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到底應當如何緩解？一

“三農問題”到底應當如何緩解？（一）

        “三農問題”到底應當如何緩解？（一）
[關鍵詞]三農問題農村公共品
近年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已引起上上下下的高度重視，對此，不少專家學者以及政府官員都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不少有見地的政策建議。但這些分析是否真正站得住腳，其政策建議是否真正可行，卻有進一步思考的必要。
一、農村人多地少，經濟落后和“城鄉二元分割”說
該觀點主要認為，我國人多地少，農業產值目前僅占全國GDP的14％左右，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僅有1.41畝左右，極度稀缺的土地資源和極度龐大的農業人口很難使農民在一畝三分田上富裕起來，也很難使當地基層政府通過稅費籌資提供當地農民所需要的基本公共品。加之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基礎設施等方面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分割”以及“重城市，輕農村”的不公平的制度與政策，使當地基層政府缺乏必要的財力提供滿足當地農民所需要的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基本公共品。
　　這的確是反映目前農村現狀并具有相當說服力的一種觀點。但這一觀點也存在一個人們無法解釋的困惑。即，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經濟基礎，尤其是農村經濟基礎那么薄弱，不管是農業產量和農業產值都遠遠低于現在，但那時當地政府卻可以提供基本上滿足當地農民所需要的義務教育、公共醫療、五保戶、基礎設施等基本公共品，而在農業產量和農業產值都大大增加，農民收入也大大增加，政府財力也大大增強的今天，卻反而出現農民“上學難，看病難，用水難、五保難、農田水利難、公路建設難”等問題呢？為什么在中國廣大農村普遍出現“三農”問題，有人甚至說是“四農”問題的時候，江蘇的華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劉莊等村莊卻不存在“三農”、“四農”問題，沒有出現廣大農村普遍存在的“上學難，看病難，用水難、養老難、農田水利難、公路建設難”等問題呢？問題的根源到底何在？這是李昌平和許多農民的困惑，也是我們的困惑之一。
　　持這種觀點的人由農村人多地少，經濟落后和“城鄉二元分割”的觀點出發，提出的政策建議主要是大量轉移農民，實行農業產業化、城市化和國家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城鄉統籌，逐步消除“城鄉二元分割”的經濟、社會、政治、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這無疑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問題之一，近期大量轉移農民，改變農村人多地少和實行農業規模化經營，大幅度增加農民務農收入的現實可行性到底有多大？我國目前農村人口，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2年為7.8億多，占全國總人口的60.9％；但也有人說其實不止，有9億多，占全國總人口的70％左右。2002年農村的勞動力是4.896億，鄉鎮企業轉移了1.3億，按種田最低規模效益人均占有耕地10畝計算，只需要1.5億左右的農民從事農業，農村尚有2億多過剩勞動力需要轉移從事非農產業。而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每年只能提供800－900萬就業崗位，而且城市里每年新增需要就業的青年人就達1千萬左右（大學生就業難就是一個明證），目前還有數千萬失業者和下崗工人急待就業，嚴峻的就業形勢極大地制約了近期內大規模轉移農民的可能性，這一嚴峻的現實狀況也告訴我們，在我國大量轉移農民，改變農村人多地少，并為農業規�；�經營，大幅度增加農民務農收入奠定土地資源條件，恐怕是一個比較漫長的歷史過程，除非我們另辟蹊徑，對這一點一些對農村問題有深入研究的專家學者都有所論述。如溫鐵軍先生在《“三農問題”相關討論中的似是而非》一文中就談到，“人們都在講城鎮化，這是近年來愈益普遍的一個話題，認為通過城鎮化轉移農業過剩人口就能夠解決農業不規模的問題。但是，這似乎也值得進一步展開討論。且不說現在大中小城市吸納農民人口的能力已經明顯下降，從長期分析來看，即使我們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實現50城市化率（這是在決策選擇完全正確的情況下我們可能達到的目標，如果決策選擇不正確，能不能達到還是個問號），到那時我們是16—17億人口，按16.8億計算仍然還有8億4千萬人生活在農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階段，按正常的城市化發展速度和規模來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萬畝以上。也就是說30年后，無論按新口徑19.5億畝算，還是按老口徑14.5億畝耕地算，都要減少3億多畝，人均耕地面積也實際上會減少更多。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基本要素的配置關系能調節得了嗎？這個基本國情矛盾制約是一個大問題。”（中經網50人論壇）
