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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獻的發展和現實的需要
一
我國是世界上歷史悠久、文化發達的文明古國之一，文化典籍異常豐富，真正是浩如煙海。幾千年來，反映封建王朝新舊更替的正史及其注釋、考釋的著作汗牛充棟；各個地區的文獻資料，更是數不勝數。
“文獻”一詞，最早見于《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今據《禮記·禮運》可知，孔子所講的”文獻”，就是《夏時》（指夏小正）和《乾坤》（指殷易《歸藏》）之類東西。而相傳這些都是夏、殷兩代的重要史料，后人又進一步把“文獻”解釋為文章與賢才。漢鄭玄注釋《論語·八佾》說：“獻猶賢也，或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他把“文”解釋為文章，這容易理解；至于把“獻”解釋為賢才，則是根據《爾雅·釋言》所說：獻，圣也，圣與賢，意義相通，到南宋朱熹注《論語》，曰：“文，典籍也；獻，賢也。”從此以為定論。
所謂地方文獻，是指有關一個地區的歷史、地理、社會、政治、經濟、自然資源、科學技術、文教衛生等等的各種資料而言。凡是和這一地區有聯系的各種資料，不管這些資料的出版地在哪里，一概視為地方文獻。
地方文獻是歷史文獻的一部分，涉及范圍極廣，往往從一個很不經眼的小問題上，通過認真的考據調查，會發現反映一個地區在某一歷史時期的一些真實情況。 在歷史上，地方文獻為封建統治者提供土地、財賦、人丁、物產等情況，以便統治階級剝削、魚肉人民。但是，很多有價值的史料，又是通過它的大量記載，而得以保存下來。今天，地方文獻為黨和政府完成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建設任務，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對教育和鼓舞廣大人民群眾，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四化建設起著重要作用； 于編寫偉大祖國的歷史，它也是必不可少的材料。
我國地方文獻的產生，歷史久遠，內容極其繁富，形式多種多樣。若按階段，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古代的形式包括甲骨文、金文、簡犢、帛書、譜諜、碑志、檔案、拓片等等；近代的形式有書籍、檔案、手稿、印模、簿籍、卷軸、輿圖等等；現代和當代的形式有報紙、雜志、圖片、畫冊、傳單、表報、票據、文告、函件、照片、唱片、影片、膠卷等等。
地方文獻按內容分，有史料、人物及其著作、地區出版物等。
（1）、史料：即古今中外有關研究本地區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圖書資料。
（2）、人物與著作：即是本地區有關對社會建設具有功績的人士和作品，本地區歷代人士的著述和有關這一地區著名人物的史傳等。
（3）、出版物：即包括一切在本地區編印的書刊，不論是公開或不公開發行的各種出版品。從一地的出版物中，可以看到該地區的出版情況、出版物的思想內容、制作方向。
地方文獻還可分為圖片、資料、書籍這樣三大類型：
（1）、圖片：是指一個地區歷史沿革，典章制度、風土人情、語言文字、文物、名勝古跡的圖片、照片、碑志、拓片等。
（2）、資料：即是有關一個地區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民族、文化教育的記載文字，如檔案、文告、傳單、譜諜、標貼、版片、剪貼、信函、唱片等。
（3）、書籍：主要指地方史志著述。它是地方資料和區域性的歷史地理著作的總匯。
方志最早以地理書的形式出現，逐漸涉及歷史，并把有關地方的工農業、商業、交通運輸、政治、財政、文教、司法、民族、宗教、人物、藝文、古道等各種資料收錄起來，演變成為一種區域的史志。所以，方志最能體現出某一區域的特點，是我國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地方文獻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
方志，在地方文獻的范圍內占著一個很大的比重。方志的構成材料大部分來自現實（在此指舊方志而言），這就在客觀上保存了一部分地方狀況的真實性。因此，它的內容不僅比官修的一統志或地理志更為豐富，而且在歪曲現實的程度上，也比受封建王朝嚴密監督而編修的歷代一統志小得多，這樣，地方志所保存的材料在今天就有多方面的作用。
在方志中包含有農民革命的史料，少數民族史料、經濟史料、物產資料、科學資料、人物傳記、文化藝術文獻等，內容十分豐富。農民革命活動情況，在方志中或詳或略地將其記載了下來。元朝末年，白蓮教首領韓林兒聚義起兵，在開封做了七、八年皇帝。這一史實的很多部分在正史上是缺載的，但在明代河北《欒城縣志》中不僅有詳細的記載，并且還有韓林兒的傳記。宋代浙江方臘起義的資料，明萬歷的《新昌縣志》、嘉靖的《溫州縣志》都有記載。陜西《米脂縣志）、《延安府志》、《寶雞縣志》和甘肅《成縣志》等記載有關明末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起義斗爭歷史更是屢見不鮮。廣東《番禹縣志》中對廣州三元里人民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三十日痛懲英國侵略者以及敵人狼狽逃竄的情況，有一段扼要的記述：“初十曉，英吉利兵大至，村農擬與決戰，振臂一呼，鋤耒尤 棘矜，至者以十萬計。忽大雨如注竟夕，彼火藥盡濕，槍無所施，且水滿泥深路歧，奔路稻畦中或竄伏豆籬瓜圃，不知其數，村農悉臠割焉。有酋豪寶刀銀甲，馘以獻。”充分表現了廣東人民不畏強暴，敢于斗爭，英勇打擊外來侵略者的愛國精神。
