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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如何刺激企業Ｒ&D：韓國案例研究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推動私人企業的R＆D活動，許多發展中國家為此采用了一些似乎有效的政策工具，例如政府補貼、稅收刺激、優惠貸款、政府采購等等，以扶持企業投資于R＆D。但是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些政策沒有取得多大效果。很少有公司響應政府號召，因為工業界根本就沒有什么技術需求，諸如技術積累、應用和擴散這樣的創新活動并不受工業界的青睞。
發展中國家的這種情況引起了我們的思考，難道大多數廠商就真的不愿意冒點風險投資于R＆D，從而改進產品、降低成本，僅僅因為它們仍然能夠賺取可觀的利潤？
一些傳統理論似乎可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的這種情況，kim從三個方面建構他的創新政策體系：需求方、供給方以及兩者之間的聯系，他特別強調保持三者平衡對創新政策發揮作用的重要性。在談到需求方的時候，kim認為，除非在市場體制下，公司真正意識到產品或工藝創新對企業生存至關重要，否則它們不會投資于R＆D，因為這往往伴隨著較大的風險。kim并且指出，旨在增強市場競爭的產業政策和政府采購一樣，是有效促進技術需求的政策。
但是，kim的模型僅僅揭示了若干要素對創新政策發揮效用的重要性，并沒有回答如何解決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初期的潛在技術需求問題。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這個模型中得到一些啟發：創新政策不僅僅要針對技術供給、還必須針對技術需求，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私人部門則是主要的技術需求方。
此外，Najmadadi和Lall曾指出，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與生產部門的有效聯系，Dodgson也強調，在東亞，缺少中介機構以提高工業部門的生產效率。
回顧這些有關創新政策的論述可以發現，大多數研究者都強調，供應方和需求方之間的聯系、而不是供應方和需求方本身，是發展中國家最為薄弱的環節，是影響創新政策發揮作用的最大障礙，即使在技術發展的初期也是如此。
事實卻是，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工業化初期幾乎不存在技術需求，所謂增進聯系不可能被納入政策的考慮范圍，缺乏足夠的技術需求，旨在加強聯系的政策根本沒有意義，而技術供應則由于政府的有效組織而存在。因此，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首要責任，是刺激企業的技術需求。
根據有學者提出的政府干預私人企業的——活動的理論，政府最重要的任務是，設計有效的政策工具，引導國內企業把——視為企業長期生存的關鍵要素。首要一步，則是細致考察一國的總體經濟情況和商業環境。
根據以往創新政策失效的教訓，我們以為建立一個創新政策賴于發揮作用的環境十分重要，這個環境以產業界為核心，包括市場競爭程度、技術水平。國內市場容量、工業和貿易政策傾向。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證明了商業環境對于刺激技術需求的重要性，提出了可供選擇的旨在刺激國內技術需求的政策措施，細致分析了韓國政府R＆D支出的作用，并根據有關統計數據，討論了政府與私人部門R＆D支出的關系。
一、創新政策的先決條件
1．發展中國家技術需求的特點
首先，我們定義幾個關鍵概念。簡單地說，技術需求指的是公司占有新技術、訣竅、工藝設備的所有活動，它可以通過購買、技術許可、人員培訓、邀請顧問等多種形式進行。技術供給可以被定義為生產和提供生產者所需要的技術和技術資源，例如人力資源、設備、信息等的活動。
