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隊伍管理現狀問題調查分析

公安隊伍管理現狀問題調查分析

  【內容摘要】 本文利用公安網上民意調查數據，客觀分析當前公安隊伍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公安民警思想動態，探討幾個公安管理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字】 公安 管理 調查 分析                                           前　言     公安機關擔負著維護社會穩定的重大職責，公安隊伍的管理水平，決定了隊伍的凝聚力與戰斗力，直接影響著公安機關保一方平安職責的落實。對公安隊伍的管理現狀進行實事求是的調查，掌握分析廣大公安民警的思想動態，將有助于我們發現問題，調整隊伍管理方針，做好隊伍的政治思想工作。為了實現公安隊伍的長遠管理目標，我們必須以高度的責任心，對存在問題不掩蓋、不回避、不護短，客觀剖析當前公安隊伍管理中存在的各種弊病。     為了獲得民警思想動態的第一手資料，我借助公安內部網絡，在公安網上開展了一次隊伍管理現狀及民警心態的民意調查，并對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希望各級公安領導能夠實事求是，對隊伍管理現狀進行重新定位和深刻反思，制定合理的隊伍管理政策，促進公安隊伍整體工作開展，確保公安隊伍更好地履行工作職責，保一方平安。                                            綜合分析     在當前社會治安形勢錯綜復雜的情況下，公安機關為維護社會穩定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勞動，得到政府和社會的充分肯定。以下問題的討論，筆者側重于對存在問題或不同看法的討論分析。     一、當前社會現狀及治安形勢的客觀評價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部隊、警察都是專政工具，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警察是調和、平息社會矛盾的工具，警察所承當責任的大小，與社會矛盾的發展變化息息相關。當前公安隊伍所承擔的工作任務，正與我國當前社會矛盾緊密相關。我們必須從分析當前社會現狀和社會矛盾出發，分析社會治安形勢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首先，決定社會治安形勢的主要因素是由社會矛盾，即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失業、貧富分化、腐敗、種族問題、黑惡勢力等因素決定的。公安機關對社會治安的管理，只能對治安起著一定的控制緩解作用，只治標，不治本。單憑公安機關無法化解社會根本矛盾，也無法平息矛盾激化帶來的社會治安惡化。從國際上看，俄羅斯、阿根廷、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盧旺達等國家由于社會矛盾積聚、激化，遠遠超出警察機構的控制能力，社會治安的急劇惡化是十分必然的。     當前中國基本的國情，經濟保持較高速度增長，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但是，經濟發展并不能自動保證社會治安的穩定。相反，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存在矛盾和危機日益突出：貧富分化、腐敗、地區差距、失業、下崗、農民貧困、邪教組織等問題特別突出。廣大農民處于低收入階層，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大量農民進入城市找工作。城市的就業問題因為近年國企下崗、經濟轉軌等原因而日趨嚴峻。“中國城鎮的實際失業率已達到7%的警戒線”。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莫榮指出，過了這道線，社會就承受不了，老百姓會不滿，社會不穩定因素就會增加，嚴重的會引發一系列反社會行為。     