方志中關于少數民族的資料，有些纂修人雖有武斷和帶有偏見的成分，但還是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這些資料，對于我們今天研究少數民族的形成和生活特點等，都有重大的作用。如有關瑤族的生活習俗、服飾生活習慣等情況，廣東海南島的《乳源縣志》中就有記載。廣東《潮州府志》也有關于畬族的記載。中國科學院廣東民族研究所根據《乳源縣志》等編輯了《古代黎族歷史資料》一書。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關于我國民族的識別問題》一文中，提到的“平武藏人”即白馬人的族屬論斷，就是由四川《龍安府志》和甘肅《文縣縣志》中取得的資料，如《文縣縣志》（清光緒二年修本）中說：“白馬峪在縣西南五十里，古白馬氏地。”從甘川交界地的這些方志中，我們可以查知平武，南坪、文縣一帶，自古就是白馬氏的住地；其中關于這一民族的居住、服飾、風俗習慣等各方面的記錄，為考證其族屬提供了歷史資料。有關世襲土司的資料，湖南《永順府志》載有：“土司自稱日本爵，土民稱之曰爵爺。出則儀衛頗盛，土民見之皆伏道旁。即有譴責誅殺，咸惴惴聽命，莫敢違抗，”還有《保靖縣志》、《桑植縣志》都對開平四年（910年）至清雍正六年（1728年）起自五季梁延襲818年的彭氏土司有詳細的記載。又如甘肅、青海交界處的魯氏土司在《甘肅省通志稿》中也有記載。廣西《思陵土州志》、《憑祥土州鄉土志》雖然簡略，卻是單獨的土司地方志書。
方志不但給各朝代修國史、斷代史、會典、一統志、地理志、會要、類書、辭書等供以參考，如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引用方志資料頗多。同時，給歷史上的學者撰寫專著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清代學者顧炎武根據一千多部地方志寫成《天下郡國利病書》，這是一部類似經濟資料的匯編，另一部《肇城書》（四十卷）是歷史地理著作，他是利用方志匯總資料的開創者。清代甘肅武威張謝輯的《二酉堂叢書》，是西北各地的古代文獻著述，收錄有《涼州異物志》、《西河記》、《河州記》等書的輯佚本，并加以考釋。近人湖北省蒲圻張國淦成書的《中國古方志考》，采錄了元代以前全國地方志約四千余種。
革命導師馬克思說：“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并探究這種形態的內部關系；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于現實的運動必不能有適當的敘述。”（《資本論》第一卷·跋）。建國以后，我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大專院校等教學科研單位，從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出發，參閱了大量的方志材料，寫成了各種專著。如在天文氣象方面，中國科學院天文臺編輯的《中國天文氣象總表》、《中國天文史料匯編》，中央氣象臺編輯的《五百年來中國氣候的變遷》、《中國古天象紀年總表》等。 在我國歷史上，從公元前十二世紀到現在的三千多年中，曾發生過連綿不絕的地震，史料記載破壞性地震達八百八十余次之多。中國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歷史組編輯出版的《中國地震資料年表》，就是根據八千余種地方文獻輯錄的。其中除采用正史、別史、雜錄、筆記、詩文集等二千三百余種外，地方志就占了五千六百余種，共獲得數以萬計的地震記載；此書后來又校補為《中國地震資料匯編》。
方志中有關物產方面的記載是很多的，可以直接和”四化”建設聯系起來。如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從八千多種地方志中摘錄出數千萬字的資料，輯成了四百多冊的《方志物產》，一百二十冊的《方志綜合資料》；地質學家章演存先生經過幾十年的資料收集，輯錄了礦產資料達數十萬字的《古礦錄》。北京圖書館根據方志資料編出了《祖國二千年前鐵礦開采鍛冶》、《中國古今銅礦錄》兩種資料。
方志中不但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各地的礦產和礦藏，而且記載了各種產品加工制造的經驗和方法。甘肅《玉門縣志》、四川《榮縣志》、遼寧《撫順縣志略》、陜西的《延安府志》和《延長縣志》，都有石油的記載，現在這些地方出產的石油正在造福于國家和人民。
