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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影響力

時間：2023-02-23 21:15:52 新聞傳媒學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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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影響力

　語言是什么?語言是人類交際和思維的重要工具，是人類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載體，是人類認識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語言的功能是交際，語言的本質特征是其動態性和人文性。語言是人類的存在之家。人類對語言認識的深化，標志著人對自身認識的深化。
廣播電視作為大眾傳播媒體其社會使命是向社會大眾傳播信息，語言是廣播電視信息傳播的重要載體。廣播電視在向社會傳播信息的同時也在向大眾傳播語言。作為一種語言職業的廣播電視，承載著信息傳播和語言傳播的雙重使命。語言傳播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媒體特別是廣播電視等現代媒體的出現和發展，而由“古典傳播方式”跨入了“現代傳播方式”的時代。正是由于廣播電視的傳播，大大提高了語言傳播的速度，大大拓展了語言傳播的范圍，大大增加了語言傳播接收者的數量，大大豐富了語言傳播的內容，使社會的語言生活空前活躍，生機盎然。
廣播電視媒體的語言影響力是巨大的。“媒體的語言影響力，指的是媒體對社會語言生活發揮作用的大小。”[1]不同類型的媒體對語言影響的方面是不同的。報刊主要影響書面語，廣播電視主要影響口語或書面語的口語表現形式(英特網由于出現時間短，語言使用不具有權威性，對社會語言的影響還較小)。不同媒體或媒體欄目，對不同受眾群落的語言影響力也有差別。與其他媒體相比，廣播電視擁有范圍最廣、數量最多和層次最為豐富的受眾群體。不同媒體的語言影響力有大有小。“一般說來，權威媒體和社會親和力強的媒體，對語言的影響力大。權威媒體主要影響社會主流用語，社會親和力強的媒體主要影響大眾特別是青少年的用語。”[2]廣播電視無疑是集權威性和社會親和力于一身的“強勢媒體”，它對社會語言生活的影響之巨大是其他媒體所無法比擬的。回顧百年來語言統一所走過的道路，成就最為顯著的時期應是改革開放的20年，這20年推廣普通話的速度之快、質量之高前所未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廣播電視的普及和發展。“廣播電視提供了普通話語音的樣板，而且廣播電視播音員、主持人對社會具有較強的親和力，許多人愿意模仿他們的語言，從而加速了語言的傳播。”[3]

需要指出的是，媒體的語言影響力是與媒體使用語言的狀況有著密切關系的。廣播電視傳播的信息主要憑借有聲語言才得以傳遞，有聲語言運用的好壞、規范與否，直接關系到廣播電視傳播的質量與威望。而廣播電視傳播的質量與威望，又關系到其語言的影響力。重視有聲語言的運用，不僅是廣播電視媒體的社會責任，而且也是其自身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因此，深化和加強對廣播電視有聲語言及其傳播規律的認識，對于更好地發揮廣播電視傳播的功能，提高傳播效率和增強傳播的效果，對于完善、發展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理論和豐富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理論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廣播電視有聲語言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其引導社會語言方面的無法比擬而又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
1.標志作用。長期以來，老百姓一直把廣播電視有聲語言作為全民族共同語的標準和標志，特別是把播音員和節目主持人的有聲語言看作是標準語形式的代表。可以說，一個地區的電臺、電視臺的播音員、節目主持人的語言就是這一地區語言的標準；中央一級的廣播電臺、電視臺的語言標準就是整個國家的語言的標桿——這已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之音》曾分批把中文部的主持人派到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短期培訓學習。當時的中文部主任就曾說過，他認為，只有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央電視臺播音員的語言才是最標準的普通話，所以，《美國之音》要派華語主持人到專門培養優秀播音人才的北京廣播學院來學習。2001年8月，北京廣播學院播音主持藝術學院組織教師到歐洲考察，在德國柏林《德國之聲》電視臺也了解到，他們的電視新聞播音員也必須說德國漢諾威標準德語，因為代表國家形象。
廣播電視作為語言職業理應責無旁貸地擔負起社會語言標志的神圣使命，其從業人員，包括各級領導，欄目、節目的負責人和編導人員，播音員和節目主持人，都有義務為發揮這種語言的標志作用和維護這種語言的標志地位盡心竭力。同時，也有理由為自己能夠擁有這樣一份神圣義務和使命而感到自豪，感到責任之重大。然而，在當前的廣播電視傳播中卻有一種淡化、弱化語言標志地位和作用的傾向，其表現：一是所謂“時髦”的“港腔、港調”；二是所謂“另類”的“怪腔怪調”；三是造作的“嗲腔嗲調”；四是上述幾種情況的混合。這些都與廣播電視社會語言的標志作用和地位及其要求相去甚遠。這些現象的產生一方面與港臺和域外文化影響的大背景有關；一方面與主持人自身認識和主觀追求有關，同時也與我們的一些領導、編導的模糊觀念、片面認識有關。有的認為，“普通話標準不標準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個性”；有的甚至錯誤地認為，“標準的普通話是與受眾生動交流的障礙”；有的電臺、電視臺在招聘節目主持人時居然把會說“帶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話”作為一個錄取標準。這些認識和作法顯然都是與廣播電視社會語言的標志地位和作用的要求極不相稱的，也是錯誤的。


