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家的模樣

語言學家的模樣

　　語言學家的模樣
　　
　　中國傳媒大學 崔 樂
　　
　　豆瓣網上有這樣一項有趣的調查：如果有人跟你說“我是一名語言學家”，你會有什么反應呢？在網友形形色色的回答中，有的對“語言學家”的印象是窮經皓首的“老學究”，對“茴”字的四種寫法如數家珍的孔乙己是他們的形象代言人：有的想當然地認為語言學家必定精于多種語言，能夠在不同語言之間靈活轉換，游刃有余；有的認為語言學家定能將語言玩弄于股掌之間，口吐蓮花，字字珠璣：有的想象語言學家可以以調查研究之名在世界各地探險旅行，甚至與外星人對話，帶有濃烈的浪漫主義色彩；有的則正好相反，認為語言學艱深晦澀，語言學家想必是一群甘坐冷板凳的人。
　　
　　之所以對“語言學家”有如此參差不齊的印象，除了因為缺乏足夠的了解之外，恐怕還與語言學學科本身分支與流派的錯綜復雜有關。文字學家、語言類型學家、社會語言學家、語言人類學家……截然不同的研究領域決定了他們很難以相同的面目示人。退一步講，即便是在某一特定領域，語言學家內部立場的分野也會使外界對其產生不同印象。譬如，對于網絡世界新興的語言現象，有的學者盛贊中文生生不息的創造力，有的學者則憂心忡忡地感慨中文正在面臨危機。然而，不管是贊是彈，網民們可沒那么容易受其左右，依舊在語言的游戲中樂此不疲。
　　
　　知名時評人熊培云在《“火星文”入侵？》（《東方早報》2007年8月8日）中寫道：“面對‘火星文入侵’，有不少網民站出來呼吁‘封殺火星文’，提議發動一場針對‘火星文’的‘圍剿’。與此同時，語言學專家也擂鼓助威：‘火星文’破壞了漢語言文字的純潔性與規范性。然而，情況真的那么緊急嗎？”在熊培云眼中，這群“語言學專家”顯然是故步自封的“冬烘先生”。然而，這真的是主流語言學界對火星文的看法嗎？在國家語委發布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8）》中，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對“火星文”使用情況進行了深入調查并指出：“不必把火星文視為影響漢語純潔性、傷害博大精深漢文化的因素，而可以用一種寬松的心態對待火星文的存在，坐觀潮起潮落，必要時也可以適當加以引導。”可見，語言學家也未必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不合時宜。
　　
　　人們對“語言學家”的印象，其實反映了并取決于人們對“語言學”的印象。究竟哪些因素會影響外界對一個學科的印象呢？兩個因素至關重要，其一是學科自身的發展演變。其二是學科對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影響。語言學究竟是做什么的？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網站上的一個小測試也許可以給出答案——
　　
　　“語言學專業適合我嗎？”如果下列任何一項符合你，那么語言學專業就一定適合你！
　　
　　1.我想知道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不同的語言。2.我喜歡旅行和學習更多其他的文化。 3.有些語言瀕臨滅絕，我想拯救瀕危語言。 4.我想知道是否真的像諺語說的那樣：嬰兒習得語言像海綿吸水那么容易。 (語文論文　www.baimashangsha.com)5.我想幫機器人學會交談。 6.人們常說語言是人類特有的，我想探索是否動物也有語言系統。 7.我看見人們通過手語相互溝通，那也算語言嗎？
　　
　　上面列舉的條目大略反映了現代語言學主要的研究旨趣。將這些條目與豆瓣網上的網友回復相比較。二者幾乎沒有交集，可見外界對語言學的理解偏差何其之大。語言學源遠流長，經歷了語文學、歷史比較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形式語言學、交叉語言學等發展階段。南開大學語言研究所所長石鋒認為，現代語言學研究方法的進步，已經使語言學從“卡片之學”步入到“數據之學”。（《語言學：從卡片之學到數據之學》，《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7月27日）語言學家的面目不僅保留了揮灑自如、敏感細膩的一面，更顯出嚴謹求實、法度森嚴的一面：既散發著感性的溫柔，又閃爍著理性的寒光。一千個觀眾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人們對語言學家的態度同樣喜怨糾結、愛恨交織。在一些人看來，語言學家是福爾摩斯，可以根據一個人的談吐暴露出的細枝末節推測說話人的身世來歷，可以像破解密碼一樣讀懂年代悠遠的碑銘石刻；在一些人看來，語言學家翻云覆雨，可以一夜之間頒布一種文字改革方案，又一夜之間將其廢除；在一些人看來，語言學家尸位素餐，一些語言文字規范標準總是嚴重滯后于大眾語言生活的實際，他們常常是陳舊標準被修訂之前最后的堅固堡壘；在一些人看來，語言學家是多管閑事的，他們動輒以“不規范”為由對別人的說話方式指手畫腳，好像唯此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卻又常常被證明無能為力、自取其辱……
　　
　　過去三十年來，語言教學、語言規劃、語言信息處理等應用語言學分支學科的興起使這門古老學科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人們開始對語言學在現代社會的功用刮目相看——原來語言學并不是遠離人間煙火的玩意，原來研究語言并不只是咬文嚼字那么簡單，原來語言學家還是有點兒用的！浙江大學劉海濤教授曾在《應用語言學重在應用》一文中回憶，曾經有一位出租車司機不解地問他大學為什么要教語言學，他一時陷入窘境，“最后是語言信息處理救了我的駕”。劉教授是國際知名的計量語言學家，他利用復雜網絡等現代科學方法研究漢語與其他人類語言，讓中國學者撰寫的語言學論文不僅發表在各類國際級的語言學刊物，也現身于物理學等自然科學學刊之上。就是這位學者，在回答本文開頭那個關于“語言學家”的問題時，給出了自己的答案——“研究語言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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