此外，境內邪教組織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是社會穩定的極大隱患。               　     1998年，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提出，兩年內使深圳社會治安明顯好轉，2002年初，公安部提出力爭二三年內使社會治安有明顯好轉，這體現了政府與公安領導對社會治安形勢的重視和整治的決心。但是，這個目標的實現是十分困難的。在公安網上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73.1%的民警認為二三年內社會治安跟現在差不多或更差，這表明，不僅社會群眾對治安形勢深表憂慮，公安機關內部對治安狀況的好轉也是信心不足。分析中國目前的國情，幾年內，不大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貧富分化、失業、地區差距、城鄉差別、邪教組織等問題，公安工作會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即使公安隊伍加大打擊力度，也難以扭轉社會治安的大趨勢。目前刑事案件破案率不到15%，而且還有大量的隱案、積案。受各種客觀因素所限，警力、經費等都不可能在幾年內有大幅增加，破案率不可能有大幅提高。退一步說，即使破案率達到100%，所有犯罪分子都被抓獲歸案，中國也沒有足夠多的監獄關押犯人，沒有足夠多的警察看守犯人，沒有足夠多的糧食和經費養活那么多犯人。     因此，筆者的結論是：在中國主要社會矛盾沒有根本解決之前，社會治安難以有明顯好轉。                 二、隊伍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問題     在網上調查中，80.3%的民警認為政治學習沒有取得效果，這一點應該引起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反思。近年來公安系統開展了一系列聲勢浩大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從政工部門的總結及各種媒體報道上看，公安政治教育年年出經驗,年年上臺階，但從網上調查看，大多數民警并不認同近年開展的一系列教育活動。筆者認為，目前隊伍政治思想工作存在以下誤區：               　     （一）個別領導對政治教育工作目的認識有偏差。為何要開展政治學習？政治思想工作是隊伍管理的潤滑劑，主要目的是解決隊伍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提高隊伍的凝聚力和工作積極性。但當前個別領導把開展政治學習教育作為一種個人“政治資本”和“政治宣傳”手段。政治教育搞得聲勢越浩大，越有利于向政府、向上級領導表決心、匯報和邀功。個別領導開展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我局政治教育得到上級領導的肯定和表揚”，為了向上級表現自己管理隊伍的能力和決心，從中謀取政治利益。因此，政治教育表現在形式上華而不實，內容上     “假、大、空”，政工部門不客觀掌握反映隊伍現狀，民警思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所以說，政治教育的指揮者開展教育的主導思想出現了偏差，學習教育是很難有實際效果的。               　      (二)公安隊伍內部的信任危機。近年來公安隊伍接連出現高級領導淪為階下囚，上至公安部副部長，下至某公安廳副廳長、某市公安局長等紛紛墮落，對公安隊伍震撼很大。從積極的方面看，體現了政府懲治腐敗的決心和成效，從消極的方面看，引起了公安隊伍內部的信任危機。看到自己敬畏的領導腐敗墮落，看到有的領導說一套做一套，廣大民警產生了信任危機。因此，臺上領導在高唱倡廉，政治教育講得頭頭是道，臺下民警在心里都打了個問號：“這世道，誰信誰？”。領導的表率作用差使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以普通民警為教育對象的政治教育引起廣大民警的反感。