比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技術需求和供給的模式，總的來說，在發達國家，大多數科技工作由私人部門承擔，政府主要從事那些耗資巨大、外部性較強的研究項目。發展中國家正好相反，它們的科學技術水平較低，政府在所有領域都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所以，發展中國家的私人部門對國家科學技術的投資份額遠遠低于發達國家，這說明在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對技術的需求遠遠沒有被刺激起來，政府旨在發展經濟的計劃和措施往往使得技術供給大大超過技術需求。
事實說明，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初期，技術需求不大容易被刺激起來，這是因為在政府主導工業化的格局下，政府總是傾向于將資源用于加強技術供給，例如培訓人力資源，扶持基礎研究，以及建立公共研究機構等等。
一般來說，這類政府行為很難在短期刺激國內私人企業的技術需求，除非供給逐步積累到一個相當的水平，并且市場環境也適合，技術需求才會被激活。我們假設技術需求是國家技術水平、政府R＆D支出、以及一些市場因素的函數，技術供給則決定于國家投資規模。在工業化初期，技術需求停留在一個較技術供給為低的水平。
圖1顯示了技術需求和技術供給之間隨時間而變的缺口，它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的實際情況，如果經濟增長方式不發生變化，如上圖所示，在T1之前，技術需求和技術供給的數量均微不足道。
需求/供給
如果政府從T1時點開始投資，S（T）曲線顯示了技術供給隨投資增加而增加的情況，但是，在T2之前，這并沒有立即促使企業的技術需求，T2時，市場環境基本完善，企業才開始產生技術需求。很多發展中國家目前正處于T1、T2之間的情況，在刺激私人部門的技術需求方面還存在很多困難。
隨著國家技術能力逐步增強，技術供給和技術需求如上圖曲線所示變化，最后相交于E點，此時，對技術需求和技術供給的投資是均衡的，經濟體初步具備自我造血能力，私人部門的R＆D投資規模才趨于優化。
從發展中國家技術需求的這些特點來看，企業的技術需求并不直接起源于政府R＆D供給的積累。政府的確能夠提供人力資源和信息，幫助公司獲得多種技術資源，但是，除非公司自己愿意，沒有什么更直接的方式推動公司的R＆D投資。在大多數情況下，技術供給多于技術需求，因為只要政策決策者愿意投資于R＆D，前者總能通過政府推動的投資政策得以實現。
有必要指出的是，通過有效的措施積累起來的技術供給最終喚起了技術需求，為此我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工業化初期，必須持續投資于R＆D，這是刺激私人企業開展R＆D的必要前提。
除了政府的技術供給政策外，市場環境也逐步成熟，例如價格機制趨于完善，從而提供了刺激技術需求的合適條件，事實上，正是市場迫使公司認識到R&D對于公司保持長久競爭力的重要性。
2．決定技術需求的要素
我們從技術需求的角度，嘗試分析發展中國家市場環境的特征。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面對下面兩個難題“：價格機制失靈和市場缺乏活力，價格機制是市場經濟體系有效配置資源的最重要手段，也是在生產者中間公平分配利潤、保證供需平衡
的重要手段。
這就意味著，在充分獲取信息和無交易成本的假設下，一個產品只能有唯一價格，在競爭條件下，所有產品都以最低價格參與交易，出最低價的人拿走所有的收益直到出現更低的價格，贏者通吃，這樣的市場是最有效率的。
這就迫使企業采取各種方法降低成本，即使在政府沒有支持的情況下也必須如此，如果公司覺得沒有必要降低成本，只能說明價格機制并未發揮作用，而這恰恰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實實情況，這些國家的市場競爭不是圍繞價格進行，而是由一些非經濟的因素，譬如說政治、種族和文化所決定，一個企業如果可以通過價格以外的一些因素保持自己市場地位的話，它就不會有動力去從事R＆D，以降低生產成本。
另一個導致發展中國家的企業R＆D投資不足的重要原因就是國內市場缺乏活力和機會，這意味著產品或服務的供需關系沒有隨著質量和數量而變，即使不改進產品，公司仍然可以獲得利潤。生產者沒有必要根據消費者的偏好進行市場細分，但實際上這些因素是非常有助于推動企業變革和發展的。