論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影響力　
2.規范作用。廣播電視不僅傳播語言，而且與語言規范的關系也十分密切。這種密切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形成、豐富語言規范；二是向社會傳播語言規范。語言規范既不是語言學家書齋里的邏輯演繹，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是對大量語言實踐的研究與總結，并隨著語言的變化不斷地豐富與發展。廣播電視媒體作為使用語言的“大戶”，在其豐富的語言實踐中，不僅會鞏固已有的語言規范，而且能夠創造和發展新的語言規范。如廣播電視在漢語讀音方面所創造的規范，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事例。語言的規范不僅體現在成文的規范中，而且也體現在具體的語言應用中。廣播電視在傳播語言的同時，也在傳播語言規范。廣播電視語言本身就是在傳播語言的各種規范。“廣播電視播音員的讀音就是漢語語音規范的體現。”[4]
國家三部委《關于開展普通話水平測試工作的決定》中明確規定“普通話是以漢語傳送的各級廣播電臺、電視臺的規范語言。”播音員、節目主持人的語言既是社會語言的標志，同時也是社會語言的規范，而且是最高層次的規范。現代語言學發展的語言規范觀認為，語言規范的本質是為了更好地交際，同時，語言的規范是動態的和分層次的。規范的廣播電視有聲語言既吸取了書面語言的精練、嚴謹的精華，又吸收了口語的形象、生動的營養，同時，又剔除了社會自然語言雜蕪、隨意的缺憾，在語音的聲、韻、調、輕重格式、語流音變異及詞匯、語法等諸方面都表現出了普通話標準語的規范，作為一種職業語言和領域語言，規范的廣播電視語言又表現了有聲語言表達技巧運用的豐富性與合規律性、語言分寸的貼切性和語言樣態切合語境的嚴整性。居于大眾傳媒傳播者和社會公眾形象地位的播音員、節目主持人，由于其影響的巨大和地位的特殊，使他(她)在傳播的同時也成為了民族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負載者和體現者。這種傳播與體現是通過有聲語言來實現的。他(她)的語言面貌、語言能力、語言水平、語言規范程度，影響所及絕不僅僅限于個人形象和節目的傳播效果。因此，廣播電視有聲語言的規范與否絕不是一個小問題。
論文論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影響力來自