公安機關中最容易腐敗的，是掌握管人、管財、管車、管戶口、管出入境等實權的領導，但是這些領導往往在政治教育中以“教育者”自居，被教育者的是廣大的無權無職的普通民警。腐敗者為廉潔者上輔導課，是政治教育中經常出現的怪異現象。     （三）空洞的說教，民警實際困難得不到關心。在網上調查中，86.5%的民警認為上級領導對民警不太關心或不關心。公安隊伍經常召開政治教育、支部會議、民主生活會，但這些會議通常成了領導的“一言堂”。領導讀完了文件，開始了說教，說完了，會議也就結束了。基層民警工作、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難，如身體狀況、政治待遇、配偶就業、分房問題、家庭問題等，這些困難很少得到領導的關心和幫助。      (四)政治教育方法存在爭議。               　     1、定下“落后分子”硬性指標的政治教育。在某項政治教育中，定下了硬性的指標，規定離崗培訓和辭退的民警分別必須達到多少比例。指標層層下放，各單位按總民警數的比例計算不達標民警的指標。在實際操作中，這種做法在一些部門引起了很大的混亂，有的單位出錢給不達標民警“精神補償”，有的領導轉移矛盾，讓民警相互投票決定讓誰下崗，造成民警之間相互處心積慮，隊伍凝聚力和民警積極性受到很大打擊。               　     2、損害公安形象，傷害民警自尊的政治教育。在深圳，有的公安部門為了使民警安心工作，領導帶領民警便衣到人才市場求職，結果都找不到好工作。領導借機教育民警：“你們素質都不高，有警察當已經很不錯啦，有本事你們就走人，沒本事就要安心做好工作”。民警自尊受到很大傷害：“我把青春都奉獻給警察職業，現在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了，單位領導還要迫我走人”。“警察求職”這項教育活動得到上級領導肯定和表揚，各大報紙也做了宣傳，老百姓一看就搖頭：“原來警察的素質這么低，難怪找不到工作，難怪案子也破不了”！這種政治教育實際上對警隊來說，起到了反面的效果，不僅損害了公安機關的整體形象，而且傷害了廣大民警的自尊心、積極性和集體榮譽感。在民意調查中，有12.7%的民警選擇政治教育的效果是“逆反作用”，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3、過于繁復的政治教育，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安業務工作的開展。如近年開展的政治教育，一般由上級擬定教育方案，要求某項教育要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有階段目標。每個階段各單位都要有動員、實施方案、輔導、封閉學習、自我剖析、互評、單位及個人總結。在教育期間，機關民警每天上班的主要任務就是參加學習會議和寫自我剖析材料；基層辦案單位的民警，大量待辦的刑事、治安案件只能暫擱一邊，辦案數明顯下降；窗口服務部門，在窗口擺上“下午政治學習”的牌子，群眾辦事找不到民警，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每個民警在學習中要有專用的筆記，在教育的每階段要寫不少于2500字的自我剖析材料，在單位會議上自我查擺問題，剖析不深刻或字數不夠的材料要退回重寫。一個教育下來，每個民警要寫一萬字的各種材料，寫滿一本以上的筆記，還要復習并集中參加考試，不通過者參加離崗培訓或辭退。公安機關內部分工很細，大多數民警的職責很有限。如有的民警的單位中只負責錄入電腦，有的民警只負責文件收發。要這些業務單純的民警從思想根源深挖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寫出一萬字的剖析材料，根本沒有內容可寫。于是，公安網上流傳開“通用版本”的各階段剖析材料，只要拷貝下來，改上自己的名字即可。雖然在教育中強調處理好“工學矛盾”，實際了過于繁復的教育還是影響了工作。政治教育本來目的是為了提高認識促進工作，如果片面強調形式，操作繁復，占用時間過多，反而影響了業務工作的開展，實際上是本末倒置                   三、警察的職業屬性及權利義務     （一）職業屬性：警察是一種職業。所謂職業，就是“個人所從事的作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工作”。