這個封閉的、沉悶的市場可以說是失靈的價格機制的必然結果，也許還是對國內市場過分保護政策的產物，在進口替代的口號下，限制進口的情況在發展中國家比比皆是。
發展中國家有它們獨特的、內生的特性，那些在發達國家行之有效的政策在發展中國家卻達不到同樣效果，這就啟發了我們，在針對一個特定情況選擇政策工具時，一定要恰當的分析所有相關要素。正如上面已經討論過的，創新政策尤其是刺激機制的效果，嚴重依賴于國家既定的經濟環境，包括價格機制、市場結構，風險來源等等。
概括而言，我們可以把政府支持私人企業投資R＆D的政策分為兩大類：直接手段和間接手段，直接手段是指那些直接影響企業的成本結構，達到降低成本、幫助企業取得成本領先優勢效果，而無論企業R＆D項目本身能否成功的政策措施，所以，直接方式與企業是否愿意投資R＆D有關，反過來則刺激了企業的技術需求。
直接手段包括政府補貼、降低稅負和金融支持，這些都是發展中國家經常使用的手段，因為效果快捷。但是，在價格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價格不是由供需而是由市場以外的其他一些因素所決定的情況下，在政府R＆D支持下獲得的成本優勢，并不一定導致企業的市場份額變化。
間接手段，它們并不直接影響產品成本，在R＆D投資風險較大——例如存在不穩定的原材料、最終產品和資本市場時尤為有效，間接手段主要與技術供給以及供給與需求之間的聯系有關，例如政府采購、技術擔保、人力資源培訓，都可用來減少R＆D投資風險，一般從更為長遠的角度支持私人企業投資于R＆D。
所以，要弄清刺激R＆D的市場環境因素，我們不僅要分析最終產品市場和市場競爭的機制，還必須分析原材料、設備和資本市場。與創新政策相關的主要因素有：國家產業發展目標；價格機制：競爭的程度和類型；市場容量；風險因素；工業化階段；技術發展目標。上面這些因素中，價格機制最為關鍵，如果價格機制不能有效運作，公司將沒有動力投資于R＆D，以降低成本和細分市場。如果非價格因素侵入經濟體，政府必須在引入支持私人企業R＆D投資的政策工具之前首先建立起價格機制，必須促進信息流動，通過制定規則保護公平競爭。
另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因素是市場競爭的類型和程度，對于一個壟斷市場來說，直接手段較間接手段更為有效，政府直接支持有助于抵消壟斷對資源低效配置的影響，直接干涉價格和成本使邊際成本曲線外移，從而降低價格，增加產出。但是，壟斷在總體上來說抑制了私人部門投資R＆D的積極性，這就是為什么國家努力建設更具競爭、而非壟斷的市場的原因。
風險因素也值得政策制定者認真考慮，政策有效性受風險披露程度的影響，如果產品或原材料市場由于供需沖突而混亂，政府必須竭盡全力采取所有間接措施以減少R＆D的風險。
除上述提到的以外，在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前，還必須考慮一些反映特定經濟環境的因素。例如韓國，無論原材料市場，還是最終產品市場，都容易受國外供需沖突的影響，而由于國內市場狹小，以及對日本和美國市場的依賴性，市場的不穩定性就更加明顯。
但盡管如此，韓國還是成功地建立起直接的政策工具，這個成功歸功于大多數戰略產業將它們的產品出口到國外，部分擺脫了國內市場的影響。對于那些出口企業來說，政府的優惠貸款和國外貸款擔保減少了它們從事投資、原材料進口、產品銷售等方面的風險，也大大緩解了資金不、足的問題。因此，盡管國內價格機制并不完善，政府仍然通過直接補貼、貸款和投資以及干預資本市場等手段，使其創新政策行之有效。
二、韓國公共／私人R＆D支出
刺激私人企業投資于R＆D的確不是件輕松的事，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因為很少公司愿意在一個缺乏競爭，創新對于生存來說并非至關重要的市場里從事創新活動，韓國就是一例，即使在從1962年開始執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以后，公司也并不情愿在本土投資于對它們發展十分重要的制造設備和人力資源，而總是通過交鑰匙工程和資本輸入從國外獲得所需技術。
