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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博物館河洛文明展隋唐部分導游詞

時間：2025-05-24 09:04:51 導游詞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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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博物館河洛文明展隋唐部分導游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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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博物館河洛文明展隋唐部分導游詞

　　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滅陳建立隋朝，隋代歷兩帝只有短短38年，但它的功績是不容磨滅的，它結束了漢末以來長達300多年紛爭割據的局面，為唐代的大一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隋代取消了自兩漢以來形成的舉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開始進行科舉取士，適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大業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煬帝命將作大匠宇文愷修建東都洛陽城，同時，開始開鑿貫通南北的大運河。

　　大運河溝通了南北運輸，使江南富庶之地的糧食可以通過水路源源不斷的運抵東都洛陽，保證京師長安的糧食供給，也使洛陽再度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樞紐，促進了洛陽的繁榮昌盛。東都洛陽城歷時一年建造完成，此后唐朝和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晉相繼以此為都，歷時300余年。唐代的洛陽與長安并稱為東西兩京，當時洛陽經濟之繁榮，文化之昌盛，達到了封建社會的巔峰。隋唐洛陽城內街道縱橫，里坊井然，三市繁華，店鋪鱗次櫛比、商賈往來如織，萬方來朝、輻輳洛陽，煌煌帝京，氣象萬千！

　　武周時期，東都洛陽城的規模更是達到了非壯麗無以重威的盛況。隋唐洛陽城由皇城、宮城、含嘉倉城、外郭城、曜儀城、圓璧城、東城以及上陽宮城等部分構成，自北向南，以龍光門、玄武門、天堂、明堂、應天門、端門、天樞、天津橋、定鼎門大街及定鼎門，貫穿圓璧城、曜儀城、宮城、皇城、外郭城，形成城市南北軸線。外郭城西南有上陽宮，始建于唐高宗上元年間，高宗晚年常居于此，武則天還政于中宗李顯后也居住于此，并駕崩于上陽宮仙居殿，唐代大詩人王建曾寫下了這樣的詩句贊頌上陽宮：“曾讀列仙王母傳，九天未勝此中游。”

　　可見上陽宮建筑之奇、景色之秀。皇城東北角，圓璧城、曜儀城東有含嘉倉城，從發掘情況來看，整個含嘉倉應分布著口徑15米左右、深度10米左右的倉窖400余座，刻有年號的銘磚顯示，含嘉倉主要囤積著高宗、武后及玄宗時期來自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糙米、粟和小豆，由此可見，運河在漕運方面的突出作用。含嘉倉城規模之龐大，保存之完整，貯藏糧食之多，均為全國罕見。

　　宮城中核心區域是天堂和明堂，這兩處建筑也代表著帝國的政治核心和當時先進的建造技術，宮城正門應天門北部的明堂依《周禮》而建，是舉行重大政治活動的場所，其所在位置是隋代的乾陽殿，武后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毀乾陽殿而建明堂，據史書記載，明堂高294尺，合今天80米，共有三層，上圓下方，下層四面墻壁上繪黑、白、紅、青四色，代表一年四季，中層12面，象征一年12個月，上層有大圓盤，九龍簇擁，喻義九州，圓盤頂端設高一丈的涂金鐵鳳。武后證圣元年，公元695年，僧人薛懷義縱火燒天堂而殃及明堂，旦夕之間明堂和尚未完工的天堂都焚毀殆盡。

　　次年再度建起，形制照舊但規模略小。神功元年即公元697年，總耗銅量280噸的九州鼎被安放在明堂，由于神都洛陽處于豫州，故豫州鼎最大，高一丈八，其余各州高丈四。武則天曾命薛懷義督造夾苧干漆佛像供奉在明堂，但佛像形體巨大，僅指頭就可容十數人，明堂根本無法容納，于是武則天決定在明堂北面再造一座五層天堂用以供佛，據《資治通鑒》記載：“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天堂在建到第三層時就可以俯視明堂，根據《朝野僉載》描述：“天堂高一千尺，中有大佛高九百尺，小指中容數十人并坐。”因此，天堂的高度應在130米左右。明堂和天堂是隋唐洛陽城的標志，也是帝國的象征，展現了古代工匠杰出的建造水平。

　　皇城正南門端門外鑄有天樞，天樞原意是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天樞星，無論季節轉換，北斗七星斗柄如何輪轉，天樞星總會指向北極星，以此命名，喻義萬邦輻輳、萬國來朝。天樞于天冊萬歲元年即公元695年鑄成，高150尺，合今天40米左右，下方為105尺高的八棱鐵柱，由鐵山擎托，環繞有蟠龍、麒麟、獅子。頂端設騰云承露盤，盤上有四龍托舉一火珠。據《資治通鑒》記載，天樞是武三思率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于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鑄成之后，由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工人毛婆羅造模，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洛陽博物館正門東側的觀光塔便是依照天樞的外形而建。天樞南邊的橋是天津橋，隋代為浮橋，唐代改砌為石橋“洛陽八景”中的“天津曉月”指的就是此處。當時洛陽城的正南門是定鼎門，貫通定鼎門與天津橋的是定鼎門大街，這條大街是當時的主干道，也是城市中軸線的一部分，長3公里，寬90-120米。隋唐洛陽城因其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成立了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將被復原展示，讓今天的人們也可以領略大唐帝國的奢華與壯美。

