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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or:從象征與儀式,到游戲真偽與傳媒權力
作為美國2000年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一個在成熟的電視工業流水線上精心制作完成的產品,由CBS提供的Survivor(幸存者),創下了收視新高。兩億多美國人中有四千多萬人在觀看這個每周播出一次的節目,沉浸在“下一個被淘汰的是誰”的巨大懸疑中。這也成為那個只能發生在當下這個傳媒高度發達世界中的神話的新的篇章,在這個真實神話中,分布在地球表面各處的數以千萬計的人在同一瞬間接受著相同的信息并予以關注和解讀。由全國各地自愿者中甄選出的16名年齡身份各異的普通人,被帶到南太平洋上一個風景美麗的無人孤島上,遠離了他們慣常的現實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隨身只有極少量生活必須品,當然還有主持人、攝影機和節目制作團隊。他們要面對自然的挑戰求得生存,還要在每天的活動中展現自己的過人之處并贏得他人的認同。從某一天開始,每天采用集體不記名投票的方式來淘汰掉一個人。他們可以用除了暴力以外的任何方式來黨同伐異。最終存留下的人將得到100萬美元的獎金。
在觀看Survivor最后三周的節目的過程中,有很多的元素吸引了我的注意。這里有眾多的象征性細節,有不少類似儀式的場面,不缺少戲劇性、扮演行為,追求形式和自成體系的規則讓整個過程看起來像個游戲。最終勝利者Richard在類似故事片大結局的感慨中,甚為瀟灑地說出:“This is just a game.”更是發人深思。
我們觀看的節目從第37天開始,只剩下最后四位“Survivor”,Kelly、Susan、Richard和Rudy。這一天,當夜幕降臨,他們手執一根長長的火炬,在充滿原始意味風情的背景音樂聲(當然只有觀眾聽得到)中穿過茂密叢林,走過一條看似由藤條木板搭建的橋梁,來到一個布置得同樣充滿原始風味的會場。這里也是他們進行投票的重要場所。他們每人敲擊了一下會場入口的鑼,隨后坐在了大石頭上,點燃的火炬插在身后,身前則是熊熊的篝火。他們接受了主持人的提問,問題關于這一天中他們遇到的一些事情的細節。他們將自己的答案用炭筆一類的東西寫在外表粗糙的大草紙本上,亮給主持人。最后Kelly答對了最多的題,掛上了一條由貝殼等編織成的項鏈,同時也獲得了今天的豁免權――按照規則,某日的獲勝者,當天將不被淘汰出局。Richard則是得分最低者。隨后,四人輪流走向會場一隅的投票處,背向其他人,卻是面對一臺攝像機寫下認為該淘汰者的名字,將紙條放進一個古樸的罐子。主持人來向大家一張張展示紙條,不巧這次Susan和Rudy分別獲得了兩票。于是主持人讓兩人各自說一番話,然后四人重新投票,最終由于Kelly改變主意,Susan成為今天的被淘汰者。她神色黯然,眼含淚水,在特寫鏡頭中主持人熄滅了她的火炬,她背起行囊走過吊橋,走進 C 黑暗……同時Kelly的特寫鏡頭也一再穿插出現,她雙手捂面,似乎也為這個殘酷現實悲傷。
仔細思考這段電視片,可以數出許多富于象征意味的細節。問答與投票發生在夜間,夜晚的黑暗作為光明的二元對立物,在人的心中原本就象征著原始混沌、無意識和哀傷,預兆著惡的來臨,也同死亡相聯系。同時在許多文化中,祭祀土地和死者的儀式都在夜間舉行。[1]神秘懸疑的氣氛得以渲染,觀眾們也得到暗示,即將發生的,是經受住自然考驗的人要被同類以莫須有名義決定淘汰出局這樣哀傷和有些卑鄙的事情。他們擎著火炬,最終淘汰者被熄滅火炬。而火炬在密特拉教的儀式里,被用來象征生命和死亡(太陽神密特拉身邊站著高舉火炬的生命與光之神柯特(Cautcs)和低垂火炬的死亡與黑暗之神柯圖佩特(Cautopates)。);象征著死亡的已熄滅的火炬——常常由丘比特拿著——通常出現在西方古老的墓碑上;《啟示錄》中火炬被解釋為上帝的威力,也是殉教者的標志;同時,現代奧林匹克圣火早已將火炬的覺醒、神圣、競賽等意味深植人心。[2]藤橋,過渡和路程的象征,古老神話中常有架在分隔今生來世的河流上的橋;伊斯蘭教認為通往天堂的橋梁惟有清白之人才不會墜落;橋還象征著過渡到另一種生活方式。