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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投放危險物質罪罪數形態的認定

時間：2023-02-20 08:59:40 民法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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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投放危險物質罪罪數形態的認定

投放危險物質罪，是指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該罪的本質特征在于運用投放危險物質的方式實施犯罪，從而危害公共安全。由于這種行為與犯罪目的、侵害對象、犯罪結果，以及司法實踐中的不同認識相互結合和交織，使得處斷時極為混亂，有必要予以廓清。
一、投放危險物質罪與他罪發生想象競合的情形
投放危險物質罪與他罪想象競合是指行為人實施一個投放危險物質行為，而觸犯投放危險物質罪和他罪的情況。
（一）投放危險物質罪與殺人罪的競合。這種情況是指行為人采取投放危險物質方法殺人而觸犯投放危險物質罪和殺人罪的情形。其構成條件：行為人實施一個投放危險物質行為；行為人的投放危險物質行為危及了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安全；行為人主觀上目的是殺特定的個人或少數人，但對其他多數人的生命持放任態度。
（二）投放危險物質罪與破壞生產經營罪的競合。這種情況是指行為人出于泄憤報復或者其他個人目的，采取投放危險物質方式殘害耕畜而觸犯投放危險物質罪和破壞生產經營罪。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泄憤報復或者其他個人目的；行為人實施了投放危險物質行為；行為人的行為對象是耕畜，如耕牛等；行為人的投放危險物質行為不僅危及生產活動，還危及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數人的財產安全。
（三）投放危險物質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的競合。這種情況指行為人采取投放危險物質方式破壞公私財物而觸犯投放危險物質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首先是行為人實施了投放危險物質行為，沒有實施其他犯罪行為；其次是行為人出于破壞公私財物這一目的；再次是行為人的投放危險物質行為危及了公共安全。
（四）投放危險物質罪與盜竊罪的競合。這種情形指行為人為盜竊而投放危險物質，但盜竊行為還沒有來得及實施便被抓獲。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行為人只實施投放危險物質行為，沒有實施盜竊行為。實際上，投放危險物質行為是實行行為，是盜竊罪的預備行為。其二，投放危險物質罪行為危及了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數人的財產安全。
想象競合犯屬于想象的數罪，由于其行為的單數性，實質上是一罪。但由于畢竟觸犯兩個以上罪名，作為一罪處理，就存在著運用哪個罪名的問題。目前，我國對于想象競合犯采用的是“從一重處斷”的原則予以論處，即對想象競合犯不必實行數罪并罰，應按照其犯罪行為所觸犯的數罪中法定刑最重的犯罪論處。所以，當投放危險物質罪與殺人罪、破壞生產經營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盜竊罪發生想象競合時，應定投放危險物質罪。
二、投放危險物質罪與他罪發生牽連的情況
投放危險物質罪與他罪發生牽連的情況是指行為人為實施他罪，其所采取的方法行為——投放危險物質行為觸犯投放危險物質罪，目的行為觸犯他罪的情況。
（一）投放危險物質罪與銷售有毒食品罪的牽連情況
行為人出于牟利的目的，采用投放危險物質方法將畜禽毒死，而后收購出賣。其特征：行為人出于牟利的目的；行為人實施了三個行為，即投放危險物質行為、收買行為和出售行為，投放危險物質行為與收買行為、收買行為與出售行為、投放危險物質行為與出售行為之間都存在方法和目的的并系；投放危險物質行為危及公共安全，觸犯投放危險物質罪。收買行為不觸犯任何罪名。出售行為觸犯銷售有毒食品罪。
（二）投放危險物質罪與盜竊罪的牽連情況
行為人為了盜竊而實施投放危險物質行為，先將盜竊對象毒死再實施盜竊行為。行為人實施了兩個行為，即投放危險物質行為與盜竊行為；投放危險物質行為和盜竊行為之間存在牽連關系，存在方法行為和目的行為的牽連關系；投放危險物質行為和盜竊行為分別觸犯投放危險物質罪和盜竊罪，投放危險物質行為危及了公共安全，盜竊行為侵害了公私財產權。
（三）投放危險物質罪與盜竊罪和銷售有毒食品罪的牽連情況
行為人為牟取非法利益，采取投放危險物質手段將畜禽毒死后盜走而后出售的情況。行為人出于牟取非法利益之目的；行為人實施三個行為，即投放危險物質行為、盜竊行為和出售行為，投放危險物質行為和盜竊行為、出售行為之間依次存在方法和目的的關系；投放危險物質行為危及了公共安全，觸犯投放危險物質罪。盜竊行為侵犯公私財產權，觸犯盜竊罪。出售行為侵犯了國家對食品衛生質量管理秩序，觸犯銷售有毒食品罪。
牽連犯無論是從形式上或實質上都是數罪，但對牽連犯的處斷原則，由“從一重處斷”原則發展到從一重處斷說、并罰說、從一重處斷和數罪并罰擇一說三種觀點。筆者以為，牽連犯雖然是數罪，但其并不同于一般的數罪，畢竟其內部存在牽連關系，不能抹殺牽連犯本身的特殊性。牽連犯也不是單純的一罪，按一罪處斷也沒有道理。所以，一般情況下，牽連犯按“從一重處斷”  是合理的，即按數罪中最重的一個罪定罪，在量刑時考慮其他罪情況再酌情從重處罰。當然，對于法律有明文規定對牽連犯的處斷原則時，應按法律規定。對于上述投放危險物質罪與他罪牽連的情況，刑法均未明文規定對其處斷原則，所以應按“從一重處斷”  的原則，應定投放危險物質罪。
三、以牟利為目的毒死耕牛收買牛肉出售行為的定性分析
（一）案情簡介
2001年11月至2003年3月間，被告人田某、向某為了牟利，采取白天踩點，晚上潛入農戶牛圈，先后27次將劇毒鼠藥投入27戶村民的牛草食里或直接喂入牛嘴里，每次毒死耕牛一頭，總共毒死村民耕牛27頭，價值人民幣45000余元。13頭毒死耕牛被告人以低價收購再出售給牛肉商販，從中獲利2190元，二被告人瓜分。
（二）定性分析
本案的焦點是案件定性問題。二被告人以倒賣死牛牟利為目的，用鼠藥毒死耕牛27頭，是構成破壞生產經營罪還是構成投放危險物質罪？
一審判決認為：被告人田某、向某以牟利為目的，毒死耕牛27頭，價值45000元，破壞了農民的大型生產工具，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使農戶受到重大經濟損失,  其行為構成破壞生產經營罪；同時二被告人將有毒的牛肉投放市場銷售,  對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構成威脅,  其社會危害性極大,  其行為已構成銷售有毒食品罪。被告人田某、向某一人犯數罪，實行數罪并罰。
筆者認為：區分被告人田某、向某投放危險物質（劇毒鼠藥）行為性質的關鍵，是分析二被告人投放危險物質（劇毒鼠藥）毒殺耕牛的一系列行為，是侵犯的特定個體財產利益、農村生產經營正常活動，還是不特定的多數村民的財產安全。
1．從二被告人投放危險物質的主觀方面來分析，顯然是直接故意，而推動這種故意的動機是毒殺耕牛后低價收購出售牟利，而不是因為與特定的人有仇報復投毒或其他動機。那么，主觀上追求的毒殺對象是不特定的。也就是說，田某、向某在主觀上侵害的對象不是特定的人的財產，而是附近不特定的養有耕牛的村民的耕牛。
2．在客觀方面，田某、向某投放劇毒鼠藥毒殺耕牛的行為，已經危害了公共安全。
首先，二被告人的投放毒害性物質的犯罪行為具有連續性和整體性，應當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因為認定某一行為事實是否是刑法分則所規定的行為，必須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也就是說，客觀外在的行為表現必須是在主觀意