但財政支持和保護政策卻鞏固了大公司的地位，它們不僅不需要通過投資于R＆D、提升產品等級就可以保持壟斷地位，而且利用國內工資水平較低的條件，在國際市場上獲得了價格優勢，因此，即使那些可以獲得政府的R＆D資金資助的大公司也更愿意依賴于低廉的勞動力。
另一個影響公司R＆D的重要因素就是較高的通貨膨脹率，長期的惡性通貨膨脹使投資主要流向房地產業，而不是制造業，這是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理性選擇。不僅僅大公司、中小企業也深受通貨膨脹之苦，由于經濟動蕩、資金短缺，這些小公司甚至無法考慮R＆D，而又可能考慮那些對他們生存至關重要的問題，諸如銷售，國內市場變動頻繁的供需和求貸無門也使他們無力去為將來打算。
通貨膨脹和變動頻繁的國內市場削減了工業界投資R＆D的興趣，扭曲了資源配置，在很難獲得資金的情況下則更是如此。所以說，韓國的市場環境并不適合刺激國內的R＆D投資，但這種狀況正在扭轉。
我們嘗試分析一下韓國公共和私人部門的R＆D投資變動趨勢，表1顯示了在韓國經濟發展的初期政府和私人部門R＆D投資的數據，從196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執行到1976年，一直低于部門R＆D支出，但是，隨著政府R＆D支出增加，私人部門R＆D支出的數量和所占比例也逐漸提升，從1982年起開始明顯的高于政府支出。
根據這些數據，我們可以大致描繪一下公共和私人部門的R＆D支出的變動軌跡，首先，代表企業技術需求的私人部門的R＆D支出在工業化初期可以忽略不計，隨著政府在一定時期持續地投資于R＆D國家技術能力得以提升，最終得到私人部門的響應。
隨著國家技術水平的提高，供給和需求相應增加，如圖2所示，在1976年以前
，私人部門的R＆D投資低于公共部門的R＆D投資，從1982年開始，私人R＆D投資開始超出公共R＆D投資，根據這個趨勢，我們可以斷定，在發展的早期階段，私人R＆D投資因公共R＆D投資而產生，換句話說，私人部門對公共支出的彈性并不為零。
為了具有體驗兩者之間的關系，我們建立了一個線性模型：log(IPERDt)=c0+c1log(IGERDt)+Ut
這里，IPERDt表示在t時期私人部門Ｒ&Ｄ支出的對數。１GERDt表示在t時期公共部門Ｒ&Ｄ支出的對數。Ut是隨機變量。
根據韓國從1970年到1998年的數據，代入參數后的等式為：
log(IPERDt)＝10.71+1.83log(1GERDt)
這個結論并不意味著政府部門R＆D支出或私人部門R＆D支出中的一個決定另一個，相反，它反映的是市場的需要，讓我們清楚哪個方面需要加強，換句話說，一個數據序列反映了另一個的最佳值，而不是一個決定另一個。
但是，如果我們分時段來考慮，會發現從1970到1983年間的樣本數據不符合上面的關系，而從1984到1998年，則與等式吻合。這個結果支持了我們早期的猜想，那就是政府的R＆D支出對于創造一個有利于私人部門R＆D的環境是必須的。
自從1969年成立科技部以來，韓國政府已經開始投以數量巨大的資源建立國家技術基礎設施，以刺激創新活動，這些舉措逐漸刺激了私人部門的R＆D投資熱情。
三、韓國的學習機制和政策
1.寧要債務，不丟股權
韓國工業化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被政府所控制和引導，外國資本發揮了實質性的作用，但是不能超出政府的控制，所以，盡管韓國極為倚重外來資本，但是主要的采取債務而非股權融資的形式，從國外獲取技術也盡量不采用外國直接投資或技術許可的方式。
一旦通過全承包（交鑰匙）合同或進口設備獲得技術，韓國的科研工程人員立刻開始模仿和學習，一些在國外學習過的高素質人才，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獲得國外技術的具體方式在不同產業部門有所不同，對于造船業和機器制造業來說，主要的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和技術咨詢；對于化工、水泥、鋼鐵等資本密集型產業來說，則主要通過全承包（交鑰匙）合同，對于電子和汽車制造業來說，則主要通過技術許可。
Hobday指出韓國的學習機制就是模仿美國——就像日本曾經做過的那樣——主要是通過與日本合資建廠，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韓國與技術領先的日本電子制造業合資建廠，從而獲得技術培訓、機器設備、零件、原材料和外國先進管理技術。