　　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急于求成，盲目冒進，甚至像有些人主張的那樣，希圖用單純城鎮化，造一座座新城來轉移農民，結果除了建一座座空城、死城，像拉美國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那樣，形成大量的農民進城就業無門，四處漂泊，城市周圍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和產生社會不安定不和諧，甚至動亂的狀況，以及白白浪費大量寶貴資源外，還能有什么呢？
　　問題

        之二，近期國家到底能拿出多少錢來扶持農業發展，促進農民增收和解決農民“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行路難，用水難”等諸多農村社會事業發展老大難問題？毫無疑問，扶持農業發展，促進農民增收和解決農民“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行路難，用水難”等諸多農村社會事業發展老大難問題需要國家財政拿出大量資金和政策來予以支持，這本身也是我們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的全面小康社會，真正實現公共財政目標所必須的。但問題的關鍵是近期國家到底能拿出多少錢來解決這些問題？我國目前面臨的問題太多，需要國家拿錢來解決的方面也很多，近期突出需要解決的問題除了“三農”問題以外，還有經濟結構調整問題、國企改革問題、地區發展、城鄉發展、人與自然生態不協調的問題、貧富差距拉大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臺海危機問題等等，這些都需要國家財政拿出大量的真金白銀。去年，國家下大決心拿出451億對農民進行“兩減免三補貼”，但具體落實到每個農民頭上面，不過區區40多元，而且當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就上漲400多億，基本上抵消了，農民并沒有從中得到多少實惠。去年農民的增收，主要是靠“天幫忙，價格漲，人努力和政府政策的導向”。
　　由此可見，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扶持農業發展，解決“三農”問題，不光取決于我們的美好愿望，更關鍵的是取決于國家到底有多大的實力，財政上到底能拿出多少錢來。溫鐵軍等農業專家對此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懷疑。比如張曉山最近就撰文指出，“農村稅費改革之前政府和村社區組織通過農業稅、農業特產稅、‘三提’、‘五統’及攤派實際上從農民那里每年要收1500億元～1600億元。稅費改革以來，為了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因減免農業稅而各地減少的財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轉移支付予以補助，2003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305億元，2004年510億元，2008年因全國26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取消農業稅收，中央轉移支付將達到664億元，但鄉鎮、村兩級財政缺口仍較大，鄉鎮、村兩級自身財力匱乏和為本社區居民提供公共產品能力不足的問題將凸顯出來�！保◤垥陨剑骸掇r業稅取消后如何深化農村改革》燕南評論2008.3.24.）
　　問題之三，以公司加農戶，龍頭加龍尾，實行“訂單農業”，走農業產業化的道路來富裕農民，這條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不錯，在近年來的農村改革實踐中，我們確實看到一些地區，如山東、內蒙古等通過這種方式使一部分農民受益。但同時我們也大量看到公司整農戶、坑農戶、騙農戶，使農民血本無歸的事件不斷發生。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公司與農戶往往并未結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利益共同體，而是各自分離并具有獨自利益的經濟主體，在經濟交往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博弈力量的極不均衡，結果往往很難避免公司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用其博弈中的優勢侵害一家一戶的分散的力量薄弱的農民的利益，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更是資本的必然，而并非公司老板的良心太黑的問題。