　　大運河是隋煬帝時期開鑿的一條貫通南北的人工運河，以洛陽為中心，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國漕運的重要通道。這一工程兼有引水、蓄水、排泄、治理等多方面的作用。在運輸組織方面，唐、宋都專設有轉運使和發運使，統管全國運河和漕運。隨著運河通航條件的改善和運輸管理的加強，運河每年的漕運量由唐初的20萬石，逐淅增大到400萬石，最高達700萬石（約合今 11.62億公斤），使隋唐時期的東都洛陽成為京師長安重要的糧食保障地。

　　唐代實行兩京制，但帝王墓葬主要集中在長安附近，洛陽的唐代皇陵只有李弘的恭陵和昭宗的和陵。恭陵的墓主人李弘是唐高宗與武后的兒子，顯慶元年即公元656年，李弘被冊立為太子，據史料記載，李弘生性仁孝敦厚、溫良謙恭，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675年李弘去世，時年只有24歲，高宗極為哀傷，于是下令以天子之禮葬李弘于偃師緱氏，按照《新唐書》記載：“營陵功費鉅億”，可見陵墓等級之高。李弘的太子妃裴氏死后陪葬恭陵，稱為哀皇后陵，這組器物便出土于哀皇后陵之中。

　　上世紀末，一伙不法分子潛入恭陵哀皇后陵中，大肆盜掘陪葬文物，警方偵破案件后追回被盜文物，經鑒定國家一級文物有24件，而展柜中所展示的藍釉瓶、藍釉燈、醬釉三足蓋罐、醬釉盆等器物便是哀皇后陵中的精品，它們器形規整、做工精湛、釉色亮麗，有典型的唐代皇室器物風范，也是唐代釉陶器中難得的精品。

　　唐代釉陶器造型生動、釉色光鮮，其中的代表就是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種低溫鉛釉陶器，流行于兩京地區，主要用于隨葬，三彩的種類多種多樣，這組展柜中展示的三彩駱駝和牽駝俑，也是對唐代的絲綢之路空前繁盛的再現。

　　隋唐時期，不僅有商人往來于兩京至西亞、歐洲，也有大量的西域人定居中原。正如這組展品所展示的，牽駝俑的相貌、裝束各不相同，證明他們來自于西亞或者歐洲。駱駝是西域的產物，原本不該出現在中原地區，但洛陽和西安都發掘出土了大量三彩駱駝，說明駱駝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和經濟交流最好的見證，也證明西安和洛陽是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

　　玻璃瓶，唐代盛香料的器皿。1971年洛陽市關林18號唐墓出土。玻璃表面有一層銀白色銹蝕薄膜，呈現出與玻璃相一致的平行波紋。此種形制的玻璃瓶，我國罕見，當從外國傳來，對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有著重要的意義。

　　波斯銀幣說明：1955年洛陽老城北邙山30號唐墓出土。正面為臉向左的王者半身像，背面中央有一祭臺，兩側有祭祀兩個，左側有五角星，右側有彎曲的明月。兩面都有波斯文字。為波斯薩珊王朝俾路斯時期（公元459-484年）的鑄幣。

　　東羅馬金幣： 1981年龍門安菩墓出土。圓形，正面為一王者形象，左邊緣有銘文“FOCAS”，背面是勝利女神像，左邊緣有銘文“CTQPIA”，為東羅馬皇帝福克斯的鑄幣，其鑄造年代為公元602-610年。這是洛陽出土的第一枚外國金幣。

　　唐睿宗貴妃豆盧氏墓，于1992年在洛陽南郊龍門鎮花園村南被發現。當時墓地面殘存封土高6.5米，南北長22.3米，東西寬約22米。墓葬由墓道、過洞、甬道和墓室組成，甬道和墓室用小磚砌筑而成，全長36.2米。據墓志記載，墓主人為唐睿宗的貴妃豆盧氏，墓葬建于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豆盧氏曾經撫養過年幼的李隆基，因此為其修建了一座奢華的墓葬。

　　豆盧氏，在北朝和隋唐時期皆為望族，慕容氏后裔，其家族歷代多與皇室通婚。

　　唐代經濟繁榮文化強盛，各種手工業不斷發展，瓷器燒造工藝已經非常成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北方以燒造白瓷為主，南方以燒造青瓷為主，這種格局影響到后世中國瓷器燒造的基本風貌。唐代的瓷窯遍布全國，著名的有北方的邢窯、定窯，南方的越窯、銅官窯等等，這些窯口不斷發展、融合、創新，為宋代制瓷業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隋唐以前，瓷器的燒造多數以單一釉色為主，而絞胎瓷和長沙窯的出現則打破了唐代以來單色青瓷獨步天下的局面，因此，長沙窯和絞胎瓷器是我國釉下彩繪瓷器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銅官窯位于長沙，是南方最大的青瓷窯口之一《水經注》中記載：“銅官山土性宜陶”，洛陽博物館所藏的長沙窯執壺，通體施青釉，執壺的腹部彩繪一只奔跑跳躍的小鹿，筆法細膩嫻熟、造型精巧靈動，動感十足，是難得的長沙窯精品之作。