思支配之下的，在同一主觀意思支配之下的數個自然行為在法律上表現為一個法律行為。客觀外在的數個自然行為由于屬于同一主觀意識支配而使其間具有內在聯系，就表現為一個整體。被告人田某、向某出于低價收購“死牛”，販賣牛肉牟利目的，在2001年11月至2003年3月這一時間段內，連續27次實施了投放劇毒鼠藥殺害耕牛的行為，屬于刑法上的連續行為。因此，對二被告人的這一系列連續行為應當作為一個整體來判定其性質，其行為當然具有侵犯對象的廣泛性、不特定性。
其次，田某、向某的行為客觀上危害了多數人的財產安全，在本質上危害了公共安全。“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的或者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財產安全。侵害量的少數如果是“不特定”的，因其具有向“多數”發展的現實可能性而使社會一般成員感到威脅，從而也應當認定為危害公共安全。本案二被告人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連續毒死耕牛27頭，鬧得附近村民人心惶惶，甚至認為是鬼神作怪。顯然，田某、向某的行為已經具備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征。
再次，田某、向某實施了三個行為，即投放危險物質行為、收買行為和出售行為。投放危險物質行為觸犯投放危險物質罪和破壞生產經營罪，構成想象競合，應定投放危險物質罪；收買行為不觸犯任何罪名；出售行為觸犯銷售有毒食品罪，由于出售行為和投放危險物質行為之間存在目的行為和方法行為的牽連，則銷售有毒食品罪構成與投放危險物質罪和破壞生產經營罪的牽連。這種情況下，應定投放危險物質罪。
（三）結論意見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一審法院判決把田某、向某的行為割裂開來，沒有抓往公共安全的本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決。即使是數罪并罰，也應該是投放危險物質罪和銷售有毒食品罪的并罰。因為投放危險物質罪與破壞生產經營罪的競合應定投放危險物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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