　　因此，僅僅依靠現在這種公司加農戶，龍頭加龍尾，實行“訂單農業”，走農業產業化的道路來富裕農民，其設想的出發點是好的，其實行的結果很可能是悲慘的。所以李昌平等農業專家會對此產生懷疑，他認為：“有沒有公司把農民帶富？也有，但是是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呢？我持懷疑態度。我大量的一手資料證明，不是這么回事。公司是什么東西？如果不是利益最大化，那他就不是一個好的企業家，或者是一個傻瓜。當農業性的企業獲得超額利潤的時候，會給農民。但獲得平均社會利潤的時候，它不找農民要錢，農民也不找他要錢。但是當企業得不到社會平均利潤，或者虧本的時候，它一定會把風險轉嫁給農民。這時候，政府干什么呢？他會為了企業還是為了農民呢？當然為了企業。大量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第一，企業可以給政府官員送禮；第二，每個企業都是政府的政績。問題是農業性的企業會不會得到社會平均利潤或超額利潤，經過調查90的農業性企業得不到社會平均利潤。不然的話為什么中國的四大銀行離開農村了呢？也有個別的企業把農民帶富，但以一個企業就代表全國的情況是不合適的。連國營企業都會打白條等，怎么能夠指望民營的企業帶動農村致富呢？”（《三農問題的困惑與出路》，燕南評論，2002.6.17）
　　二、農村縣鄉基層政府養人太多，“生之者少，食之者眾”，使基層政府變異為“掠奪性政府”說
　　該觀點主要認為，我國“三農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農民負擔之所以如此沉重，農村公共品供給之所以如此匱乏，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縣鄉基層政府機構太多，養人太多。農村經濟本來就很薄弱，目前農業增加值僅僅只占全國GDP的14％左右，極其羸弱的經濟基礎難以支撐過分龐大的上層建筑，“生之者少，食之者眾”，最終必然使基層政府變異為“掠奪性政府”，結果必然大大加重農民負擔，使農村和農業趨于凋敝，并激起農民的不滿與反抗，使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和執政基礎大大削弱，最終導致政治危機爆發。因此，他們開出的藥方是撤銷鄉鎮一級政權機構，改為縣的派出機構，如鄉公所，大大減少吃“財政飯”的人員，從而減輕農民負擔，從而騰出更多的政府財力用于農村公共事業，緩解“三農問題”。
　　但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李昌平和一些基層干部提出：目前我國農村公共品供給短缺，“三農問題”嚴重，表現在基層，但根源在上面。目前鄉鎮一級承擔的責任最大。省市兩級可以玩“空對空”的把戲，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貫徹文件，特別是利用傳媒，鋪天蓋地宣傳由上到下層層出臺的文件、各級領導在層層召開的會議上照葫蘆畫瓢的“重要講話”，認認真真搞完形式，扎扎實實走完過場；就對中央和老百姓有了一個交代便大功告成了。最務實的工作是檢查檢查再檢查，而檢查的主要方式是隔著玻璃看，坐著車子轉。這是最安全的執行方式，因為只要執行政策不走樣，決策失誤的責任可以上推中央承擔，執行失誤的責任可以拿基層是問。如果政策一旦偏離本地區的客觀實際，造成了社會矛盾，就是鄉鎮沒有把政策落實好。政策是好的，越到上面的領導越是好的，只是鄉鎮這些歪嘴巴和尚把好經念歪了；只要處理幾個鄉鎮干部就能把矛盾化解。民心是執政的根本保證，上級是國家權威的體現，鄉鎮不來負責任誰又會來負責任呢？“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鄉鎮頭頂著計劃生育、財政稅收、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招商引資、中心工作等等“一票否決”的懸劍。其中風險最大的“一票否決”是計劃生育，壓力最重的是財稅任務，盡管有著為數眾多的農稅隊伍和國、地稅隊伍，但他們只管數字，完成任務的責任在鄉鎮，即使發不出工資借款也要完成；因為“一票否決”的公式是：要么交票子，要么交“帽子”。九十年代末在全中國鄉鎮流行的最“經典”的縣市領導語錄是：“采取什么措施我不管，政策不能違背，但任務必須完成，否則追究領導責任”！最難預測的是社會治安和安全事故，一旦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主要領導就得撤職。
