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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傾銷法的理念及其局限論析

時間：2023-02-20 08:35:11 商法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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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傾銷法的理念及其局限論析

【內容提要】反傾銷法由來已久，各國立法者指出其目的是反對不公平貿易行為。但是，我們經過逐步分析可看到，反傾銷法的最初和真實目的并非如此。而且，從反傾銷法的具體規定看，具有傾銷認定的非客觀性和忽視消費者利益等局限性。因此，反傾銷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保護貿易的手段。反傾銷法需要加以改造，同時，對國內產業進行保護的更有效的手段是經濟發展而非多多立法。
【關  鍵  詞】反傾銷法/WTO/數量增加/累……
　　1997年以前，在歐美對我國產品提出反傾銷指控而國內廠商對外國產品的低價沖擊束手無策時，許多有識之士指出，我國反傾銷法亟待確立，——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者。1997年初，我國的《反傾銷反補貼條例》出臺。由于國際市場木漿價格急劇下降，我國生產廠商面對洶涌而來的低價紙張、木漿，甚感競爭壓力，于是提出反傾銷指控。此后導致確定外國產品傾銷的公告發布。有關媒體對此盛加贊賞，似乎WTO對反傾銷法做完重大修改，我國反傾銷法一出臺，我國“入世”也好，暫時自行其是也好，我國各行業面臨的外國產品的競爭壓力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國內經濟也得到了保護，消費者作為國內經濟創造者的一員于是也取得了應得的利益。
　　問題果真這么簡單嗎？
　　當我們對國際國內反傾銷法進行逐層剖析時，就會發現反傾銷法具有很多局限性，某些問題也決非一、二部法律法規所能解決。
　　一、反傾銷法的理念
　　所謂傾銷，是指外國廠商以低于其國內市場銷售的價格在他國的市場銷售其產品。即一國的生產者在不同國家的市場上以不同的價格出售其產品。無論外國廠商的產品在某國市場上的價格是否低于該國的相同產品的價格，只要其低于其本國市場上的價格，即為傾銷。根據威納(Viner)的看法〔1〕，傾銷可以分為三類，即偶見的傾銷(Sporadic  dumping)、短期的傾銷(Intermittent  dumping)和長期的傾銷(Long-run  dumping)。來自國外的偶見的傾銷，由于是暫時的，對于國內產業的損害不大。長期的傾銷，消費者則可以從中大為受益，其收益將大于國內生產者的損失。唯有短期的傾銷，國外傾銷者通過低價將國內生產者排斥出市場，然后又規定出壟斷價格，結果消費者受損。它屬于掠奪性價格歧視(predatory  pricediscrimination)，因此，威納提出，應當對其進行反傾銷，保護國內消費者避免掠奪性傾銷的危害。美國向來執反傾銷法之牛耳，早在1921年《反傾銷法》中，就確定了傾銷和損害標準，并授權財政部負責征收反傾銷稅。（注：美國早在1916年的《稅收法》(Revenue  Act)中就規定了反傾銷條款，由于要求征收反傾銷稅時要證明外國出口商有故意的掠奪性低價傾銷行為，故而難以操作。1921年法彌補了該法缺陷。1954年后反傾銷調查由關稅委員會(Tariff  Commission)負責，1974年后由國際貿易委員會(ITC,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負責。）
　　通常情況下，對傾銷采取的措施往往是征收反傾銷稅。即通過給來自國外的傾銷產品增加稅收，提高其價格，使其能夠維持與其國內時的相同價格，從而保護國內的生產者。縱覽歐美各國的反傾銷法和WTO的反傾銷法，征收反傾銷稅、或者針對傾銷采取反傾銷措施，無非要先符合以下條件：
　　1.存在傾銷
　　在各國立法中，都規定了確定傾銷的標準。以美國為例，美國采用了公平價格(fair  value)標準，即用某一產品的美國價格(u.  s.  price)與產品的公平價格進行比較，如果前者低于后者，則認為存在傾銷，二者差額即為傾銷幅度(dumping  mar-gin)。為了查明是否存在傾銷，就要先查明美國價格和公平價格。