但是，在連續幾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期間，進口設備是韓國企業獲取國外技術的最主要方式，這是因為直到70年代，政府一直嚴格限制外國直接投資和技術許可，政府政策的重點在于支持設備進口，增強輕工業的國際競爭力，而不是發展重工業。
這種政策導致了從國外進口大量的機器設備，這些機器設備也成為韓國企業通過反向工程獲取技術的主要來源，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韓國直接投資的比例僅僅為新加坡的23％，低于臺灣和香港的一半，這一數據證實了韓國重視設備進口和受國際財團貸款支持的全承包（交鑰匙）合同，十分注意保護國內市場，在工業化初期將跨國公司排除在外的政策傾向。
2．有選擇地獲取技術
韓國在工業化初期的技術和產品特點決定了它必須有選擇地獲得技術，以發展那些主要依靠經驗和傳統技術的產業部門；而一旦掌握這項技術，再將其推廣應用于其它領域。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家生產蘇打粉等化學產品的化工企業從外國進口技術用于建設一個生產非生物降解的化學清洗劑產品的工廠，工廠由德國設計，主要的技術來源是美國。該工廠的工程師積極參與工廠建設的整個過程，并且接受了美國公司的嚴格訓練，通過這種形式，這家韓國企業掌握了這項技術，并且最終可以在沒有外國幫助的情況下建造類似的工廠。從這個以及一些類似項目中獲得的經驗甚至使韓國可以出口一個生產不飽和聚酯的全承包(交鑰匙)工廠。
這樣的例子在包括鋼鐵、藥物、光纖、家用電器、汽車、石油煉制、水泥、肥等等在內的很多工業部門都存在，而且，通過更多地成功模仿產品生產和設計技術，以及有限地刺激國內技術創新的努力，韓國還擁有將進口技術移植到別的生產線上的能力，一種進口來的制造無線電通訊設備的技術就曾被改造用于香煙廠的電子控制設備。
一些技術不僅被擴散到那些技術相近的部門，而且擴散到那些并不直接相關的部門，舉個例子，最初，POSCO（一家韓國鋼鐵廠）是通過全承包（交鑰匙）方式、在日本的幫助下完成的，在項目進行過程中，POSCO積極地準備人力資源，他們從一開始就參與吸收生產產品和工程中的技術訣竅的過程，工程師在與外國同行的合作過程中還學到了很多工程方面的知識。
這個項目最終成功了，POSCO甚至成為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鋼鐵制造企業，一些下游工業由此受益，因為能夠有效利用上游工業擁有的技術訣竅。
3．出口導向政策
戰后早期，韓國政府工業化的戰略政策是進口替代，它嚴格限制進口成套設備，由于技術基礎薄弱，工業界必須學會吸收和利用外國技術。
60年代末期，政府又實施了諸如出口補貼、優惠貸款的政策工具，以進一步強化進口替代，這反過來刺激了出口，政府從60年代開始經常性地制定出口目標，作為發展工業的一個長期舉措。由于政府的“胡羅卜加大棒”政策，韓國的出口總額從1965年的1.75億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11.32億美元。這些政策對于增強國家的技術實力十分重要，由于出口企業面臨在國家市場上的競爭壓力，必須努力提升產品等級以達到國際標準，這意味著必須投資于R＆D以提高質量和降低成本。
那時，國內企業迫切希望出口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獲得對于企業生存至關重要的政府出口補貼和優惠貸款，這樣還同時可以保證在國內的市場份額入國內市場的競爭中，出口企業較非出口企業在政府支持下獲得了成本領先優勢。
所以，出口導向政策改變了企業的近視做法，間接推進了它們投資1R＆D，這是政府未曾意料的結果，而且這些政策增加了國內市場的競爭性，封鎖意中建立了一個健全的價格機制，同時，政府還投入大量資源建設國家科技基礎設施和培養人才。
這個政策的結果是，本地企業在設計產品和工作流程的過程中逐步積累經驗，最終使技術能力從簡單的生產線操作發展為模仿、學習和改造外國技術，所以，出口導向政策，包括補貼、對出口企業的優惠貸款，被證明對刺激企業投資于R＆D非常有效。
