線索后開始的；有關上海交大招生事件的消息最早出現于互聯網上，但只是不做肯定的部分披露，其后《南方周末》以此為線索做了深度采訪報道，最終揭露了整個事件過程。這些無疑都屬于“打老虎” 或“打受傷的老虎”。
“打死老虎”沒有風險，“打老虎”或“打受傷的老虎”風險很大，是傳媒和記者懷著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精神，甘冒風險才能做得出來的。一條由媒體自己發掘披露的重大負面典型的監督性報道，它對社會和傳媒本身產生的正面效應，是遠遠超過那些做表面文章的一般性正面報道，當然也大于那種“打死老虎”的信息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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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篇報道都采取比較客觀、公正的態度和立場，并講究報道策略和批評藝術。
首先，采訪和報道要全面、公正和平衡。在現實采訪中，輿論監督的對象往往因為事情泄漏，面臨曝光危險而惱羞成怒，輕者不接受采訪、不予合作，重者則惡言相向甚至圍攻、毆打記者。出于避免沖突等原因，一些記者多以不采訪的方式避開與被監督對象的正面交鋒。但由于不聽取被披露者意見，往往會使整個報道不夠全面和客觀，內容有失偏頗，使監督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會引起新聞糾紛。而本文涉及的三篇報道都對被披露一方進行了采訪，并將他們對事件的不同觀點和看法表述于報道中，使采訪比較全面，使報道公正和平衡。
其次，報道用事實說話，記者不當“裁判”。因為批評報道一旦刊出，不可避免會涉及到被報道者的利益，從而產生頂牛效應，輕則被糾纏不休，重則被告上法庭。所以記者要運用客觀手法，用準確的事實說話，不加自己的觀點和評價，或者將傾向性寓于客觀報道中。那么，被批評者也就無話可說了。如《新快報》對電白舞弊事件的報道就完全是以第三者的口吻記述記者自己的所見所聞，其中既沒有議論的成分，也沒有渲染的色彩。《南方周末》對湖北體育彩票事件的獨家報道僅是忠實地描述了開獎現場的整個過程，而把是非判斷留給了讀者。《南方周末》對上海交大招生事件的報道也只是將記者所能采訪到的人及其說法一一羅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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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篇報道所產生的影響較大，所披露出來的問題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和處理。
批評報道不是把社會生活中的負面簡單地拿到媒體上曝光和亮相，而應側重于抓住問題的來龍去脈，挖出問題的“根源”，并最終報道出問題的處理結果，使其發揮積極的、有教育意義和震懾作用的良好效果。這樣才能顯示新聞批評報道的威力，體現輿論監督的真正意義。《新快報》在披露電白舞弊事件過程中，就將此事及時向廣東省教育廳、省公安廳及當地縣政府、教辦、公安局作了反映，使問題很快得到了處理，相關人員也得到了懲處。《南方周末》在披露上海交大招考事件和湖北體育彩票事件之后，根據事態發展過程對它們作了跟蹤、連續報道形成強大的輿論攻勢，由此引發了人們對事件深層次的思考，其產生的社會影響是廣泛和深遠的。
“跨地區監督”存在的原因
1.媒體本地輿論監督難，使媒體將輿論監督重心向異地監督方向發展。
我國實行黨管新聞，但媒體的主管部門只是在它們同級政府的管轄區內才能行使新聞管理職責，因此媒體的活動被嚴格限制在一定的行政區劃內。媒體在管理自己、決定自身命運的黨政部門面前，處于軟弱無力的狀況。本來，地方媒體貼近實際、接近群眾，輿論監督的信息靈，但就開展批評而言，優勢變成了劣勢，一些地方的權力機關為了本地、本單位的政績、形象和聲譽不受影響，把輿論監督視為“捅漏子”，并擔心會越捅越大，所以對輿論監督總是采取消極和抵觸的態度，對揭露當地問題采取抵制的做法。如對上海交大招生事件的報道，上海當地的媒體就收到有關部門的指令，不準報道這一“黑幕”，于是上海的媒體就沒有出聲；湖北的媒體同樣遭到了政府有關部門的明確禁止，不準當地媒體報道體育彩票事件，只是在此事被外地的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無法再通過禁令“捂蓋子”的情況下，湖北的媒體才得允許陸續刊播了簡訊式的報道。“別人的報紙我們管不著，自己的報紙還管不住嗎？”就是這些抵制監督的權力者的最好表白。這種當地監督難的困境，使媒體監督開始尋求向外地發展的道路。
2. “本地管本地”的地域觀念，使新聞主管部門只是注重有關本地的輿論監督報道出不出問題，對“曝遠不曝近”則可忍受。于是乎，一些媒體對外省外地的丑事不惜版面，而對本省本地區出現的問題卻噤若寒蟬，披露甚少。以《南方周末》為例，它也極少有廣東省內的負面報道。當然，更多的地方是，“別的地方的事你也別去監督，你別給我們找麻煩就行。”本地少監督，外地別監督，正是幾年來我國輿論監督沒有腐敗發展快的原因。
