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農村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議
無論是年中央一號文件，還是兩會召開，“三農”問題都再一次提上國家工作日程，從上到下各級部門仿佛都把這些問題放在口頭上，手頭上，但農村的發展現狀和政策落實二者之間的切合點以及前途脈絡似乎并不清晰，本文旨在結合筆者自身的一些所見所聞來探討一下當今農村的現代性困境，并在初步分析的基礎上提供部分尚待商榷的建議。⒈農村傳統價值、習俗的退讓和殞失
“現在春節越來越沒有年味了……”像這樣的感嘆在我們的生活周圍已經司空見慣了。春節作為我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其內涵意義漸漸被忽視掉了。不少人就把春節當作一個較長的假期，除了應付式的拜年和貼春聯，其形式和實質都和平常休息時間無異。
按說，春節時期家人團聚，拜祭先祖，這只是形式；家族尋根，重溫愛與親情，聯絡因忙碌而陌生的血緣，秉承炎黃子孫的中華情結，這才是它的真正含義。可這些傳統賦予的深刻意義卻因為某些客觀的變遷被無形遺忘了。
我們進一步來看一看它形成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后果，對這種現象的危害性就會有更深的理解。
�。ǎ┮詯叟c團聚為核心含義的春節，在鄉土性逐漸淡薄的背后，是農村現代化過程中因習俗沖擊而倉促丟失的精神內質。（）由此牽帶了某些傳統文化的遺失，民族記憶功能的退化。以前在家鄉，春節時分熱鬧非凡，走高蹺，舞龍舞獅，放煙花炮竹……而現在家家戶戶仿佛都以各自獨立的方式慶祝，冷冷清清的氛圍自然讓新年的歡樂氣氛大打折扣，只能在各種媒體上看到那些所謂的快樂的影子。我們不妨把這樣的一種追尋心理解釋為農民傳統文化心理的失落感。
從原因上看：一、新的就業觀念使傳統手藝的傳承受到影響，各種各樣的傳統文化娛樂方式其實就是一種民族特色的技藝，但改革后的農村、鄉鎮過分地重視經濟發展，造成了民間藝術的遺失。二、經濟利益的沖動使人們對公共利益事業淡漠或只采取觀望態度。有利的并且是現實的、直接的活動才能引起人們的廣泛興趣，盡量從簡，已經被越來越他們接受。三、某些不科學的習俗被硬性扼殺。以禁鞭為例，這個措施本無可厚非，可不足之處就是有些地方并沒有配套建立公共燃放區。冷清的氛圍從客觀上減少了傳統節日的喜慶。
⒉農村社區建設的空白
現代意義的中國社區建設是發展較晚的，農村社區這一塊在非理論領域就存在了更大面積的空白地帶，如何在實際行動中有效地進行各個方面的改善值得大家深入研究和思考。第一、科教層面：（）“科技下鄉”來了又走。“送知識，送科技”下鄉援農，其實質意義微乎其微。從受眾對象來看，大多數農民的文化程度很低，能否識字尚且不論，有點文化的都出外務工，即使留下來也難以理解理論性強的科普書籍，更不用說學以致用，實現農業科技化、產業化，走這種那種所謂的發展農業的道路。再者，從客觀條件上講，科技的普及和利用都離不開資金的投入與支持，可農村、農民現今的收入狀況極大地桎梏了科技的有效落實。無論是“文字下鄉”還是“科技下鄉”，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送”，而是授之結網、捕魚的能力，并提供必要的物質資助。（）教育心理的工具理性。隨著國家教育政策的改革，絕大部分農村家庭都對教育提高重視，但其中為數不少的青年群體在完成義務教育之后就投入到打工行業。農村家庭教育資本的投向漸漸集中于回報率較高的藝術類、職業類。這種急功近利的心理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曲解了教育的本質目的，并在有些領域為農村以后發展埋下隱患，農村發展的后勁和生員動力都會受到惡性影響