對韓國來說，工業化建立在外國資金支持的基礎上，本土缺乏自然資源償還借款和支付日益增加的進口都需要外匯，因此增加出口對于獲得外匯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是十分必要的。
4．戰略資金
在過度渴求投資和高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保證企業利潤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獲得政府根據戰略目標安排的資金支持，政府控制了所有金融機構的金融行為，能夠通過優惠貸款，出口信貸、直接投資和其它形式將資金配置在戰略產業部門。由于當時大部分的商業銀行由政府控制和管理，根據政府的標準，僅僅是那些出口企業能夠得到資金。這是政府引導企業適應國際市場的主要手段．也為國內企業獲得國際市場的信息提供了一個渠道。
最終，迎合國際市場的要求成為韓國企業投資于R＆D的動力，在緊縮的金融形勢下，戰略資金是支持企業的最有效的方式，因為大部分企業都缺乏資金。具體說來，政府的資金支持，包括貸款擔保、利率優惠、出口信貸，一般僅僅針對那些可以帶動很多相關產業發展、使用適用技術的所謂戰略部門。這些戰略部門在覦年代是膠合板、紡織、家用電器及以汽車制造業等，在70年代是鋼鐵、造船業、建筑業、機器制造業等，這些部門獲得了政府大部分的出口項目，技術水平也與國際水平逐漸接近。
由于控制著資金，政策制定者通過強有力地刺激出口和增加產出達到了他們的政策目的，未曾意料的副產品就是企業投資于R＆D。
5．直接和間接措施并行
為了實施進口替代和出口刺激政策，韓國政府最初在工業化早期適用的是直接措施，作為五年發展計劃的一部分，在戰略部門實施補貼、優惠貸款、稅收減免，這些政策并不打算提高企業的技術能力而純粹是為了培育一些工業門類。
盡管出臺有政府貸款和投資支持的R＆D項目，但對公司并沒有多少吸引力，原因就在于申請程序過于繁瑣，而且很難選擇究竟申報哪一個，在工業�；跗�，聯系技術供給和需求之間聯系的機制盡管存在，但由于技術需求沒有被喚起，此類做法效果有限。
但是，這些計劃最終與出口掛上鉤，企業從而開始廣泛申請參與這些項目，以增加國內外市場的優勢，公司的技術需求被刺激起來，為了迎合這一需求，政府提供了人力資源、技術、信息、以及公共研究機構，所以說，實際上是工業政策而不是公司的R＆D成為刺激企業R＆D的一個良好起點，從以上分析看，韓國提供了一個有關聯系技術需求和供給的融合直接和間接措施的很好的例子。
三、結論
將創新政策劃分為三個部分，我們考察了什么因素對于發展中國家最為關鍵，以及在工業化早期階段，什么環境對于創新政策發揮作用最為重要。以前一般認為，技術需求和技術供給之間的聯系、而不是它們本身，對于發展中國家最為重要，但我們證明了，在韓國，除非技術需求被喚起，否則聯系兩者的政策不能發揮多大作用。
通過根據韓國的案例分析技術供給和需求的特點，我們發現技術需求很難通過政府支持R＆D的常規方式，例如稅收刺激、貸款優惠和直接補貼而喚起，而需要通過積累技術供給，以及其它很多方式，最終刺激企業提升技術能力。
為了識別這些政策，我們分析了影響公司R＆D投資的幾個因素，一個運行良好的價格機制是最重要的因素，因為它為產品價格競爭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支撐，使提供價廉物美產品的企業獲得較高的市場份額，企業才愿意通過創新活動生產低成本的、高質量的產品。
所以，我們認為創新政策對于刺激公司的技術學習和R＆D是有局限性的，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一些旨在刺激競爭的政策是必須的，在韓國的例子里，出口導向和控制戰略資金政策是提高市場競爭力的主要舉措，一旦技術需求被刺激起來，技術供給才變得有用，才可能討論兩者之間的聯系。
創新政策并不足以刺激工業化初期企業的技術需求，創新政策存在局限性，為此必須首先提供一些政策安排，以建立一個有競爭力的市場環境，使私人部門愿意投資于Ｒ&Ｄ，而且，我們證明了在韓國，公共和私人部門的Ｒ&Ｄ投資具有某種聯系，但這個結論對其它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還有待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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