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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俗文化再研究

時間：2023-02-27 09:51:20 歷史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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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俗文化再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與思考

禮俗文化再研究

早在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先生從鄉土社會的視角，提出“禮治秩序”的概念，與此同時，柳詒徵先生的《中國禮俗史發凡》一文，也從歷史上考察禮俗的源流和沿革，認為古代中國“以禮為立國根本”。不論是從社會學還是歷史學出發，是用“禮治秩序”還是“禮俗”來概括，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前現代中國社會所具有的禮俗社會的特征。

所謂禮俗社會，即是以民間生活習俗為基礎，以禮治為主導，實施秩序管理的社會。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義》中所說:“禮俗，以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禮俗之從也�！币揽棵耖g習慣勢力進行社會管理，并提升為禮的規范，教化民眾服從這種秩序，是儒家推行禮治的一貫主張，這與依仗權力馭民的法治有所不同，更與現代的法理社會有不同的實質。雖然在實施禮治的實踐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禮的情況，但它作為治國理政的藍圖，為歷代圣賢所推崇，并以禮義之邦的標榜，來表現中華民族有別于外邦異域的社會理想，此種文化形態也可稱為禮俗文化。因此以禮治秩序或禮俗社會來概括鄉土中國，是認識前現代中國社會的國情，切入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重要思路。由于禮學史研究在大陸的長久冷落，對禮俗社會的研究成果甚為少見，因此這一學說50多年來很少有所發展。

如今這一觀點面臨新一代學者的挑戰，有的認為:“費氏筆下的‘禮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人為構造的虛幻實在，支撐這一構造的二元對立(按:指禮治秩序與法治秩序)實際上并不存在，相反，實際情況可能是，‘禮治秩序’中有‘法治秩序’的生長點，‘法治秩序’也可以從‘禮治秩序’中獲取養分�！庇终f:“中國歷史上既缺少關于習慣法的說明性學理，也缺乏一個從事于這種探究和說明工作的群體，結果是，所謂習慣法只能是一種粗糙、實用的地方性知識，而無由成為一種精致、抽象和富有學理性的知識系統�！盵1]

最近，又有人提出:儒學由于缺少像基督教那樣“一套完善、有效的宣傳和教化機構，傳播到民間世界的各個層次和各個角落”。同時也因為“儒學自身缺乏對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關懷”�！跋惹刂T子主要是政治哲學”，而“官僚無法擔當儒家文化傳播為重任”。因此“把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實際上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想象”。[2]

前者從明清以來頻繁的訴訟為例，說明鄉土中國已孕育現代性的法理要求，這是從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并非二元對立的視角，對禮治秩序提出的質疑；后者認為儒學由于缺乏對世俗生活的關懷和教化手段，并未構成中國文化的主流。要知道，禮治秩序的立論是以關注世俗生活為前提，這是儒學最高的社會理想，如果儒學無視世俗生活，那禮治秩序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礎。這兩種看法從不同角度提出問題，又都不約而同地認為禮俗社會說是“人為構造的虛幻實在”或“自我想象”。

這是一個富有理論性的詰難，這個問題的提出也促使我們思索，禮俗社會說所以被質疑，其理論依據的本身也有不足之處，這就是對禮俗社會的分析，大多是沿用西方法理觀念和法理社會為參照，往往陷入禮俗與法理二分法的窠臼，從兩者不同質的一面看，中國非禮俗社會莫屬；從發展看明清時期已孕育了現代法理的生長點，禮俗社會說因而被指為“虛幻”。

禮俗本是土生土長的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觀念，禮俗社會說的建樹，首先應該從本土資源來發掘理論支點，如果擺脫禮俗與法理二分法的局限，換一種視角向下看，從中國傳統文化結構來考察觀念與生活及其百姓日用之學，重新建樹禮俗社會說的知識系統，是從學理上回答這一詰難的又一探索。