　　他們認為目前鄉鎮財政成本最低。從各級供養的人員成本對比來看，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養一個鄉鎮干部平均每年只需要人頭經費1萬元，養一個縣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頭經費3萬元，養一個地市級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頭經費6萬元，養一個省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頭經費9萬元。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根據相關調查研究得出，目前我國縣鄉兩級人員約占71％，他們的開支占21％；中央和省級人員占29％，他們的開支占79％。中央和省級人員的人均開支是縣鄉兩級人均開支的9.2倍。現在全國鄉鎮一級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中小學教師）為1316.2萬，假設精簡500萬，可以使農民負擔減輕40％。那么，在省和中央兩級精簡100萬則可使農民的負擔減輕74％。而縣鄉兩級這21％的所謂吃“皇糧”開支，其中的60以上要用于中小學教師工資。只占全國21％的財政收入，卻要去解決占全國94的國土、70以上人口的各項支出，特別是要承擔8億多人口的小康建設和1.7億中小學生的義務教育，成本是低了還是高了呢？因此，中央、省、市級機關，耗費國家的財政成本最大。不僅是省、市兩級財政成本，與需要解決占全國94的國土、70以上人口的各項支出的鄉鎮存在著天壤之別；就是縣級財政成本，也遠遠高于鄉鎮。
　　從縣鄉兩級的經費開支對比上來看，根據一地方政府公共網發布的資料：“2001年黑龍江省鄉鎮機構改革試點之后，現存66個縣級機構。每個縣級機構（含縣屬的各科局機關）平均一年需要1億元的開支消耗，其中包括：領導干部工資、福利、獎金，縣委、縣政府及各科局領導們的高檔轎車消耗，領導們的外出考察（實際上是旅游）消耗，各種招待費，會費、禮金、福利待遇、辦公費、取暖費、勤雜人員工資、水電費、高級娛樂消費、手機、電話、傳真等通訊費、工作服、辦公室裝修費等等，66個縣級機構一年要消耗50多個億，用在各項事業上的只有10多億元。2002年鄉鎮機構改革試點后，現存944個鄉鎮。每個鎮的消耗一年按300萬元，每個鄉的消耗230萬元計算，一年人吃馬喂，包括對各項事業的投資在內，全省用在鄉鎮的支出才24.96億元”。因此，僅僅是縣級機構一級，就要比工作面要廣、工作量要大、服務的人口多、面對的矛盾雜、社會的直接責任重的一個省的所有鄉鎮，要多耗費一倍以上的財政支出。
　　現在有一種這樣的主流觀點：如果取消農業稅，鄉鎮政權就不再需要保留。那么，城市的市民不交稅是不是可以取消城市政府呢？為什么鄉鎮政權非得由農民來養而不應該由國家來養呢？農業是弱勢產業，且事關國家的糧食安全、政治穩定、全國70以上人口的生存發展。從農村的現實需要來看，缺少大量的公職人員：醫療保障事業、司法治安、教育事業、農技推廣等，鄉鎮政府不是人多了或是人少了，問題是干什么的人多了，干什么的人少了；問題是這筆財政支出由誰出？花了錢干什么？學者潘維認為：世界各國的發展證明，“社會發展程度越高，要政府辦的事情也越多，官員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工作就越重、越龐雜。香港經濟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但早在1990年，香港的500萬人口里就已經有20萬公務員，每25人養1個，這比例在發達地區中還算低的。美國是每13個“納稅人”養一個政府雇員，政府雇員占總人口比例7％。我國“干部”與總人口之比3％，不到美國的一半，而且“干部”還包括教師、文學家和新聞記者。‘四千萬人吃財政飯’有什么可‘駭人聽聞’的？拿清朝甚至漢朝的官民比例說事就更荒唐：大清朝不計劃生育，不封山育林，不搞環境保護，也不養百萬軍隊，更無需調控規范全國市場。面臨帝國主義強權的時候，大清朝喪權辱國”。
　　鄉鎮干部實用價值最好。在整個干部隊伍中，鄉鎮干部是最弱的群體，是干部隊伍中的“群眾”，是各級政權中最民眾化的干部；是干部隊伍中孺子牛，可以說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如同水和空氣一樣，存在的時候我們感覺不到他們的價值，只有在失去他們的時候，我們才可能感受他們的珍貴。鄉鎮干部是干部隊伍中最物美價廉的干部。他們的待遇很低卻要干很復雜很艱巨的工作，而從上到下無論是誰都可以對他們指手畫腳；上面的各級無論是領導還是辦事員、是媒體還是學界，都可以對他們指手劃腳。他們為了工作加班加點是常事，節假日不休息是常事，饑一餐飽一餐是常事，一身泥一身汗地風里來雨里去是常事，請問上面哪一級的絕大多數干部能夠做到呢？盡管鄉鎮干部的環境最艱苦，生活最清苦，工作最辛苦，就是平均不到一千元月薪也不能正常發放的情況下，受盡各種屈辱完成各種稅費，甚至還要借錢向國家交稅，自己工資卻無著落，拿“白條”回家過年。請問上面哪一級的絕大多數干部能夠做到呢？