　　絞胎瓷又被稱為“攪泥”或“透花瓷”，它是唐代制瓷藝術的新工藝。所謂絞胎，是將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顏色的瓷土揉和在一起，然后相絞拉坯，制作成形，澆一層透明釉，燒制而成。由于泥坯絞揉方式不同，紋理變化亦無窮。這件絞胎瓷器，雖然體型小，但做工極為精巧，黑、黃兩色充分交融、交相輝映，代表了唐代高水準的制瓷工藝。絞胎瓷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制瓷工藝的革新，也代表著人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和青睞。

　　唐太宗與魏徵關于鏡鑒的故事膾炙人口，根據《舊唐書魏征傳》記載，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直言進諫的魏征去世，唐太宗難過地說：“夫，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魏征沒，朕亡一鑒矣！”這里的“鑒”，指的就是鏡子，中國古代銅鏡發展史有四千多年，先后經歷了五個時期：早期以齊家文化、商周銅鏡為代表，流行期以春秋戰國銅鏡為代表，鼎盛期以漢代銅鏡為代表，繁榮期以隋唐銅鏡為代表，唐代是我國銅鏡發展史上最最輝煌的時期，是一個創新的時代。它擺脫了漢鏡的拘謹板滯，側重于自由寫實，其圖紋從漢代銅鏡的繁雜、拘謹、呆板，變得簡練、流暢和清新，制作工藝也極為精細。既有藝術的魅力，又有與現實生活的和諧統一。

　　飛禽走獸、植物花卉紋飾是這個時期銅鏡裝飾的主要題材。這一組展柜中所展示的銅鏡，充分顯示了唐代銅鏡多樣化的造型和裝飾手法，其中，海獸葡萄鏡是唐代銅鏡最引人注目的門類。根據史料記載情況可以判斷，海獸葡萄鏡在唐代高宗和武周時期較為流行，形制多為圓形，也有少量方形或菱花形，使用范圍主要在唐代的關內道、河南道、淮南道等地。這種銅鏡在洛陽地區也有大量發現，鏡背主要裝飾海獸以及葡萄的枝蔓和果實。

　　海獸是古人以獅子為藍本創造的神獸，而獅子和葡萄都原產自西域，在流行于內地的銅鏡上裝飾西域的物種，由此可見唐代與西域乃至歐洲的文化和經濟交流十分密切，許多物種和工藝都沿著絲綢之路傳到中原，傳到洛陽，因此，洛陽自然是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之一。

　　在銅鏡的式樣上，突破一直以來的圓鏡和方鏡的局限，出現了菱花形、葵花形和帶手柄的銅鏡，在尺寸方面也出現了直徑超過30公分的大鏡。銅鏡的使用方式也開始多樣，不再單一被用作日常使用，也兼具裝飾、占卜、饋贈等多種用途。

　　唐代洛陽的繁榮，不僅表現在造型藝術和手工業制作方面，也表現在金融、經濟和稅收方面，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元寶”，意思是指元代的寶貨，元代才開始出現，而元代以前的貴金屬貨幣多數是像這樣的銀餅或銀錠。

　　這件文物是楊國忠銀餅，因為背面刻有唐代權臣楊國忠的名字而得名。銀餅背面的刻款讓我們了解到它來自四川達州，主管稅收的官員名叫朱義，而作為主管全國稅收和經濟工作的權臣楊國忠也自然要在銀餅上留名。

　　唐代所實行的租庸調制規定，每個男丁每年需要向朝廷繳納一定量的糧食和布匹，還要服徭役20天，到唐代晚期租庸調制接近崩潰，賦稅和徭役都可以折算成銀兩直接繳納，朝廷和官員便借機搜刮民脂、賣官鬻爵。這件銀餅可以讓我們了解唐代的賦稅政策，也見證了洛陽作為全國經濟中心和國際都會的地位。

　　佛教的發展在隋唐時期可謂幾經波折，曾有過武周時期的繁榮與鼎盛，也有過武宗時期的會昌法難，但佛教的許多宗派都形成、發展和壯大于唐代，如法相宗、法華宗、華嚴宗等。

　　佛教最大的宗派——禪宗，在唐代高僧慧能和神會的努力下傳承有序并發揚光大，唐中宗嗣圣元年即公元684年，神會和尚生于湖北襄陽，拜在禪宗六祖慧能門下，后來被尊奉為“南宗七祖”，駐錫于洛陽菏澤寺，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在荊州開元寺坐化，永泰元年也就是765年在洛陽龍門寶應寺龍崗建身塔，整理發掘神會和尚身塔時，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這組展柜中的銅凈瓶和黑釉陶缽便出自于神會和尚墓，這件黑釉陶缽體型較大，保存完整，釉色深沉凝重。這些文物體現了神會和尚涅槃后人們對他的追思，其墓葬對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有著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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