國家規定的普通話等級為三級六等，又規定播音員、節目主持人必須達到一級乙等以上[5]，并實行了播音員、節目主持人持普通話等級證書上崗的制度。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規范性的落實，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從語言規范是動態的、分層次的觀點來看，從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重要性、特殊性來看，從播音、節目主持專業人員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的現狀來看，這一制度還需要完善，這方面的工作還有待進一步加強。現存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從表現出來的語音面貌來看，在播音崗位上還有部分節目主持人沒有達到相應等級(中央和省級廣播電臺、電視臺是一級甲等，省級以下臺是一級乙等)。其中有的是目前由于種種原因還沒有參加測試；有的是參加并通過了測試，但在播音主持工作中又表現出語音面貌的“回潮”；還有的就根本達不到相應的等級要求，語音面貌不過關、不達標，但是卻因“節目需要”、“受眾歡迎”或“領導特許”，仍舊主持；再有就是追求“另類”的有意為之，本來可以說得規范和標準，但偏不規范、標準地去說。二是現在的普通話水平測試的內容、形式、方法和要求，對播音專業人員來說，有的過于簡單化、模式化和靜態化，與播音主持語言傳播專業工作的實際聯系得不夠密切，很難真實、準確地反映被測者常態的語音面貌和動態的語用狀況。因此，第一，需要根據行業的特殊性制定相應的特殊的、更高的標準，如可參照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樣式、樣態及節目、欄目來考慮設置測試的部分內容；第二，應研究被測人員常態語言狀況的內容、方法和機制；第三，應研究、建立對廣播電視語言傳播及傳播者語言狀況的動態監測機制和制衡機制；第四，建立相應的責任制度，制定對于不遵守語言規范的專業人員的追究和處罰制度，包括追究任用語言未達標人員的領導的責任，等等。
3.傳播作用。當今社會還沒有其他任何一種大眾傳播工具能夠像廣播電視一樣具有如此廣泛而巨大的傳播作用。即使面對網絡傳播的沖擊，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優勢也是無法被取代的。這種優勢主要在于傳播的范圍廣、影響大。一期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的播出，究竟全國有多少人收看，伊拉克戰爭的電視直播報道全世界究竟有多少觀眾收看，恐怕是無法精確統計的，廣播電視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廣播電視有聲語言打破了地域、民族、國家的界線，使地球變成了一個“小小的村落”。衛星傳輸使得一個地方電臺、電視臺的節目可以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受眾產生影響。幾年前，我曾到越南電視臺講學，那里搞漢語節目的同行就對我與越南毗鄰某省電視臺主持人的讀音錯誤提出質疑。2000年我到香港廣播電視媒體訪問，他們的主持人曾表示對內地的一些主持人的“港臺腔”表示不理解。他們說，我們是實在說不好標準的普通話而不得不那樣去說(港臺腔)，而內地的主持人為什么可以說得標準卻反而像我們這樣說呢?由此可見，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這種廣泛的社會性和巨大的傳播作用，對節目的領導者、創作者和傳播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作為傳播主體的播音員、主持人都應以更強烈的開放意識、全局意識、責任意識和語言規范意識來從事播音主持工作。


論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影響力　
4.示范作用。人民群眾在把播音員、主持人的有聲語言作為社會語言的標志和標準的同時，也就把播音員、主持人當作了學習普通話的教師。因此，播音員、主持人的語言也就具有了很強的示范作用。早在1956年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問題的指示中第四條就已規定：全國各地電臺應當同各地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合作舉辦普通話講座。各個方言區域的廣播站在他們日常的播音節目中，必須適當地包括用普通話播音的節目，以便幫助當地的聽眾逐步聽懂普通話，學習普通話。在改革開放之前，電視還不普及，廣大人民群眾就把廣播電臺的播音員看作是“不見面的普通話老師”。播音員、節目主持人讀錯了音、念錯了字，對社會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曾見到過這樣的報道，一個小學生在學校上課朗讀課文，讀錯了一個字，當教師糾正他時，學生卻說，電視臺的主持人就是這樣讀的。可見“示范”作用之大。廣播電視的播音員、節目主持人是語言規范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推行者，對社會各階層都有影響。“對他們，在語音、詞匯、語法各方面要有全面的高層次的要求。社會經濟、文化越發達，他們語言規范的影響越大”[6]示范作用越強。語言規范的層次性，包括語言使用者規范的情況和要求等的層次性。對語言規范意識比較強的、在語言規范方面起示范作用的語言使用者，要求更高。2001年元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并頒布《通用語言文字法》，這部法規對播音員、節目主持人等專業語言工作者使用標準的普通話又作了相應的法律規定，證明了廣播電視有聲語言的示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同時，也為這一作用的實現提供了保證。

