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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存在的理論基礎與研究狀況
前言家族企業作為一種最普遍的企業類型，早已遍及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據估計，以家族所有或控制的企業在全世界企業中占65%～80%之間，世界500強中有40%由家族所有或經營，家族企業創造了美國生產總值的一半，雇傭的勞動力也占一半。在歐洲，家庭公司支配著小的和中等規模的公司，并且在一些國家里占較大公司的大多數；在亞洲所有經濟發達的國家中，家庭公司大都居主導地位。阿里·德赫斯經過調查研究發現，現代企業平均壽命為12.5年，長一點的達40年，而超過百歲的公司寥若晨星，但與此相反，在歐洲大陸及英國，超過300歲的公司還大有“人”在，但它們多屬家族企業。這充分顯示了家族企業的作用和旺盛的生命力！
1 家族企業存在的理論依據
1.1 產權理論
以科斯為代表的產權學派，通過生產的制度結構分析，得出一個核心論點：產權明晰是企業績效的關鍵或決定性因素。這里的產權明晰主要包括兩層含義：產權法律歸屬上的明確界定與產權結構上的優化配置。由此可將產權決定論劃分為產權歸屬決定論與產權結構決定論。
產權歸屬決定論以科斯創立的交易成本為基本分析工具，以企業是降低交易費用并帶有權威特征的契約結構為分析的邏輯起點，著力探討產權歸屬、激勵機制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主要論點是：①資產擁有論。認為企業資產只有私人擁有，才能滿足實現產權的排他性，構建企業擁有者對資產關切的有效激勵機制。②剩余利潤占有論。認為企業擁有者追求企業績效的基本激勵動機來自于對剩余利潤的占有，企業擁有者追求企業績效動機的程度與剩余利潤占有份額的大小成正比。③私有化論。認為國有企業相對于私有企業來說，存在企業目的多元化、對經理激勵不足、財產軟約束等弊端。
產權結構決定論以契約關系為基本分析工具，以企業是一系列“契約關系的連結”為分析的邏輯起點，著力分析企業產權結構、激勵機制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主要有3種理論表現：①代理經濟學中的企業所有權理論。這種企業所有權理論的中心論點是：企業效率問題的根源，在于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下所有者與經營者目標函數的背離，在于經營者努力程度的不可觀察性與不可證實性而引發的代理成本，因此，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合而為一，使企業的代理成本降低到最低水平。②交易成本經濟學中的契約治理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任何交易都是通過契約關系進行和完成的，而不同性質的交易需要搭配不同類型的契約關系，形成不同的治理結構，并認為要節約交易成本，實現最大的效率收益，必須用差別的方式將不同的契約類型、治理結構或產權結構與不同的交易特征進行有效率的匹配。③不完全合同理論中的產權配置或搭配理論。這種理論認為，由于世界和未來事件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以及交易人行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致使在實際交易過程中所制訂和執行的合同總是不完全的。在此情況下，對資產有控制權的一方便行使權力，由此便引出權力和控制權的配置問題，并且這一配置問題將影響企業績效。提高企業績效的產權配置一般應把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放到同一方手中或使掌握控制權的一方明晰化，這樣他的自利動機將驅使他盡可能地作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產權理論認為明晰的產權關系是有效率交換的前提，同時它幫助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們形成一種可以合理把握的預期，保障了經濟活動的動力，避免了人們為爭奪稀缺資源而發生的沖突。
1.2 企業生命周期理論
由美國學者愛迪思提出的企業生命周期理論認為企業是一個有機體，有它自己的生命及其生命周期。他把企業的生命周期分為孕育期、嬰兒期、學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穩定期、貴族期、官僚期及死亡期。企業從誕生成長到衰落有其自然規律。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中，其生產經營管理是有不同要求的，其中從孕育期到學步期是離不開創始人的“精心呵護”的，企業創始人承擔的風險和責任使其對企業比任何其他人具有更強的愛心及控制欲。與此同時企業家為了企業的生存可以不顧回報地全身心地支出，這也是其他代理人難以做到的。此時的企業完全離不開創建它的企業家。這如同嬰兒與母親的關系。也正因為有了企業創始人的這種創業激情，才使得企業能順利孕育與成長。所以，在這種外界環境不佳的情況下，最好的辦法是采用家族企業的形式。
隨著企業的成長，猶如幼兒成長為兒童一樣，企業有了自己的規模、自己的結構、自己的產品等，企業的創始人此時要想再像以往一樣控制它就會很難。按愛迪思的理論，在此時，應建立健全企業制度，改革企業的領導風格，避免落入創業者陷阱。
2 西方家族企業研究狀況
盡管家族企業為各國的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正如著名管理學家德魯克指出的那樣：“大部分企業——包括美國的和所有其他發達國家的——都是由家族控制和管理的。然而，有關管理的書籍和課程卻幾乎完全是針對公共的和專業管理的企業，它們難得提到家族經營的企業”。在美國，早期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對阻礙家族企業發展的問題研究，如裙帶關系、兄弟姐妹們對繼承權的競爭等方面，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家族企業的發展，對家族企業的研究逐漸重視起來，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家庭企業系統研究