按照管理學原理，人是“經濟理性人”。對每個選擇就業的人來說，從現實和理性出發，首先考慮的，是想找一份收入高、風險低、前程好的職業，這種擇業標準也是社會認可和接受的。大多數人參加公安工作，首先是把警察作為一種職業，以謀取工資待遇解決生活來源，保障家庭收入。但是當前公安隊伍一些領導對“警察是一種職業”存在模糊意識，由此產生了“只講奉獻、不求索取”的管理理念。實際上，“只講奉獻、不求索取”只能作為一種理想的愿望，如果作為一種行政的強制要求，落實到相應的制度安排，必然會違反管理學基本規律，造成管理目標與客觀實際相脫節，使制度性安排形同虛設。當然，為了培養就業者端正的工作態度和作風，職業道德的教育是必須堅持的。職業道德教育可以提倡奉獻精神，但同時也要有相應的精神上、物質上的補償。換個角度看，教育者如果為了集體利益無止境犧牲個人利益，實際也是一種自私的行為。在就業中，人們總會自動將自己的職業進行橫向和縱向的對比，對自己的職業和前途進行定位和評估。在網上調查中，84.3%的民警如有機會或有工作能力愿意調離公安機關或自己創業，只有15.7%的民警表示愿意一直從事警察工作。這是一個很危險的訊號，這說明隊伍中多數青年民警并不十分安心本職工作，一旦有更好發展機會，許多人會“腳底揩油”。深層次的原因分析如下：     1、橫向比較的不平等待遇造成警思想不穩定。在網上調查中，86.3%的民警認為公安機關的福利待遇比其它國家機關差。93.1%的民警認為工作壓力和工作強度比其它國家機關強度大。從政治資源方面比較，以深圳公安為例，一萬多人的隊伍，占深圳所有公務員將近一半的數量，才是個局級單位，而市政府其它局級單位有的只有幾十個人、幾百個人。同樣一個大學畢業生，分配到市政府，按照正常晉升，很快就是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以上。如果分配到公安機關，可能畢業十年后連個副主任科員都不是，因為公安系統晉升級別指標十分有限。按職位數比例，在公安當個科長比在市政府當個處長的比例還小得多，公安機關科、處級領導的平均年齡比起其它機關領導的平均年齡大得多，留給公安民警的個人發展空間十分有限。這種政治資源的不平等配置埋沒了大量的人才，并使公安民警在晉升、工資、住房、教育、地位等方面處于絕對劣勢。另一方面，政治資源的劣勢并沒有得到其它形式的補償。在網上調查中，94.3%的民警認為超時加班應該按國家標準補加班費。公安的職業性質決定了外勤民警經常加班加點工作，但是超時加班很少有加班補助。     僅僅通過“教育整改、統一思想”是不是就能改變思想作風呢？警隊為什么會存在厭戰情緒？因為警察也是“經濟理性人”，一些警察把自己的職業與海關、稅務、工商等職業相比。很明顯，警察的待遇差、晉升難、強度大、時間長、危險性高。通過對比，心理產生不平衡。正是這種不滿情緒，使民警隊伍思想不穩定，一定程度上導致個別警察工作積極性不高，或是警風警紀不正，或是以權謀私。所以說，不平等的公務員待遇，是目前公安隊伍不安定因素的根源。               　     (二)警察的權利和義務。九十年代以來公安機關進行了一系列正規化建設，嚴禁刑訊逼供，嚴禁“亂沒收、亂收費、亂罰款”，減少收費項目，部份職權明確劃歸屬海關、工商、城管等單位執法，新聞媒體社會群眾加強了對公安機關的執法監督。這些都是法制建設的逐步完善，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權利與義務應該是對等的，在警察權利調整的同時也應同時對警察的義務進行調整。在當前形勢下，警察的權利越來越少，義務卻是越來越多。在網上調查中，有52.9%的民警認為警察的未來是越來越不好過了。     1、“有困難找警察”提法是否妥當？公安機關提出“有困難找警察”和“有警必接”。人的“困難”有很多方面，沒錢沒工作是困難，沒戶口沒房子也是困難，家里水龍頭壞了沒人修也是困難。目前社會治安形勢嚴峻，公安警力普遍不足，許多刑事案件因為警力不足影響偵破。另一方面，卻有許多公安民警響應“有困難找警察”號召，動用警車警力，在公務時間幫群眾搬煤氣，修水龍頭、送小孩，并且受到了新聞媒體的肯定和宣傳。有一位警察因為群眾家里門反鎖了，幫群眾從陽臺爬上樓開門，結果失手摔死了，成為單位的模范“英雄”。還有大量警力忙于為上級領導的車隊開路，為名歌星的演唱會作保衛，為游樂場所充當看門人。