研究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是了解一個時代歷史的關鍵。在宋代“鹽”的產銷制度是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戴裔煊《宋代錢鹽制度研究》好多資料都源于方志，引用《通州直隸州志》、《江南通志》、《富陽縣志》等華東沿海一帶的方志不下幾十種，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彭澤益編的《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采用方志資料達二百六十多種，檔案、官書、史傳、圖錄、風土雜著、政書、文集筆記等資料一百六十一種。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除漢族外，少數民族有五十五個。在西南地區的云南、貴州、四川以及西北地區的甘肅、青海、新疆等省、區，漢族和少數民族聚居一起，團結友愛，和睦相處，為保衛和建設祖國做出了貢獻。對少數民族文化、經濟、風俗和歷史發展，許多地方志中都有記載。在宋恩常著《云南少數民族社會調查研究》有關《文山州壯族社會及其婚姻習俗》一文中，就采用了《廣南縣志》、《馬關縣志》、《邱壯縣志》的有關民戶、風俗、人種等幾種方面的方志資料。研究民族史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特別是在民族社會調查中所發現的有關問題，若沒有大量實錄的文獻資料，解決問題是比較困難的。《西南彝志》是近年發現的彝文巨著，它記載了彝族先民的大量歷史活動，為研究明清兩代彝族社會史提供了有力的傳證，胡慶均同志采集了《貴州通志》、《四川通志》及《大定縣志》等云南、貴州、四川三省的五十余種方志中有關彝族的資料和《西南彝志》，新著了《明清彝族社會史論叢》，為全面研究彝族社會史做了基礎工作。
其他的有關地方上的杰出人物，或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方志中不僅給立傳，而且還有表彰，因此，有許多為正史所不記載或不詳記的人物，往往能在地方志中找到。在方志中，文化藝術文獻方面所錄有的金石、舞蹈、樂器、歌謠、農諺和詩文等，其數量也是相當多的。
解放以來，西北地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黨和國家利用豐富的自然資源，使各項建設勃然興起。如對黃河、長江源頭的勘測，黃河水系及流量的探測，青藏公路路線的實地勘查，黃河上游龍羊峽水庫和劉家峽水電站的興建和有關地震資料的匯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綜合考察，白龍江流域森林資源的調查，修建蘭包鐵路時對騰格里沙漠的治理，白銀、金川兩大有色金屬礦區的勘探和建設，河西走廊、柴達木盆地石油地質的再探測，祁連山區第四紀冰期冰川凍土考察，……總之，西北地方文獻為本地區的經濟建設、科技事業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同時西北地方文獻為地處寧夏、內蒙的阿拉善旗解決了邊界問題，為本地區文物考古工作者提供了絲綢之路（中西交通）、石窟藝術、居延、高昌遺址、史前考古、漢簡文物等等資料，對進一步發掘研究文化遺產起了很大的作用；為配合藝術創作、突出地方特色，提供了有關的素材，如西安話劇團、甘肅話劇團創作并演出的獲獎劇本《西安事變》，寧夏歌舞團創作演出的歌劇《曼蘇爾》，甘肅省歌舞團創作演出的舞劇《絲路花雨》等。尤其是《絲》劇的人物造型、服裝、舞臺美術設計、頭飾制作等，借助原始素材，加深了藝術形象的典型性，喚起了人們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三
歷史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繼承性。所謂繼承，是以一定的歷史條件作基礎的。沒有前人的摸索，沒有對舊事物的批判和揚棄，也就沒有發展和創新。我們從古代、近代的地方文獻中去其糟粕，用其精華，在科學和經濟上已發揮了巨大效益。但在收集、利用現代地方文獻的工作中，還不夠完善。這一工作曾經十年動亂的干擾，現在已是一項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務。
黨的三中全會以來，各省、市開始地方黨史的建設工作。由于在一些環節上資料不足，造成某些提法的欠妥。例如王復生烈士，系中共建黨初期的黨員，“五四”運動前夕在北京和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一起發起組織過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后于1922年到陜西華縣咸林中學任教。在此期間傳播革命理論，發展了一批革命青年，為陜西關中渭華地區黨組織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1936年8月在東北黑龍江被日本憲兵殺害。鑒于那個風雨如磐的年代，他的身份不便公開，造成了今天個別人貪天之功為己有的現象。現已引起中共云南省委重視，對他的事跡重新進行調查，取得了可靠的資料，訂正了這一事實的失誤。再如張一悟同志，系中共早期黨員，甘肅黨的創建人，生前謙遜樸實，不務虛名，學識豐富，處事嚴謹，由于長期從事地下活動，很少講述自己所做的工作，即是熟悉他的同志和親友，也只能通過觀察到的情況得到某一片斷的認識。解放初期，他病情加重，其生平事跡沒有來得及詳盡陳述，因此，現在所能見到的關于他的資料，也是一般概括的敘述，其中難免有漏誤。不過現代、當代的地方文獻資料，畢竟年代距離不遠，只要組織人力，抓緊時機積極挖掘、搜集和整理，很快會充實完善起來的。
地方文獻是國家文獻的一部分，是歷史文獻的一部分，是我國豐富的文化遺產，極其珍貴。我們必須大量收集，加意保存，認真了解，積極發掘，充分利用，進一步搞好地方文獻工作，使其在四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出處〕 圖書與情報 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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