　　因此，李昌平他們提出的鄉鎮改革思路是：鄉鎮改革不是削弱而是加強，鄉鎮改革的核心是轉制——建立“民本位”政府。鄉鎮改革的根本是要轉變體制。他認為，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鄉鎮機構改革搞了好幾次了。1998年朱鎔基總理剛改過，現在很多省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鄉鎮機構改革。這些改革大多都是在精簡機構和人員、精簡領導干部職數、鄉鎮的合并、部門和政府內設機構的合并等方面做文章，還有的就是把一些農民需要但政府財政認為是包袱的服務部門推向市場。經過90年代的發展，鄉鎮的自主權力不是擴大了，而是削弱了。鄉鎮政府變得只有責任而沒有權力；在鄉鎮代表條條利益的部門的權力擴大了，變得只有權力沒有責任。90年代的鄉村實際上處于多部門控制為主的無政府狀態，80％以上的找農民收費的項目不是鄉鎮政府所為，是部門所為。中國的政治體制自身發展的規律是最基層的政府的權力總是被上級政府剝奪，最基層的政府承擔的事務總是越來越多而財力越來越少。中國政治體制的活力在于激發基層的活力，當基層沒有活力的時候，體制自身的發展規律決定最高的政府會采取渴澤而魚的辦法逐步向縣、市、省剝奪權利。如果順應體制自身發展的規律，最終的結果是體制基礎的壞死，最終導致的是整個體制的滅亡。實踐證明，這樣的改革，好的作用不大，壞的作用不小。而且，要說機構臃腫、人浮于事，鄉鎮和縣比較，真是小巫見大巫了。鄉鎮體制改革的呼聲很高了，其實，中國行政體制最要改的是縣級。鄉改縣不改，改也白改；縣改了，鄉不改也得改。體制轉變了，職能就轉變了，精簡人員和機構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了。鄉鎮轉變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要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轉變；由管民型政府向民管型政府轉變。在“以農養政”的時代，鄉鎮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服從于“攝取農業剩余”的大國策的，因而要實現體制轉變是有困難的；現在農業稅正在逐步取消，“以農養政”的時代即將結束，為實現“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轉變提供了財政基礎。（李昌平：《鄉鎮改革與鄉鎮干部》，燕南評論）
　　這就提出了需要認真進行深入調查研究的兩個重大問題：一是目前的鄉鎮一級政府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沒有，撤銷以后，依靠誰來貫徹執行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依靠誰來維持農村政局穩定和社會治安，依靠誰來組織提供農村匱乏的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農田水利道路飲水等基礎設施建設、計劃生育等公共品，僅僅作為縣的派出機構能承擔這些職能嗎，能保證鄉鎮政權退出后的權力真空不被鄉村黑勢力、宗族勢力等所填補嗎？而且即使可行，也有一個絕對繞不開的難題，即如何分流大量的下崗人員而又不引起社會問題。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組織研究室主任趙樹凱對鄉鎮機構改革的調查表明，目前的鄉鎮機構改革，從表面上看，鄉鎮機構是減少了，但精簡的目標并沒有達到，財政開支也并未減少。換言之，目前的鄉鎮機構及人員的精簡改革，實際上僅僅是一場騙人的數字“鬧劇”。這里面是否隱藏著更多的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呢？未來的鄉鎮機構改革會不會重蹈覆轍呢？
　　二是如果鄉鎮一級政府必須存在，那么，如何由目前主要對上級政府負責轉變為對廣大農民負責，如何由“管理”為主的政府轉變為“服務”為主的負責任的民主、法制政府，如何從財力上保證鄉鎮政府，尤其是貧困地區的鄉鎮政府能夠正常地行使其職能，而不是靠掠奪農民來滿足財力需要呢？在這兩點上，根據我們的調查和思考，我們更傾向于李昌平等人的意見。即便是要撤銷鄉鎮一級政權機構，大量精簡鄉鎮干部，也要在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和充分試點并取得成功的基礎上進行，在這一點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切不可圖一時痛快，貿然從事，最終釀成難以挽回的大禍。
　　三、財政過分集中說
　　該觀點主要認為，我國“三農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農民負擔之所以如此沉重，農村公共品供給之所以如此匱乏，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九四年“分稅制”改革以后，財力集中于中央，事權則不斷下放。目前一個被廣泛引用的數據是九四年“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財政收入所占比重由1993年的22.02％上升到52％左右，省級財政收入所占比重，由1994年的16.8％上升到2000年的28.8％（賈康、白景明，2003年）。如前所述，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根據相關調查研究得出，縣鄉兩級財政供養人員約占全國的71％，而他們的開支只占21％；中央和省級人員占29％，他們的開支占79％。中央和省級人員的人均開支是縣鄉兩級人均開支的9.2倍�，F在全國鄉鎮一級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中小學教師）為1316.2萬，而縣鄉兩級這21％的所謂吃“皇糧”開支，其中的60以上要用于中小學教師工資。只占全國21％的財政收入，卻要去解決占全國94的國土、70以上財政供養人員的各項支出，特別是要承擔8億多農民的小康建設和1.7億中小學生的義務教育，其困難和可能發生的狀況是可想而知的。