　　美國價格可以用兩種方法查明：其一，是出口價格(export  price)，即產品在輸入美國前，外國生產商或轉售商將產品賣給無特殊關系的當事人時，該當事人為輸往美國而購買該產品實際支付或約定支付的價格。當然，這個價格不包括產品的運費、出口國的關稅等費用。其二，是推定出口價格(constructed  export  price)，即產品首次在美國賣給一個無特殊關系的買主時的出售價格。這一價格設定的目的是為了針對有特殊關系的公司（如聯屬公司）之間的交易不能真實地反映出正確價格的狀況。它通過查明產品輸入美國后轉給無特殊關系的買主后的價格，再將其還原，來確定美國價格。
　　公平價格有三種方法加以確定，既國內市場價格(home  market  price)、向第三國出口價格(third—country  price)和構成價格(constructed  price)。國內市場價格是指出口國的該產品在該國國內市場上銷售，達到一定的銷售量，在正常貿易情況下，國內消費者所支付或約定支付的價格。這一價格通常比較合理，同時也便于查明。
　　倘若沒有國內市場價格，或者是由于國內市場上銷售量過小，或其他特殊情況，國內市場價格不足為憑，則采用向第三國出口價格和構成價格。向第三國出口價格，就是指在出口國向第三國出口的產品、數量、貿易條件等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該產品對第三國的出口價格。倘若無法取得向第三國出口價格，則可用構成價格來確定。構成價格是產品的生產成本加上一定的管理費和利潤〔2〕。以往美國的貿易法規定管理費用不少于生產成本的10%，利潤不少于生產成本與管理費用之和的8%。在《烏拉圭回合協議》中則規定有關費用和利潤應以被抽查產品廠商在正常貿易作法中實際發生的數額為據。
　　當以上價格得以確立后，才可確定出是否存在傾銷。
　　2.存在損害
　　有傾銷并不一定導致征收反傾銷稅，還要確定該傾銷存在著對某國國內產業的損害。這里所指的損害一般指三個方面，即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material  injury)或是對其造成實質性損害威脅(threat  of  material  injury)或是對國內相關產業的建立造成實質性阻礙。如何確定損害，其內容是復雜的。以WTO為例，烏拉圭回合最后協議成果中《關于履行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六條的協議》規定，確立損害時要考慮各種各樣的因素。首先，要考慮傾銷的進口產品的數量和傾銷的進口產品的結果對國內市場同類產品價格造成的影響。進口產品的數量增加，可以是絕對增加，也可以是相對增加，即絕

對數量不變但國內需求減少而造成的相比較而言的增加。在確定傾銷的產品對價格的影響時，要考慮是否存在大幅度降價銷售的情況，或者是進口產品是否嚴重抑制價格的情況，或是很大程度上會導致阻礙產品價格的提高〔3〕。其次，要考慮進口產品對該同類產品的生產商造成的后續影響。在確定傾銷的產品對國內產業的沖擊程度時，要對有關部門產業狀況的所有有關的經濟因素和指數進行評估，包括銷量實際或潛在的下降、利潤、產量、市場的份額、生產率、投資收益、生產設備的利用、影響國內價格的因素、傾銷幅度的大小，對現金流動、庫存、就業、工資、增長率、籌措資金或投資能力等方面實際或潛在的負作用等〔4〕。
　　通過有關當局對上述情況以有關證據予以證明（注：雖然當局在運用資料做為證據時要遵守《關于履行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六條的協議》中第6條關于證據的規定，但該條中賦予調查當局的自由裁量權是很大的。其第6款規定，“當局在調查過程中，應對由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提供的資料的準確性進行調查，直至當局認為事實有據可依，并感到滿意�！保�，最后由當局來裁決是否存在損害。
　　3.損害和傾銷產品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因果關系的要求是必然的，但因果關系寬松或嚴格卻足以將該要求變成毫無意義或難以逾越。以美國為例，在其《烏拉圭回合協議法》出臺前，它實行“最小原因”原則，只要傾銷產品是造成產業損害的原因之一即可，亦即二者因果關系的關聯程度大于最小即可。而根據烏拉圭回合達成的協議，因果關系必須是“傾銷的進口產品正在造成本協議所指的損害”。如果造成損害的原因多種多樣，那么，應當將傾銷的產品造成的損害與其他原因造成的損害分離開來，“由其他因素造成對產業的損害不得歸咎于傾銷的進口產品”。根據這一規定，GATT1994所要求的因果關系應當是：傾銷因素本身造成損害，即對現有產業的實質性損害或實質性損害威脅或對將建立的產業產生實質性阻礙。