3. “人情風”對媒體本地監督的沖擊。
當前，社會上普遍存在著“說情風”。地方媒體與外地媒體相比，有著距離近的特點，有關單位、有關當事人的關系與采編人員的人際關系比較直接，如果他們找媒體說情，拉關系，送禮物，請宴席，有時甚至活動高層打招呼，那么當地媒體的監督報道即使不會胎死腹中，也不可能不影響到批評報道的深度。
4. 當地媒體出于自身經濟效益的考慮，對有關本地的輿論監督報道往往瞻前顧后，顧慮重重。在媒體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一些媒體首先考慮的是關乎生存的“經濟效益”，而放棄了一些原則，與地方黨政部門，有關職能部門，一些實權單位及有實力的企業打交道拉關系，還要爭取一些廣告客戶的支持。特別是地方媒體的廣告和發行市場一般都在當地，而它們已經成為媒體生存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如果應“曝光”的對象恰好是當地媒體的廣告客戶或發行大戶，這些媒體都要三思而后行。如某媒體領導就對部屬吩咐，今后凡采寫批評報道，一定要事先與自家的廣告經營部聯系，不能因得罪廣告客戶，而影響經濟收入。可想而知，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當地輿論監督會出現什么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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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區監督”的作用
“跨地區監督”是我國輿論監督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比較特殊的現象，它的出現和存在，對我國的輿論監督的實施有著重要的作用：
1．媒體監督可沖破地方保護主義的禁錮，真正發揮媒體輿論監督的作用。
在西方國家如美日等國，政府不掌握面向國內的新聞傳播媒介，對私營企業性質的媒體機構不能發出政策性指令，而是千方百計和新聞界建立起各種聯系以施加影響，利用它們傳播有利于政府的新聞和輿論，因而西方國家媒體在實施本地批評報道時受制權力的程度比較小。但在我國，由于政府和媒介的上級主管部門在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而媒體受權力機關的制約就要大得多。與異地媒體相比，本地媒體更是處于一種弱勢地位。如在報道去年的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中，《長沙晚報》的一位采訪記者就發出了這樣的感嘆：“這是作為弱勢媒體記者的悲哀。”因為上面打招呼：湖南省內一切媒體立即停止對嘉禾高考舞弊丑聞的一切正面、反面報道，只能采用新華社的稿件，于是湖南媒體派往嘉禾采訪的記者紛紛被召回。這位晚報記者所寫的一篇長達5000字的詳細報道稿件也因此胎死腹中，但是他的稿件隨后卻被《南方周末》全文刊登。

因此，在我國現行新聞管理體制下，如果本地監督不力，有“跨地區監督”的存在作為有效的輔助，這對打擊丑惡腐敗現象和行為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新快報》的記者不去暗訪披露出廣東電白縣高考舞弊的丑聞，又有誰會知道這種高考制度下的惡行？如果《南方周末》不將湖北體育彩票舞弊的現象暴露出來，其始終處于暗箱操作中，最終的結果也只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異地媒體一般不會因顧及事發當地的廣告、發行市場而使報道受到限制，受當地“人情風”的干擾程度也不會很大。
地方媒體的廣告、發行市場主要在當地，其報道的對象又是身邊的人和事，即使它們能不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但也可能要顧及媒體自身的利益問題，因而它們也可能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或曝小不曝大，其報道的客觀性、全面性將成問題。相對而言，異地媒體主要的廣告、發行市場不在當地，受這種干擾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其報道可以較為客觀、全面。
由于地緣上的接近性，被采訪對象可能對當地媒體的采訪有所顧忌，他們擔心當地媒體在迫不得已時會不遵守不透露新聞來源的承諾，會將他們曝光，甚至會因此遭到打擊報復，于是對事實情況有所保留。相對而言，異地媒體與當地的各種聯系要少得多，被批評者可利用的說情渠道要少得多，被采訪對象顧忌也就少得多。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地方媒體與地方政府部門的隸屬關系，再加上地方媒體的地方人情觀念和自身利益關系，的確有不少向當地媒體舉報情況的知情人士受到打擊報復的現象。因而就有很多的知情人不愿向本地媒體舉報情況而寧愿向異地媒體透露事實的例子。