[3]故而通過橋梁也就帶有評判和甄選的意味。而從精神分析學來解釋,被淘汰者走過狹長的橋進入未知黑暗,無疑比喻著對于出生的深刻記憶,進一步引申為離開伊甸園等意味。勝利者所戴上的貝殼項鏈,不啻于花環、花冠(wreath),這象征著一時的榮譽,古代凱旋的將軍或競技獲勝者都會戴上花環;基督教孩用花環象征歡樂、永生和基督的復活、圣徒的標志等。[4]而在后來的兩天里,同樣有象征性場面出現。第38天上午,三位幸存者投入海中清洗自己,隨后用某種泥涂抹身體和臉孔、頭發。在令人振奮的背景音樂聲中,三人面色凝重腳步緩緩地赤足走過一片火已熄滅但仍亮紅發熱的木炭的場景被以慢鏡頭展現給觀眾。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這種赤足走過燃燒火炭的風俗(希臘語pyrobas-ia),據說這原先是春天的一種凈化儀式,西藏人至今依然在1月15日進行這種儀式。[5]而在弗雷澤的《金枝》中,也提及了遠古時起全歐洲農民已有的風俗,在一年的某幾天點起篝火,圍著火跳舞或從火上跳過去。遇到災荒時也會舉行這樣的篝火會,他同樣傾向于凈化說。當天中午,三人沒有洗去污泥便站到了一根雕刻的木柱旁邊,相隔一臂之遠,手握住木柱腳下是僅容一足的狹窄木樁,手不得離開木柱開始耐久站立的比賽。有烈日、海風的考驗,還有主持人在一邊用言語和水果的誘惑。最后仍然是kelly以4個多小時的忍耐獲得了勝利。木柱似乎就是一根圖騰柱,正是太平洋西北海岸美洲印第安人的創造物。圖騰與血緣、氏族、禁忌、崇拜等緊密相連。
survivor:從象征與儀式,到游戲真偽與傳媒權力
如果我們將目光放得更遠一些,會發現更多耐人尋味的東西:無人的南太平洋小島、自給自足和人類社會關系的缺席,儼然西方基督教觀念中“樂園”(paradise)或“快樂島”(Island of the Blessed)的某種再現,未曾犯下罪孽的人們在那里生活。當100萬美元這個“誘惑”迫使人開始排斥他人時,他們的結局就是離開這個伊甸園走向世俗生活。而最后的“幸存者”將由前面的被淘汰者來共同決出,頗有“末日審判”的意味——相對來講,“罪孽”(給他人惡感)較輕者將獲得勝利。同時,這些選擇、淘汰的形式,和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上帝選民”等意識有某種暗合。而他們在島上生活簡樸、較多的裸露身體,固然與氣候等條件有關,同時似乎也在用“裸體”(nakedness)這一狀態暗示著個體并不依靠衣著來體現其社會地位和身份高低,也剝離了通常意義上的社會關系。
我列舉這些象征性細節和場面,并不表示制作者就是用這樣一一對應賦予意義的方式來構建他們的節目,也不代表我們要單純從其象征意義上去解讀這個節目。然而制作者對這些細節和場面的不斷使用和強調,包括運用BGM(背景音樂)烘托、蒙太奇鏡頭和特寫等電視語言表現,本身就是具有鮮明目的性的行為。這種行為和他們吸引更多觀眾贏取更大利潤的目的又有何關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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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顯而易見的層面上講,一種“陌生化”的美學體驗將滿足觀眾的獵奇欲望也是人類天性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這包括選擇的BGM風格、上述細節和場面帶來的原始風格、異國情調的塑造(例如投票場所篝火提供的若明若暗的光線、其布置擺設的古樸簡約之美等)、與現代美國社會生活相去甚遠的生活畫面(例如美麗自然風光、沒有西服革履汽車電腦和各種繁瑣制度法則、泛舟搭棚采集食物)等。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個人被完美定位于社會大機器的元件而運轉,生活的缺乏變化使得這樣一些因素在人們比較電視節目、電影及其他媒介的娛樂性時占據重要地位。正如同好萊塢的賣座電影越來越展現給人以感官刺激和難得一見的“大場面”。