真正將家族企業當作系統來研究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幾篇孤立的文章。Donnelleg（1964年）、Levinson（1971年）、Barry（1975年）、Hershon(1976)等學者認為，家族企業實際上由兩個重疊的系統構成，即家庭系統和企業系統。這兩個“圈子”各有自身的標準、角色定位、價值觀和系統結構。正是由于相同的個體必須履行雙系統職責，才造成了家族企業矛盾沖突的出現。美國克林·蓋爾西等人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家族企業系統的三環模式。三環模式即把家族企業表示成3個既獨立而又相互交叉的子系統：企業、所有權和家庭。家族企業的任何個體，都能被放置在由這3個子系統相互交叉構成的7個區域中，企業有多種聯系的人存在于兩個或3個環的重疊區域。三環模式具備嚴密的理論性與現實的實用性，它不僅解釋了家族企業中個人間的沖突、職責矛盾、權力界限等產生的原因，而且有助于分析家族企業內部各系統間復雜的相互作用，并為人們研究家族企業出現的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工具。
2.2 家族企業沖突研究
Philip R.Rosenblatt、Leonard H.Freiman指出：幾乎所有的家族企業都要經歷兄弟姐妹間反目或其它類型的沖突。權力和利益是引起家族成員間紛爭的主要導火線。在許多家族企業中，當創業者去世之后，兄弟姐妹們就會為繼承權而展開一場爭斗，并使長期存在的兄弟姐妹的緊張關系加劇。如果這種紛爭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則極有可能給家族企業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另一方面，在企業中，兄弟姐妹們也會因職位的安排、報酬的分配感到不滿意而產生矛盾，經常火星四濺，這種沖突嚴重影響了家族企業的形象和運行效率。消除家庭糾紛，是保護人與企業自身利益的關鍵所在。家庭的穩定是企業增長的源泉，依靠家庭理療專家幫助妥善解決家庭沖突，是保證家族企業持續發展不容忽視的問題。
2.3 家族企業繼承問題研究
有證據表明，30%的西方家族企業能
夠生存至第二代，15%的家族企業能生存至第三代，最常造成家族失去掌控的原因都是無法在承接的過程中理順管理，有些被迫賣給競爭對手，有些在新領導群的管理下破產，有些永遠關門大吉。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教授舒瓦斯表示，家族企業經營權不易順利過渡的原因與老企業家的性格息息相關。舒瓦斯說，很多老一輩的不愿放手，且對培育接班人的認識不足，第二代因此常有挫折和抑郁的感受，對接班缺乏準備，且造成兩代之間關系緊張。加州大學北嶺分校家族企業中心主任麥克康諾希在研究中發現，如果家族企業經營權力能順利交替，他們會比非家族企業更重價值、效率更高且債務較少。可見能否將家族內最有能力者置于家族企業管理層的頂端是至關重要的。莫里斯發現：成功的繼承過程有3個共性：首先，繼承者必須在接受教育和積累經營經驗方面做好準備；其次，他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應當是積極的，相互之間保持低水平的抗衡和高層次的信任及價值分享；第三，不僅要在繼承計劃中存在非正式的嘗試，而且要在稅收計劃中突出重點。他們斷言，家族企業領導人的首要優勢是建立信任，鼓勵開放式交流，培育在成員中分享價值的氛圍。家族企業編制計劃是絕對必要的，盡管繼承是個復雜的話題，但計劃編制一定要詳盡，組織家庭會議進行開誠布公的討論，選擇一個值得信賴的顧問團來解決問題。
2.4 華人家族企業的研究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華人經濟迅速崛起，成為繼北美、歐洲和日本以后的世界“第四種經濟強權”，國際管理學界的注意焦點也開始從日本企業轉向華人企業。1997年7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正式成立了“全球華人企業研究中心”，在全美各地企業界和工商管理學院掀起了一股研究華人企業的新潮流。約翰·奈斯比特認為，世界華人經濟對日本的經濟地位大有取代之勢，華人企業家團體“把亞洲經濟推向巔峰”，“并逐漸侵蝕著西方經濟領域”。雖然海外華人所處的環境并不相同，“他們卻都一樣地發展并保持了一種特殊的企業組織形式——家族企業”。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在印尼，華人只占人口總數的2.1%，卻至少擁有70%～75%的私人資本；在菲律賓，占人口總數不到1%的華人控有35%左右的銷售額；在馬來西亞，占人口37%的華人控有屬于當地人資本的60%～70%；泰國的海外華人（占總人口的8.5%）擁有商業部門總投資的90%，制造業總投資的90%，銀行與金融業總投資的50%。海外華人家族企業從中華民族“家和萬事興”的傳統理念出發，追隨時代浪潮，果斷拋棄了傳統家族企業的某些弊端，充分吸收了西方企業先進的資本運營和人力資源管理方式，形成了中西合壁的、應對市場變化極其靈活的一種企業形式，不僅保持了本企業的長盛不衰，而且它的存在和發展為世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東方化的企業管理模式。英國學者雷丁在完成了對華人經濟的實地考察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種組織形式很有效，是產生東亞經濟奇跡的重要原因之一。