5.導向作用。由于廣播電視語言傳播的標志作用、規范作用、傳播作用和示范作用，由于語言傳播主體的親和力作用和廣播電視媒體的權威作用，使得播音員、節目主持人的有聲語言對社會語言發展變化同時具有了重要的導向作用。社會上很多新詞新語、流行語都是通過廣播電視和其他傳媒推廣開的。不管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客觀上，廣播電視有聲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引領著社會語言的時尚，這一狀況，在青少年學生中尤為明顯。個性鮮明的節目主持人，包括嘉賓主持，其一言一行、一顰一笑、一句口頭禪、一個慣用語，包括言語方式、言語風格都可能對社會某一特定群體產生影響，并進而效仿之、模仿之。這種影響往往是潛移默化的。這種導向作用有積極向上的，也有消極負面的。它既與廣播電視節目內容的品位有關，也脫離不了傳播者即播音員、主持人個人的文化素養、語言功力和審美追求。廣播電視語言的這一導向作用，要求播音員和節目主持人必須注意提高自己的語言素養和語言品位，包括語言的規范，錘煉自己的語言功力，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和不懈的責任。
6.審美作用。廣播電視有聲語言具有十分明顯的審美作用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規范，只是語言文化和語言傳播的基本要求，“比規范層次更高的是優美。”[7]“只做到規范，并沒有充分發揮出有聲語言的社會功能，還應向審美層面提升。”[8]“人類的求發展、求富足，沒有止境，在信息共享、認知共識之后，必然產生對美學理想的追求，期待著愉悅共鳴。”[9]廣播電視有聲語言在傳播信息、言事明理傳情的同時，必將傳播美的語言、傳播雅的語言，并使人產生審美愉悅共鳴。在人民廣播播音的歷史上，優秀播音工作者用有聲語言創造情聲并茂、感人至深的播音作品的事例不勝枚舉。齊越播出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充溢著愛國主義的崇高之美，鼓舞了千千萬萬的青年涌躍參軍，奔赴保家衛國的前線；夏青播送的《告全國人民書》飽含著對偉大領袖的崇敬悲痛，激勵億萬人民化悲痛為力量，堅定了將社會主義事業進行到底的信心和決心；趙忠祥主持的《動物世界》、《人與自然》，表現出對大自然可愛生靈的關愛之美；沈力主持《為您服務》、《夕陽紅》表現的端莊親切之美；倪萍語言的熱情之美；敬一丹語言的沉靜之美；白巖松語言的機辯之美；崔永元語言的幽默之美……“人們向往語言的審美空間，在那里，洋溢著對生活的熱愛，對美感的享受，對未來的憧憬，對創造的欣喜……進入審美空間的語言，包含著歷史的厚度、時代的高度、哲理的深度，言簡意賅、辭約意豐，使人心馳神往，流連忘返。這是理想語言學派、闡釋語言學派、結構語言學派、功能語言學派等所不能完全覆蓋的。”[10]
優秀的廣播電視語言傳播者的實踐，“展現了語言的音美、意美、情美，使語言進入民族化、風格化、意境美、韻律美的境地，發揮出語言的言事省人、言情感人的精妙作用，語言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都可以獲得審美愉悅。”[11]優秀的廣播電視播音員、節目主持人的優美語言對于凈化和美化社會語言，對于提高廣大受眾的語言文明和語言素養及語言審美鑒賞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注釋：
[1][2][3][4]李宇明：《大眾媒體與語言》，見姚喜雙、郭龍生主編：《媒體與語言》，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5]國家三部委：《關于開展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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