從觀眾的角度來看,不斷接受象征性細節和場面的強調,以及看到從策劃到制作都精心安排成一連串儀式性事件發生的節目,很自然地會將它視作一個“游戲”。這其中的邏輯是源自這樣的一種共識:儀式或者典禮,是一種特定“游戲”,而戲劇性和它們是有著內在聯系的。在荷蘭學者 找兩 哈眼中,“文明是在游戲中并作為游戲興起并展開的”[6],并且人類的一切活動和文化都有其游戲成分。而典儀“主要是一件事情的展示、再現、戲劇性演出、一種準真實的想象性的現實化”[7],原始的典儀是神圣的游戲,對普遍存在的共同體不可或缺,而即使現在的典儀仍舊與游戲的最重要特征相一致,例如與日常生活的空間隔離、要求參與者的全情投入、制度和規則使得它們可以一再重現等等。麥克盧漢則認為,古代社會和無文字社會將游戲看作是活生生的宇宙戲劇模式(dramatic models of the universe),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就是直接扮演這種競賽的游戲。“參與這些儀式使宇宙保持在正確的軌道上,同時又給部落提供一種推進力”,“藝術如何成為神奇游戲和儀式的文明替代品,正是非部落化走過的歷程”[8]普通觀眾未必執這些學者的觀點,但是由象征性細節與場面容易聯想到的儀式、游戲和戲劇性之間的關聯,早已深入人心。
何以傳媒要提醒觀眾注意這個節目的游戲性和戲劇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正如麥克盧漢所言,“游戲是對日常壓力的大眾反應的延伸”,“提供了一種超乎社會機器壟斷暴政的一種解脫”;同時“游戲是人為設置的情景,旨在容許很多人同時參與他們自己團體生活中某種有意義的模式”。這其中有兩重意義。一重意義在于,受眾觀看具有游戲性的節目時,得以緩解日常生活的壓力,哪怕只是暫時地投入其中,為之激動,如同投入地觀看一場NBA比賽。在觀看過程中,壓抑的情緒得以發泄,而日常的繁文縟節與秩序的暫時退場,也讓反抗的欲望有所消減。實際上參與了媒介活動,但卻并沒有創造性的行動。另一重意義在于游戲將參與游戲者的其他身份暫時遮蔽,只存留規則允許存留的符號性部分。這有助于"游戲共同體"的形成,也就是某種認同感及歸屬感的出現。
Survivor節目的最后四位幸存者不知是巧合還是刻意安排,其社會身份具有相當典型性。青年女性Kelly是教師,青年男性Richard是公司白領,中年女性Susan是卡車司機,而老年男性Rudy則是海軍陸戰隊的退伍軍人。他們恰好成為美國主要幾個人群的典型代表,很容易獲取不同人群的認同與支持。觀眾在認同和支持某人的同時,便將自己納入了一個巨大的社會群體中,同時也默認了群體存在的合理性。由這兩重意義上看,觀眾將之視作“游戲”,有助于社會結構的穩定。
第二,在美國這個媒介高度發達的社會中,普通觀眾對電視媒介的接觸和熟悉程度相當的高,他們認為自己對于電視媒介中的游戲、電視劇這樣的“虛擬”、“表演”和生活的“現實”是有判別能力的(當然實際并非如此)。通過強調游戲性和戲劇性,傳媒恰恰以議程設置(agenda-setting)或其他手段來讓受眾忽視節目中可能反映或包含的、可能引起某種動蕩的因素。例如在觀看Survivor時,我就一直在考慮,他們投票給某人的心理依據到底是什么?考慮這個問題無疑會導致令人悲哀的結論:顯然不是誰在每日的競賽中表現得最差就投誰的票,相反在前期人較多時,可能投票淘汰掉最出風頭、顯得能力最強最有魅力的人會更有利于自己最終勝利。那么如何才能讓人不投自己的票呢?除去隱藏鋒芒,搞好人際關系,包括交流感情達成共識幫助他人等都是辦法?墒沁@樣想的直接結果就是當他人幫助自己或與自己交流感情時很自然會想“他是否只是為了最終的勝利,為了100萬美元的利益?”最終的結果就是人人充滿猜忌,一切行為的動機被解釋為個人利益。將之比照現實生活,比照無處不在的商業邏輯,無疑是令人沮喪和對其合理性產生懷疑的。僅僅用一句“This is just a game”無法打發這樣的想法。而通過各種手法不斷強調其游戲性和戲劇性,正是在誘使觀眾自覺將之視若虛構和扮演而忽視其中可能存在的嚴肅議題。這些嚴肅議題或許還包括:16個參選者中有色人種的比例和淘汰情況,觀眾在狂熱關注這個節目時對社會現實問題是否減少關注等。
survivor:從象征與儀式,到游戲真偽與傳媒權力