3．一個地方的權力機關對本地媒體的輿論監督報道是很容易控制的，但對于外地媒體就不容易控制，所以它可以捂住當地人之口，但只要有跨地區監督存在，就無法捂住世人之口。異地媒體的報道會形成更大輿論壓力，更加有利于問題的解決。曾經有過這樣的現象，刊登有跨地區監督的報道的異地報紙剛到當地，就被神秘“收購”，這種現象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跨地區監督”的影響力。本文涉及的三篇輿論監督報道都產生過很大的威力。湖北的媒體最初也是被禁止報道體育彩票事件的，雖然有不少省內觀眾從電視臺的直播現場發現了問題，但事件只能是小范圍的不確定地私下流傳，如果不是《南方周末》對此事的公開披露形成輿論壓力，此事就可能不會很快得到處理。
發展趨勢展望
從輿論監督本身的涵義看，廣義的輿論監督是指公民通過新聞媒介對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公眾人物的與公共利益有關的事務的批評、建議（引自王強華，魏永征編《輿論監督與新聞糾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它本無禁區，應是對一切社會不良現象的揭露和報道。那種按行政管轄權來劃分輿論監督權的做法，實際上是有悖輿論監督宗旨的。
但結合報紙的行銷范圍來看，“跨地區監督”這個說法，也還是能夠成立的，并且將可能成為一種長期存在的現象。
即使是在新聞法制比較健全，并一貫以新聞自由為標榜的西方國家，也不乏新聞媒體進行跨地區揭露批評報道的現象。西方國家新聞媒體基于自由獨立原則，雖然受政府直接干預控制較少，但它們并非超然世外，它們在行使批評監督職能時，也要受各種社會勢力的影響。特別是在廣告和發行成了決定它們生存和發展的“生命線”時，它們受擁有大企業或大財團的影響相對于我國媒體就要大得多。于是西方國家新聞媒體的揭露批評報道就呈現出這樣一個特征：媒體無論大小，它們對于政府官員，甚至總統，似乎都敢進行揭露批評性報道，但對于一些企業和財團的此類報道就遠沒有那樣大膽；特別是地方媒體，它們生存發展的資金來源主要在當地，就更要權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因而揭露批評當地企業和財團的報道甚少，而披露外地的企業法人則顧忌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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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國目前存在的“跨地區監督”現象主要根源于我國的新聞管理體制，但隨著我國輿論監督法制的健全，政府對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直接控制的職能將會逐步減弱，因而這種根源下產生的“跨地區監督”現象可能慢慢消減。只是隨著我國媒體企業化經營程度的提高，媒體對廣告和發行的依賴程度會加大，這種跨地區批評報道模式只要不人為地壓制，在我國將有擴大化的趨勢。
在我國媒體集團化發展進程中，媒體的跨地區發展將是一種趨勢。這種媒體跨地區的發展，必然有跨地區的報道，這當中當然也包含跨地區的輿論監督報道。從這個角度來看，媒體的“跨地區監督”也是一種趨勢。
“跨地區監督”的更高要求
“跨地區監督”應該比本地監督要求更高。
一、對于獲得的新聞線索要仔細分析，不能僅僅因為它有意思，讀者會有興趣，就決定采寫，還要分析當地的政治、經濟形勢，如果會因這篇報道對全局形勢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就應該暫時不寫，或者只寫內參。
二、對于過分敏感的問題（特別是一時根本解決不了的全局性的棘手問題），暫時也不要去采寫。
三、盡最大可能采訪被批評者，不但要讓人說話，還要讓人說夠，采寫出來的報道要全面、客觀、公正、平衡。
四、異地采訪對于記者和編輯的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異地媒體在獲得采訪線索難、核實情況難等方面，都很不容易。這就要求媒體派出進行異地采訪報道的記者必須有更敏銳的新聞嗅角，更扎實的采訪作風，更高的政策水平，更多的法律知識和與報道相關題材的各種知識。編輯在審稿時要慎之又慎，努力發現報道可能存在的疑點和失誤。
五、一旦遇到報道出現與當地權威機關發生爭議，只要人家沒有在事實上掩蓋和歪曲，就要樂于發表人家的不同意見。一旦出現報道上的失誤，哪怕是局部失實，也敢于在報上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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