　　我國《反傾銷反補貼條例》中對于因果關系的要求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只是要求國內的生產者或有關組織在反傾銷指控申請書中應列明傾銷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如何確定？無進一步解釋。
　　這三項基本條件就是通常情況下采取反傾銷措施基本應當具備的條件。詳細的要求，當然還有很多，各國也有繁簡不同的規定。
　　反傾銷措施當然形式不同，一般情況下，可以由進口國征收反傾銷稅，該稅的征收幅度以傾銷幅度為準，征收通常是由海關進行的。另外，還可以要求提供現金保證金或其他形式的擔保。
　　在《關于履行1994年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第六條協議》規定，初步裁決傾銷已造成損害的情況下，出口商可以作出價格承諾，即主動修改其價格或停止以傾銷價格向該地區出口產品，從而使當局對消除傾銷的有害影響感到滿意而中止或終止反傾銷訴訟程序，不采取臨時反傾銷措施或征收反傾銷稅。不過，價格承諾是出口方主動提出的，與進口方的反傾銷措施是有區別的。
　　以上就是國際國內反傾銷法的基本規定。初看起來，規定甚為嚴密。傾銷，作為一種不公平的貿易手段，應該受到譴責、制裁、以儆效尤。對于傾銷這種不公平的貿易做法，以不甚嚴格的要求就可采取嚴厲的手段予以制裁，既可保護國內產業，又能保護生產者。其實，這只是一個神話。當我們從經濟的、邏輯的角度深入考察其基本目的和一些具體規定時，就會發現，反傾銷法，不論是國際協議，還是各國國內法的規定，有許許多多似是而非、甚至南轅北轍之處。國此，為真正保護公平貿易，對反傾銷法必須進行改造。
　　二、反傾銷法的局限
　　僅舉其犖犖大端，即可見反傾銷法的不足及其與現實生活的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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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反傾銷法的角度來看，傾銷被視為是一種不公平的貿易做法，因此，要采取相應措施去制約它，從而保護公平貿易。但事實上，這種做法適得其反。不論是本世紀40年代醞釀成立的ITO，還是由于其半途而廢而代之的GATT，以及目前的WTO，其目的都是減少貿易壁壘，促進自由貿易，“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保證實際收入與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續增長、擴大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以及發展商品的生產與交換”〔5〕。要達到這一目的，必然之舉是減少、消除貿易壁壘，促進自由競爭。
　　事實上，作為總協定反傾銷法的藍本的、奠定現代反傾銷法基礎的美國1921年《反傾銷法》，其目的并非為保護自由競爭，而是保護其國內產業，是保護主義的產物。20世紀初反傾銷法剛出臺時，遭到反傾銷指控者常常發現其行為符合競爭法�！�6〕美國在70年代經濟地位有一定下降，產業界人士難以接受外國廠商成功的合法性，寧愿把外國廠商的成功歸結為他們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立法者響應這種傾向，不考慮如何提高國內經濟效益，反而費盡心機為所謂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救濟〔7〕。因而，70年代以后的反傾銷法,在適用條件上都較為寬松。烏拉圭回合談判后，美國才為執行該回合最終協議而對反傾銷法的因果關系條件要求做了較為嚴格的規定。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掠奪性的傾銷是例外，而非常規〔8〕。因為傾銷的成本太高，即使是在被明確認定為非法之前，這種掠奪性的價格歧視的確實例證還是很少的。傾銷者為了取得不僅可能被抑制還可能是暫時的收益，要承受巨大的現時損失，因為一旦現存的競爭者退出市場而使壟斷價格得以確立，那么新的競爭者就會由此價格而被吸引入市場，這樣，掠奪者就不得不再重復運用低于成本傾銷產品而將競爭者排斥出市場的策略〔9〕。對于傾銷者而言，得不償失的威脅時時刻刻存在著。