3 我國家族企業研究概況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國大陸平地涌起家庭經營的浪潮。周其仁比較充分地認識到“家族經營再發現”的學術與實踐意義，他認為，“家庭這個古老的組織形式，在今天和明天的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中，正在并將繼續煥發出它所容納的全部活力”。《中國私有企業主階層研究》課題組發表了題為《我國私有企業的經營狀況與私有企業主的群體特征》，以大量的篇幅羅列了我國私營企業的產值、人員狀況、分布領域、資金狀況和發展前景，從宏觀經濟研究的角度論述了我國私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在我國家族管理已經普遍存在。由德國大眾汽車基金會資助、并由德國著名學者何夢筆(Carsten Herman Pillath)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陳吉元教授共同主持的大型研究項目“中國鄉鎮企業的領導與決策：文化和經濟轉變模式”，對家族規則和現代的商業規則的包容問題作了很有價值的探討。李新春敏銳地看到，中國經濟學者對家族制度的漠視是令人驚異的，“在缺乏對家族制度深入了解的情況下，對中國經濟特別是企業組織的發展將是難以準確把握的”。中國是一個家族文化傳統最為悠久和深厚的國度，對我國而言，研究家族企業有著特殊的理論與實踐意義。我國學者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3.1 家族企業的合理性及效率
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3種：①對家族企業持消極的評價。認為現代工業和傳統家庭是相互抵觸的，傳統的中國家庭制度下孕育出的裙帶關系對高效率的工業制度是一個最大的障礙。家庭式經營不能擺脫傳統規范，他們要想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就必須改變“企業家族化”的狀況。②肯定家族企業的積極意義。認為注重家族血親關系，而不注重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并沒有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在家族企業中，家族成員更易建立共同利益和目標，從而更易進行合作，有更強的凝聚力，有利于家族企業在初創階段即獲得良好的發展基礎。③對家族企業持一分為二的評價。大多數學者既肯定家族企業在特定條件下存在的積極意義，又注意分析其消極的一面。
3.2 中國的家族主義
在我國關系網絡是以親屬關系為基礎而形成和繁榮起來的，親屬關系是“根據生育和婚姻事實所發生的社會關系，從生育與婚姻所結成的網絡，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無窮的人，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人物”，“這個網絡象個蜘蛛網，有一個中心，就是自己”。“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系就是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這波紋“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典型的交往關系圈結構為：家庭—親屬—非正式團體方言團體—海外華人。在每一圈層上，網絡成員都遵循特定的相互關系模式，后者又造成了經濟交往密切程度的差別。我國家族文化有著如下特點：血緣性、聚居性、等級性、禮俗性、自給性和封閉性等。世界范圍內的華人規模之所以較小，其根源在于華人文化中所缺少的社會信任。中國文化傳統強調“家”這一觀念的同時，卻弱化了“家”與外界聯系的紐帶，信任度是隨著家族關系來疏遠而逐次遞減的，社會成員間的關系比較陌生和淡漠，社會中介組織很不發達。基本上，企業創業者在區分自己人與外人時，通常會采用3個指標：關系、能力及信任度。
家庭內外有別的倫理關系會造成企業組織內部幫派體系間的組織內耗。這必然會妨害非家族成員的職業生涯發展，也使家族成員缺乏對企業的責任感和忠誠心。這一方面表現在會因無法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而使企業失去創新能力，同時又會因為無原則地照顧親緣關系而降低企業的效率。
有的學者關注私營企業在中國崛起的政治學含義，有的學者關注其在資源配置體系中從再分配權力和市場化轉換的過程中所起的社會平等作用，有的關注其在中國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有的關注私營企業家的成長過程及其與國家制度變遷的關系，有的從各種經濟成分的比較治理角度來考察私營企業，有的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旨趣出發探究私營企業尤其是家族企業的種種弊端與問題，有的從海外華人家族企業的發展來探討中國家族企業。但是，把中國家族企業本身作為對象的專門研究相當薄弱，且大多是從社會學、經濟學的角度或沿用舊有的企業理論對家族企業和家族管理進行闡釋，理論研究幾乎是空白。盡管歐洲國家對家族企業的研究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但大多也只是從提
供咨詢的角度來進行研究，未能構成系統的理論框架。目前，還有許多方面未能作深入研究，如家族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如何解決非家族成員與家族成員的沖突、家族企業的所有權分散與經營權分離的定量分析等，這些都有待于我們去進行深入的探討。
收稿日期：200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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