　　此觀點確實是說明現在“三農問題”嚴重、縣鄉財政困難，以及農村公共品供給匱乏的很有說服力的一種說法。但是，此說法卻存在一個不好解釋的問題，即盡管九四年“分稅制”改革以后，從相對比例看，財力確實集中于中央，但各級地方政府，包括縣鄉政府實際掌握的財力的絕對額卻是增加的。以我們的調查為例，廣元市市中區財政總收入1991年為1612.3萬元，2000年上升到5905萬元，人均財力由2413元上升到5865元；通江縣可支配財力2001年為15772萬元，2004年上升到43488萬元（其中絕大部分來自中央和省上的各種轉移支付）。在縣鄉政府實際掌握的財力的絕對額增加的情況下，為什么還會產生農村公共品供給越來越困難的問題呢？
　　況且，如果我們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八十年代改革以前我國的財政分配體制也是高度集中的，雖然從統計資料上看，似乎中央的集中程度并不高，但實質性的集中程度恐怕更高，但那時為什么基本上能夠提供如義務教育、公共醫療、五保戶等農村公共品（盡管是低水平的），而在政府財力已經大大增加的今天卻反而不能保證了呢？農村卻反而出現相當部分的“上學難“、“看病難”、“五保難”等問題，甚至出現相當部分的農民因此而陷入貧困“陷阱”呢？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以我們調查的四川安縣的教育為例，從統計數據上看，無論是財政教育經費的絕對額，還是財政教育支出占GDP和預算總支出的比重，改革以來均超過改革以前的年份，但改革以前國家的教育經費一直是有保障的。據了解，解放初期，即使財政沒有現款，政府也是把糧食撥給學校，以物折款。當時基本沒有拖欠過教師的工資，公用經費也有保障，學費也是很低的，并且有助學金，據一位老教師回憶，在60年代初，初中的助學金最高為四元，而當時的學費約兩元左右�？梢哉f在當時條件下，一個農村學生，只要愿意上學，是完全可以完成學業的。但在改革后的今天，安縣同樣出現教育經費不足，教育收費過高，農村孩子“上學難的問題”。為什么？
　　這里面恐怕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近年來在“教育產業化”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教育成本、費用的飛漲大大超過了財政收入的增長，超過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使政府財政和農民在現有的財力分配格局和經濟發展水平上都難以承擔。1991年我國政府財政性教育支出僅為617.83億元，到2003年就達到3850.62億元，增長了5.23倍；其中，預算內教育經費由459.7億元增長到3453.86，增長了6.51倍；同期財政預算支出從3386.6億元增長到24650億元，增長6.28倍。由此可見，財政性教育經費，尤其是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增長與財政預算支出的增長基本上是同步的，而且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增長甚至超過財政預算支出的增長。但是，同期全社會教育經費的支出卻由731.5億元增長到6208.27億元，增長了7.49倍，既超過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增長，也超過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增長。這種過高的增長顯然來自人民群眾過多、過重的負擔。
　　數據表明，目前我國老百姓負擔的教育經費占全社會教育經費的比重甚至高達38％和44％（2003年），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劉欣森、彭干梓、戴海：《專家呼吁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惡化趨向》，中國青年報，2008年2月2日）。2003年聯合國專員托馬舍夫斯基在考察了中國的教育狀況后認為，中國的教育經費實際上只占全國生產總值的2。而政府預算只占教育總經費的53，剩下的47則要求家長或其它來源填補。比如，課本以前是幾毛錢、塊把錢一本，現在要三、四元甚至七、八元一本；以前老師的月工資幾十元，現在要幾百元甚至上千元；以前的教學條件十分簡陋，現在的教學條件相對較好，這些成本的上升都將大大增加財政和農民的支出（這還不算以教謀私、以教發財、以教升官、以教腐敗所造成的教育費用增長）。比如據調查，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以后到90年代初的期間，在安縣總的來說學雜費不是很高，95年左右的學雜費小學約在100元左右，初中約在250元左右。但到90年代末期的學費一學期小學就要200元左右，初中500元左右。安縣是一個農業縣，1995年到2004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125.74％，而學雜費及其他費用的增長大大超過了農民收入的增長。2003年安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84元，一個村小學生一年的學雜費占農民收入的比例為14.8％，一個初中生占的比例為44.34％。如此一來農民的教育負擔怎能不高。