　　正如波斯納所言，“實際引發反傾銷、反補貼稅和其他針對外國生產者的所謂‘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措施的考慮遠遠不僅是對掠奪性定價的關注。最關鍵的問題是為了保護美國產業免受真正低成本的外國生產者的競爭，而不論外國生產者的成本是否是由低薪金、低污染控制和其他管制成本、良好的經營管理、良好的工作條件，更現代化的工廠和設備引起的”〔10〕。
　　因此，反傾銷法以反對不公平貿易行為為名，行保護貿易之實。
　　既然如此，為什么反傾銷法還能夠長期存在，久盛不衰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保護貿易雖然在整體上對世界經濟福利不利，但如果把某一國福利視為一個單位的話，保護主義則在很大程度上對該國有利。這也就難怪雖然GATT的成員方都認為降低關稅、自由貿易對全球經濟有利，但是，一旦進行關稅談判，卻是每一個回合都比上一個回合花費更多的年頭（注：GATT談判至今共有八個回合，前四個回合（日內瓦回合、安納西回合、托爾基回合、日內瓦回合）均在一年內結束，第五個回合（狄龍回合）用二年，第六個回合（肯尼迪回合）用三年，第七個回合（東京回合）用六年，第八個回合（烏拉圭回合）用八年。）。每一個成員都希望從對方的關稅減讓中取得好處，而自己則盡可能地保持高關稅，以保護貿易。
　　（二）傾銷及損害判斷的非客觀性
　　由于反傾銷法立足點是保護國內產業，因此，對于傾銷判斷和反傾銷措施的適用條件，就不可避免地顯示出這種傾向。常常是反傾銷調查當局根據國家的貿易政策和外交政策上下其手，而且能夠從反傾銷法中找到充足的依據。
　　1.傾銷認定的非客觀性
　　反傾銷調查中，最重視數據。GATT1994的反傾銷法中也確立了最佳可獲得資料原則(BIA,

best  information  available)，似乎是很重視數據資料。其實不然，所謂數據，實際上不可能是客觀的，它只不過是一種對研究者或者調查當局有意義的“起點”而已。不同的研究者會選取支持其論點的不同的證據。如果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或者一個統一標準去分析數據，那么不同的研究者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調查當局完全可以根據需要，自由裁量，選取相應的時間段和交易。如此一來，產品出口者怎能預料其產品是否會受到反傾銷措施影響？因此，反傾銷法沒有規定采選數據的標準，必然會造成當局以自由裁量為理由的武斷和專橫。
　　2.進口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
　　不論美國的反傾銷法，還是現時GATT的反傾銷法，對于傾銷的進口產品的數量增加，均認為“不論其在進口成員的生產或消費方面是絕對的或是相對的”〔11〕，都視為進口量大為增加。因而，很容易地能夠推論出國內產業造成的損害已經或將是很大的。
　　這個標準是有利于調查當局認定傾銷損害的。假定甲國第一年對一種產品的需求量為100,000件，而乙國向其銷售該產品2,000件，被甲國調查當局認定該產品屬于傾銷產品，但根據有關規定，由于其占進口國國內市場上同類產品的數量不足3%，因此，其數量可以忽略不計。次年，甲國對該產品的國內需求為60,000件，而乙國對其銷售的產品數量不變仍為2,000件，根據反傾銷法，甲國調查當局則足以認定乙國傾銷產品的數量大為增加。同樣是2,000件，前一年被認為忽略不計，次年卻被認為是數量大為增加，完全是甲國自己的國內市場造成的，卻認定乙國應該為此負責，對其產品征收反傾銷稅，豈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3.累積評估〔12〕
　　根據GATT1994反傾銷法的規定，調查當局對于來自不同國家的進口產品可以采取累積評估的辦法。即只要來自某一成員方的產品的傾銷幅度不小于2%，或者來自某一成員方的傾銷產品雖然不足該進口國市場的3%，但所有不足3%的成員方其產品總量超過進口國市場的7%，都應累積起來進行評定。這樣，就可以避免孤立分析可能不會得出損害結論的情形，將更多的產品出口方納入反傾銷的對象中，即使這些出口方產品數量并不大。實際上這一規定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反傾銷措施更容易采取。出口方無法預料其產品是否將被采取反傾銷措施。
　�。ㄈ┖鲆曄M者利益
　　反傾銷保護的是國內生產者，而非消費者。為了國內生產者的利益，消費者得付出巨大的代價。
　　首先，傾銷產品由于具有競爭性，或者甚至可以說，由于具有競爭性，進口產品才被調查當局視為是傾銷產品，消費者本來可以獲得的該產品降價的好處，因為反傾銷稅的征收，而被迫支付較為高的價格，享受不到競爭所帶來的利益。