生活本是禮俗之源，21世紀海內外文化研究向生活主題的轉移，必將召喚對禮俗文化的關注。20世紀西方文化哲學一個重要傾向是將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層次來思考，使思想文化研究貼近生活。胡塞爾對“生活世界”的回歸，維特根斯坦對“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爾有關“日常共在”的觀念，余英時在《現代新儒學》序言中表示關心“形而下”的取向，種種言說表明一代哲人把注意力轉向日常生活的研究。對此國內哲學界已有回應，哲學研究者已經提出，建立人間哲學的呼聲，讓哲學融于生活，使哲學與生活保持同步發展。李澤厚在最近出版的《歷史本體論》中提出，生活是歷史本體的見解。2001年任繼愈先生在國際漢學會議上提出:“研究漢學必須從生活文化入手，這是一般的途徑�！边@一見解的提出并非是簡單地從兩種異質文化相遇，首先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衣食住行給人深刻印象的原因；也不在于衣食住行是人類生存的的基礎，因為這是各民族、各個國家和地區無一例外的普遍現象。值得注意的是，生活文化在中國有著與其他國別不同的意義，因為生活方式在傳統的禮俗社會中有著獨特的地位和作用，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閑在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方式。人因為要生活才形成社會，有生活才有階級的劃分和社會的構成，說人是社會的本體，無異說生活是社會的本體。馬克思把“生活”視為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并進而指出:“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深處時才取得的。”[3]論述社會生活的歷史著作得到這樣高的評價，是因為生產方式的變化，社會的進步，歸根結底表現為生活方式的變化，這是生產力發展的最終目的。人的解放離不開生活方式的變革，文明的進化與差異往往表現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樣吃、怎樣穿，怎樣用等方方面面表現出種種差別，從而發展自己的智慧，創造出不同特質的文化形態和民族傳統。50年多前費孝通和柳詒徵先生對禮治秩序和禮俗社會的研究，為我們深入認識中華文化的特質提供了一條重要的路徑。

21世紀的到來，中華文化面臨又一次挑戰，這不僅要繼往開來，發展既有的成果，更要面對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作出應有的回應。這兩者所蘊有的內涵并非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長處，有的還是短缺，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與時更進、后來居上的條件和機遇。高科技愈發展，愈要呼喚人文精神，這是學術界的共識，所以說21世紀是人的世紀，是高揚人文精神的世紀，這是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主流。未來學家預言人類社會將從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向情緒經濟轉化，這預示著社會發展將愈來愈突出人的生活的主題，這一主題與禮俗文化的研究天然合拍，因為禮俗文化富集了中國人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人文遺產，它造就了中華文化的輝煌，也使中國人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對人文遺產的研究不能局限文本的觀念，尤其是與生活魚水相依的禮俗文化，擁有大量的非文本資源，這在中國是一片尚未開發的沃土，所以用這一主題審視研究對象，將視角下移，到社會生活中去發掘新的資源，是對21世紀文化研究貼近生活趨勢的最好回應。二、禮俗社會的文化模式

禮俗本于生活，但這禮和俗并不是一回事，禮是典章制度，俗為風俗習慣，清代的孫詒讓就指出:“禮俗當分兩事，禮謂吉兇之禮，....俗謂土地之習�！盵4]但在儒家思想的主導下對禮和俗進行了整合是為禮俗。柳詒徵在《中國禮俗史發凡》一文中認為，以禮俗治國“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即天理)為立國之根本也�！痹谑澜缟喜⒉环τ凶裱烊恢刃蛏畹拿褡�，但在中國“禮俗之界，至難劃分”。這是中華文化歷史悠久，覆蓋面最廣，傳承力最頑強的重要原因，所以中華民族“以史跡較之，成績特殊，由果推因，其亦有循共同之軌而自致其優越之端歟”。中華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文化傳統的文明體系，世世代代傳沿不絕，這是舉世公認的特征。50多年前史學界和社會學界提出禮俗問題，正是源于探究中華文化這一特性的思考。論文禮俗文化再研究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GVy95kGL&32_=numY4{o/7]ry6*Ywww.６６ｗｅn.comWup7sa0Z+?uE`](8iV\=@a.