　　而農村“看病難”的問題比教育問題更嚴重。眾所周知，隨著農村的分田單干，隨著集體經濟的紛紛解體，依附于集體經濟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土崩瓦解，但同時國家并沒有相應地承擔起維持農村合作醫療的責任，而是為了緩解財政困難走了一條醫療市場化的改革道路，希圖通過醫療市場化，讓私人更多的承擔醫療費用和責任來提高醫療效益，并解決財政困難問題。其具體表現就是：一、國家對醫療衛生的撥款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二、相對較少的國家撥款又主要集中在城市（國家醫療衛生撥款80％是投入城市，占人口總數60％以上的農村只獲得20％左右的撥款），尤其集中在大城市和大醫院；三、對醫院普遍實行差額預算撥款，其撥款額只占醫院總經費的極少部分。據衛生部1998年的調查，1997年國家對每所公立醫院的差額預算撥款和專項經費撥款合計只占醫院總收入的8.8％，對衛生防疫機構的兩項撥款只占其總經費的39％，對婦幼保健機構的兩項撥款只占其總經費的13.1％（代英姿：《公共衛生支出：規模與配置》，財政研究，2004.6.），不足部分顯然只能靠自己創收解決。
　　這一醫療制度市場化改革使醫療衛生機構出于生存的壓力以及致富的欲望沖動，利用醫患之間醫療信息的極不對稱和醫療的特殊壟斷地位，與藥廠、藥品、醫藥器械經銷商結成利益共同體，利用高額的藥價、檢查費、住院費創收以求生存，甚至牟利。其結果不僅使廣大農民因經濟困難而看不起病，在農村，尤其是中西部農村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時常發生，甚至連城市里的低收入家庭也普遍出現“看病難”的問題。如前所述，據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2004年11月下旬公布的一項最新調查結果稱：近十年來，我國居民衛生服務需要量持續增加，但城鄉兩周患病因經濟困難未治療者的比例均接近四成，患者出院有43.3的人是自己要求出院，其中有63.9是因為經濟困難。另一方面，城鄉合計年人均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在排除了物價上漲的影響后，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1993年，兩者分別為21元和933元；到了2003年，就已經升到了75元和2233元。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在2004年11月5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至今，中國農村有一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我國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622.2元，農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費用2236元，在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尚包括實物收入的情況下，可以說，農民如果生了大病，一年的現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一次院的費用。因此，疾病是中國農民致貧或返貧的主要原因�！　∵@一切都迫使我們不得不認真反思，為什么醫療制度改革以后，一半以上的國人看不起病？醫療制度改革究竟應當怎樣搞，農村的醫療制度究竟應當怎樣建立，政府在其中究竟應當擔負起什么樣的責任和義務？“范文先生”版權所有
我們對目前占主流的以上三種觀點的質疑，其根本目的并非反對甚至否定這些觀點，恰恰相反，我們在相當程度上也同意這些觀點，因為這些觀點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和說明了農村問題的現狀。而我們提出疑問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把農村問題的研究引向深入，使人們對農村問題能夠更加客觀、全面、科學地把握，從而提出更有針對性和實效性的緩解以致最終解決的政策建議。因為，通過大量的調查和思考，我們認為“三農問題”太嚴重、太復雜，而要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占大多數人口的，情況又相當復雜的大國中解決“三農問題”，確實是很棘手的，也不是短時間能夠一蹴而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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