　　其次，征收反傾銷稅，能夠刺激國內生產商繼續進行低效率的生產，迫使消費者承受進一步的損失，并且在支付一個固定價格的前提下，只能取得競爭力較為差的產品。在對反傾銷中的自愿出口限制進行分析中，OECD發現美國小汽車行業每得到一美元，消費者就要為此多付出3.5—4.5美元〔13〕。正如一位著名的西方經濟學家指出的那樣，“征收關稅有三種影響：刺激國內低效率的生產；要求消費者很不經濟地削減他們對征稅物品的購買；增加政府的收入。只有前兩種影響才必然給經濟帶來缺乏效率的代價”〔14〕�！罢杖牒蜕a商利潤的增加要小于消費者的經濟損失”〔15〕。
　　最后，在反傾銷法中，也很少提及消費者的權利。消費者無權過問反傾銷調查，無權取得有關資料，但是其受反傾銷措施的影響卻是直接的，甚至有時是長期的。歐洲消費者組織曾經提出要求取得反傾銷調查中的材料，但歐洲法院卻認為反傾銷程序并不直接針對消費者及其組織，因此，不予準許〔16〕。即使在GATT1994的反傾銷法中，也只是規定“當局應向受調查產品的工業用戶提供機會，如果該產品通常是由零售渠道出售的，還要向有代表性的消費者組織提供機會，讓他們提供關于傾銷、損害以及因果關系的有關調查的任何資料�！薄�17〕但是，消費者卻無權獲取資料，無權要求中期評審和日落復審(sunset  review)。
　　三、結論
　　反傾銷法由于其立法目的的缺陷，在實際的國際經濟交往中，對全球經濟利益并非福祉。誠然，掠奪性的傾銷雖然不多見，但在經濟生活中確實存在，這就不可避免決定了反傾銷法存在的必要性。但這種必要性應該是建立在對反傾銷目的和具體措施的改造基礎之上的。
　　首先，反傾銷法的目的要真正建立在維持公平貿易的基礎上。因此，反傾銷法只能是限制采取反傾銷措施的工具，具有穩定性和確定性，而不應該成為一國對外政策的附屬品，成為一國在經濟效益不良時對付另一國的隨時可用的武器。這就要求反傾銷法的具體規定包括傾銷的確定、損害的認定和因果關系的確認上都應該是嚴格的。在這一方面，應該說，雖然GATT1994的反傾銷法并不令人滿意，但是，它畢竟比以前有所進步，比起美國、歐洲聯盟的規定來確實前進了一大步。今后，有必要進一步嚴格化。
　　其次，對于傾銷認定所依據的資料，應當有明確的標準，不能籠統地全部交給調查當局去自由取舍。從而，進一步增強認定傾銷的公平性和客觀性。雖然GATT1994的反傾銷法中提出了BIA原則，但對數據的計算卻沒有提出一個固定的、可靠的判斷標準，調查當局自由裁量的權利過大。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明確。
　　第三，消費者的利益應當予以考慮。在GATT1994的反傾銷法中，消費者并沒有被列為具有利害關系者，因此，在反傾銷法中應當進一步規定，對于消費者的利益損失要進行經濟分析，以確定反傾銷措施的采取是否得不償失。同時，還需要規定消費者在反傾銷調查和其后的復審中應具有相應的權利。
　　第四，我國的《反傾銷反補貼條例》顯系以GATT1994的反傾銷法為藍本，但是，規定過于簡單化。對于損害與傾銷之間的因果關系、累積評估的具體方法、消費者利益、資料使用等方面，均無明確規定。應當吸收GATT1994反傾銷法的規定，進一步明確。同時，為了盡快“入世”，增強法律法規的透明度，而不是以內部規章去進一步詳細規定具體程序和要求，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五，本國的產業要得到真正的保護，必須從實質上加強產品的競爭力。法律法規只是為經濟或其它社會活動制定規則，雖有立竿見影之效，但作用也是有限的。從某種程度上講，它只是事后補救的手段。如果本國產業本身不具有競爭力，那么，僅依靠法律法規的保護作用，從整體上看，不僅目的難以達到，最終也會使自己受到損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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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同上，1439.
　　[16]Bernard  M.  Hoekman  and  Petros  C.  Mavroidis,  Antidumping  and  Antitrust,  JOurnal  of  World  Trade,  Nol,  1996,  P11.
　　[17]關于履行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六條的協議[S].第6條第1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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