面對中華文化如此堅韌的歷史，人們不禁要思索，同在地球上生息的人類，為什么只有地處北溫帶的中華民族才有如此高強度的凝聚性和傳承力?西靠大山，東臨大海，依山背水與世隔斷生態環境曾經為眾多的學者研究中國文化這獨特的性能，提供了地理環境作用的依據；黃河、長江、運河等橫貫中國大陸的江河沽海之利，造就了穩定而靜態的農業文明，也給人們探索中國文化的這一奧秘以豐富的聯想。不論是歷史的考察或社會調查，種種實證和推理都不失為論證中華文化從未中斷的佐證，然而這些佐證并不能使我們滿足，在世界上具有相似的地理環境和農業文明的族群，為什么卻未能構成像中國這樣強勁的文化形態?這就不能不促使我們從社會文化的領域來考察中國傳統文化模式，以進一步探索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

文化模式，是指一種文化形態所涵有的文化要素及其構成方式，這是集眾多個體思想行為而整合的群體性的特征，又是一個族群認同的穩定性的范式。它沉潛在紛紜錯綜的文化事象中，并不是隨時可以感知，人人可以發現的，它需要經過偽存真，去粗存精，由此及彼的抽象和提煉，方能感悟的真知。

中國傳統文化模式，通常是指封建文化模式，這是封建時代人們在器用、認知、情感、道德和法權方面的綜合表現。筆者在《禮的省思-----中國傳統文化模式探析》[5]一文中曾經闡明，這種文化模式在中國表現為以禮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它以血緣為紐帶，以等級分配為核心，以倫理道德為本位，滲透政治、經濟、文藝、教育、人際交往、道德風尚、生活方式的各個領域，從權力財產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費，幾乎無所不在，因此就其涵有的文化因素來說，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就其構成來說，它具有生活方式、倫理道德、等級序列一體化的內容。正是這三位一體的文化結構，使它成為統治社會至深至廣的力量，這是中國文化生命力尤為頑強的獨特機制。

文化模式的提出，是要回答一個族群的文化構成和風格，以便與其他文化系統相區別。就人類社會來說，既有統治與被統治，上層與下層的區分，在文化上那就有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的分野。作為文化的傳統，它不僅傳自上層的文案，也包括下層的風俗民情，涵有各階層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整體性特征，這在各國都不例外，只是由于地位、方式與影響的不同，才有大小、主從、文本與非文本之別。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倫理為本位，人們從意識形態領域作出這樣的論斷，幾乎已成為學術界的通識。在意識形態領域起主導作用的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在社會上占據統治地位的思想，其締造者和傳承者都是對歷史發展起過重要作用的文化巨匠，后世的研究者往往致力于這些文化精英的研究，以揭示倫理道德為本位的文化特質。這種思路是從思想史或個案著手，直入堂奧，有便于把握傳統中的主導部分即所謂大傳統的研究。然而此種研究的不足在于，對于散在社會生活衣食住行各個領域，乃至各地區的風俗習慣即所謂小傳統的研究卻少有涉獵。大傳統是由思想家提煉的思想體系或制度化的意識形態，它高于生活又指導生活成為傳統文化中的主流，具有系統性、導向性和穩定性，依靠權力的干預和灌輸，制約和規范小傳統的發展；小傳統卻由于植根民眾的生活，貼近社會的實際，富有多樣性、易變性和自發性而與大傳統有一定距離，從而又有相對的獨立性。所以就一般的族群來說，大小傳統之間相互依存，對流是經常的，但它們的差異也是明顯的，但在中國由于生活方式、倫理道德和等級序列一體化的結構，在價值觀念上大小傳統差異甚微，這是中華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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