第三,傳媒希望觀眾將節目視作游戲或電視劇,這樣更利于傳送意識形態意義。羅蘭·巴爾特認為相對于所指意義的內涵意義是大眾傳媒傳送意識形態意義的主要途徑,他稱這種意義為“隱喻”。隱喻在電視中大量出現,例如各種豐胸廣告中女性的胸部形態(意義的第一層面,所指意義),可被用來產生第二層意義(內涵意義),如“性感”、“美麗”、“自信”、“自卑”等,通過一再出現,這些內涵意義廣為人知。在Survivor中,例如第38天,Kelly通過耐久站立獲勝而戴上象征勝利的貝殼項鏈并在當天免于被淘汰的事實。這個符號由兩方面構成,即:以某種方式(BGM、蒙太奇鏡頭、投票場景中的特寫等)進行編碼的能指(電視圖像和聲音本身)和外延意義或所指(這個事實本身);而在內涵層面上,這個事實作為一個能指來表達一個或一組意識形態所指,如“通過個人不懈努力,我們可以獲得在競爭中免于失敗的地位”這一價值觀。同樣,一直表現優秀的Kelly卻在最后的選舉中敗給了顯得智力、毅力都不夠的Richard這一事實,其內涵意義或許有“能在社會中取得成功的人并不是能力和表現最優秀者”、“能力和表現最優秀者不等于成功者”、“女性在目前的地位仍然不如男性”等等。馬克·波斯特在《鮑德里亞與電視廣告——經濟的語言》一文中寫道,“我認為,廣告以一種非再現性的、非工具主義的交流模式建構了觀眾,這種模式不同于閱讀印刷體的模式!薄半娨晱V告拒絕了工具的功能;只有當廣告不被理解為一則廣告,人們不從工具主義的方面去認識廣告,這時,廣告才能發揮作用!薄芭c產品無關系的漂移能指被置于游戲狀態中;傳達出令人向往或讓人討厭的存在狀態的形象和詞語,以某種方式得以顯現,這種方式最有效地利用了觀眾對產品的關注,而并沒有喚起觀眾對批評的警覺。”[9]其中,“漂移能指”、“令人向往或讓人討厭的存在狀態”與內涵意義有共通之處,“游戲狀態”則意味著無意識性和表面上的非工具化。這樣的理解也適用于Survivor節目。
同時我想強調的一點是,在美國電視節目的24小時播出已經形成了如雷蒙德·威廉斯所杜撰的術語“電視流”。不同電視節目按照某種慣例或者說規則形成了“橫組合鏈”,正如Survivor和插播其中的廣告。美國觀眾對于這種存在的承認已經到了這種程度:“像《達拉斯》這樣的美國產肥皂劇在這類非商業臺播放時,廣告前的‘小高潮’(鏡頭移入面部特寫、音樂向高潮漸進)如果緊隨其后的不是商業廣告而是節目的下一個場景,就會顯得不正常。”[10]我們在Survivor中印證了描述的真實:當最后一天的投票富于戲劇性地進行到Kelly和Richard在幾輪過后票數相等,由最后一個投票者來決定命運時,鏡頭移入特寫,音樂漸進高潮,一切向預期發展,看來結果就要昭示——這時,商業廣告出現了。通過這樣“符合邏輯”的方式,這個節目在觀眾的心中就和肥皂劇以及其他一些電視娛樂節目劃上了等號,實際上構成了一個“縱聚合鏈”。同時,夾雜在節目中的廣告以及我們所沒有看到的Survivor前后的其他節目也就成為“橫組合鏈”的整體,成為CBS追求利潤和進行意義傳遞的產品有機組成部分,F在能回憶起來的如啤酒廣告、征兵廣告等,無不充斥著隱喻。這所有的隱喻就是建構整個美國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手段之一。
主要是上述的三點原因,讓傳媒煞費苦心想令受眾認為節目是“游戲”。然而這真的是游戲嗎? 約翰·赫伊津哈對他所定義的作為文明起源的游戲的形式論點有這樣的描述:“一種自由活動;作為‘不嚴肅的東西’有意識地獨立于‘平常’生活;但同時又熱烈徹底地吸引著游戲者;它是一種與物質利益無關的活動,靠它不能獲得利潤;按照固定的規則和有秩序的方式,它有其自身特定的時空界限;它推動社會團體的形成,這些團體傾向以秘密色彩籠罩自身,并通過化裝或其他手段與普通世界相區別。”[11] 他非常強調游戲其實是自由的、嚴肅的、非功利的。而麥克盧漢同樣認為:“所謂‘職業’體育運動是自相矛盾的。當通向自由生活的游戲之門導向專門的職業時,人人都覺得是不合適的!盵12] 他也覺得出于功利追求的“職業”體育是和游戲精神相悖的。按照他們的游戲觀,Survivor是絕對不能稱作游戲的。我認為這如同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比之現代奧運會,巨大的商業利益和傳媒的介入,使得游戲的純粹性失去了,它們之間出現了變異。與其說Survivor是游戲,毋寧說它是個“偽游戲”或“異化后游戲”的代表。但是這對于傳媒和普通受眾而言已然不重要,因為傳媒通過意義的傳遞,早已把“游戲”在人們心中的概念和特征建構成了傳媒所希望的樣子,保留了一些形式要素,而將另一些東西模糊到了最微弱的地步。從中,我們也看到了傳媒如何建構我們的世界。正如鮑德里亞所論述的“超真實”(hyper-reality),交流的幻像得以傳播,它比真實更為真實,而這就成為我們的“現實”,不僅存在于媒介之中,而且是20世紀末文化調動主體的方式,是我們通過媒介所能認知的世界。