第二、文化層面：（）迷信思想依然保留者眾。農村的鄉土本性本身就具有一種天然的心理圖騰崇拜。外出的打工一族雖然經歷了部分現代都市文明的洗禮，但祈求在外平安的本能情愫使各類迷信活動有增無減。他們帶來的較先進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部分舊弊陳規，可在另一些角度助長了新舊惡性價值觀念的滋長。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等也在農村社區有肆虐跡象。（）賭博盛行。最近倍受媒體關注的“買碼”風波，在廣大鄉鎮和農村也屢見不鮮，各類賭博行為遍布村頭巷尾，一些農民在自己家中設立麻將館，提供賭具，收取租臺費用，以此謀取財富。
第三、社會保障體系層面：農民沒有任何保障與福利，這是當今農村的現狀。
�。ǎ┽t療衛生條件極差，醫務室等機構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體制，沒有規范器具、藥物、醫務人員，一些土郎中、土藥方在廣大農村地區依舊廣泛存在。（）災害防治既缺乏預警機制，也缺乏防范措施，更缺乏協調補救、災后援濟方案。現在大部分農村的耕作模式除了在水利等方面有少許改觀外，依然是沿襲傳統。自然災害的破壞往往讓農民辛苦一年的血汗付之東流。（）農民既沒有購買人保的便利，也缺乏這種意識，更不愿意將錢花在此地。而在外部結構上，農民也無權享受低保。諸多條件的遏制使農民實際上成為一種“單純人”，置立于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因此在遭受疾病或者以外傷害的時候就不堪一擊，不能獲取補償性保障。
農村社區建設重重困境的產生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一、農村社區理論體系挖掘不足，對城市社區研究偏向過重。理論上尚未給有關部門提供具體可行的方案，要發展也無計可施。二、對農村經濟的重要性錯誤理解使社區整體發展產生失衡傾向。各部分之間沒有在長遠的指導下合理協調，最終經濟沒有上去，各方面也相互拖后腿，惡性循環。三、農村經濟建設缺乏實施載體。各基層政府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職能部門長期有效地給農村、農民科學指導。沒有主導力量協調農民，也沒有組織人員、科技人員引導發展方向和道路。從中央到地方，上傳下達，可將政策真正落到實處，往往卻被文件宣讀或會議開展代替了，起不了實質作用。“兩卡一書”等政策是為了給農民借貸等提供方便，但農民不愿借錢欠債的傳統心理使這樣的措施往往成為一紙空文。
⒊鄉村基層民主與權威
《鄉土中國》中講到中國農村是無為社會，是無訟社會，是長老政治。改革開放二三十年來，現代性的政治因素潛移默化地注入了農村的肌膚。本身起步就晚，腳步邁得依然很慢。農民（打工一族等一類經受現代文明影響的除外）的鄉土本性沒有改變，形式上的政治民主意識只是在思維表層波動。中國農民骨子里并沒有民主情結，也因此他們不需要建立廣泛的公共關系，盡管他們與和他們切身利益相關的東西擺脫不了干系，但他們的政治熱情只是生之于外界，甚至談不上什么政治熱情的。
因此，基層選舉中大多數農民對政治參與大多漠不關心，或者道聽途說，或者敷衍了事，也正是這樣的心態使不少地方“代票”行為數不勝數。
在權威方面，傳統的長老、輩分等的影響逐步減弱，以經濟精英、政治精英為代表的新型權威日益占據主導地位，其中經濟精英尤為突出，這種現象的產生與物質生活需求不斷增加的社會背景有著密切聯系。農民的目光日益集中于那些依靠各種方式獲得經濟財富的人身上，并以這些人為目標來重新內化評判標準和價值追求。
年兩會的召開正在進行當中，“和諧社會”的討論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農村發展問題不是簡單地加入現代化因素就可以解決，只有綜合考慮到農村發展的傳統因素，在傳統和現在的合理交接處尋找科學方案，這些問題才能最終找到答案。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設計城市和農村的整體發展計劃，和諧社會的道路才能有序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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