survivor:從象征與儀式,到游戲真偽與傳媒權力
當Richard以獲勝者的姿態微笑著說出“This is just a game”時,我想起NBA的響亮口號“I like this game!”那同樣是一個“游戲”(或者說“偽游戲”),固然其中有對力量速度技巧的追求和由此生發出的美感等要素,然而其現實意義和價值的重心早已轉向利潤至上的商業邏輯。在這個世界最高水平也是最成功商業包裝的籃球聯賽里,在看得見的籃球規則下,球星們進行比賽以及轉會等活動,吸引著全世界的億萬觀眾;在看不見的巨大規則/商業制度的話語中,傳媒和商家在促銷、收取廣告費用、進行意義傳遞等等互為因果和促進的行為。正如同NBA的每場比賽不太可能是假球,我們也完全不必深究Survivor節目究竟是記錄片或者電視劇,究竟有沒有人操縱了最后的結果,因為這一切都不重要,也不是這個"游戲"運行的中心!辽僭谶@一點上,“游戲”和“偽游戲”有某種相似:不關心最終的結果。但在這一點上,也看到了兩者根本的差別,前者關心愉悅(fun),后者關心利潤(money)。Survivor、NBA以及諸如此類的借助媒體而由大眾觀看得節目,不論是否真正的“游戲”,是誰在玩它呢?是傳媒和商人。因為規則由他們制定。對于普通受眾,這個規則不是公平的,傳媒擁有強大的權力,因為受眾在這個游戲中被制定在“棋子”的角色上,包括觀眾,也包括Richard。而傳媒還在一再讓大眾認為,這些有趣的游戲是他們自己在玩。這就是其危險性所在。
從Survivor中的象征與儀式,直到游戲真偽和媒介權力,我們看到的是主流意識形態通過媒介掌握權力占據上風的過程。但是在其中同樣存在著多元化的意識形態,包括反抗性的聲音。這是由電視這種媒介形態發展至今的特征決定的,它在提供傳媒暴政工具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反抗的可能。
注釋:
[1] 漢斯·比德曼(德):《世界文化象征詞典》第114頁詞條"黑暗"及第415頁詞條"夜",漓江出版社(2000)。
[2] 同上,第139頁詞條"火炬"。
[3] 同上,第258頁詞條"橋"。
[4] 同上,第122頁詞條"花環、花冠"。
[5] 同上,第137頁詞條"火"。
[6] 約翰·赫伊津哈:《游戲的人》(HOMO LUDENS):第1頁。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6)。
[7] 同上,第17頁。
[8] 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第293頁。商務印書館(2000)。
[9] 《電視與權力》第217頁。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10] 《重組話語頻道》第一章第2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11] 約翰·赫伊津哈:《游戲的人》(HOMO LUDENS):第15頁。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6)。
[12] 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第295頁。商務印書館(2000)。
(文章來源: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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