各級公安領導是否應該反思，怎樣利用有限的警力和資源，才能對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     2、“全天候待命”是否妥當？按照現行《人民警察法》的要求，警察下班了，還是警察，就算不佩槍，不著警服，不帶警察證，如果遇上刑案，同樣應該負起警察職責，否則以“逃兵”治罪。有的警察提出：“我們保護人民，誰來保護我們”？相比之下，一個教師下班了，沒有責任要教鄰居的小孩讀書；一個稅官下班了，沒有責任對街頭偷稅的小店收稅；一個工商局的干部下班了，也沒有責任查封一間無牌發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公安機關的某些領導對權利與義務的認識是不足的，片面強調了義務，忽視了對等的權利，為了取得宣傳效果，為整個警隊戴了高帽。這種脫離實際的唱高調實際上是十分有害的。過多、過高的承諾分散的警力，影響了辦案，到頭來承諾無法兌現，反而受到更多的投訴。群眾投訴警察，使警察的威信降低，降低威信的警察，又更容易引起群眾的投訴。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這種循環的結果，就是全社會都認為警察承諾不到位，全社會都對警察不滿意。如果能夠重新明確公安機關的權利和義務，警察該做的義務一定做到，不該做的堅決不做，公安機關就不會背上沉重的包袱，所受到的投訴也會大大減少。     四、幾個問題的思考     （一）對公安“先進經驗”的衡量和評估。從公安新聞媒體報道看，公安工作年年出經驗，年年上臺階。這些先進經驗是怎樣產生的呢？筆者的調查結果是：先進經驗通常是新上任領導創造的。新局長到任一個新的崗位，首先保持隊伍穩定，對前任局長的工作表示肯定，對局內的領導進行調查摸底；第二步，逐步對局內領導班子的分工進行調整，任用一些新的中層干部，對原有規章制度進行修改，對前任局長所創造的先進經驗逐步進行淡化；第三步，召集智囊團，以某單位為試點，推出新的先進經驗和典型，在各大新聞媒體廣泛宣傳。第四步，在全局開展政治教育，推廣先進經驗，并上報上級領導，取得上級領導肯定。由此可見，之所以有“先進經驗”，是因為新領導需要有“先進經驗”來體現自己的政績。新任領導要想樹立威望，必須推出自己一套新的管理方法。建國幾十年來，全國各地公安機關年年在摸索，年年在改革，年年有新經驗，各搞各的經驗，長期沒有穩定統一的工作規范，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一個人如果長期處于吃藥打吊針的狀態，起碼不是個健康的人，一個單位長期處于變革之中，內部的消耗更是難以估計。以往事實證明，各種宣傳報道宣揚的“先進經驗”多數并不能長期維持，換了領導，自然分崩離析。筆者認為，公安工作應從“人治”轉向“法治”，應該依靠健全的法律和工作規范而不是某位領導新的“點子”。建立工作規范是一個系統工程。依靠法律，用科學的管理方法對各項公安業務進行充分調研，自上而下建立一整套穩定的工作規范。領導如果能夠不折不扣把現有的工作規范落實到位，已經是很大的政績，沒有必要每個領導都推出自己新的一套辦法和經驗。網上調查中，64.7%的民警認為各級領導的水平不高。盡管公安隊伍“先進經驗”很多，但是領導的總體水平并未得到民警的普遍認同。    （二）作風與文風。公安系統警力從來源可分為三類：一為部隊派，二為學院派，三為社會派。目前公安系統的中層以上領導，多數是部隊轉業干部，沿用了部隊的軍事化管理。部隊作風主要表現為三方面：一是隊伍紀律嚴明；二是上下等級森嚴；三是領導絕對權威。在部隊作風要從正反兩方面看，一方面，軍令如山，令行禁止，保證了公安隊伍的戰斗力；另一方面,絕對權威也容易結成決策失誤。當前公安系統有一種風氣：凡是領導講的，都是對的，下屬只要執行，不必問原因。在部隊，在戰爭年代，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這在特定時代和政治環境是正確的。但在和平年代，在作為國家行政機關的公安，履行管理社會治安的職責，當前的社會形勢是復雜多變的，犯罪分子在暗處，公安民警在明處，因此要不斷調整戰術，充分發揮公安民警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所謂“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安領導采取家長式的管理和拍腦袋決策并不能提高工作效率，反而使民警喪失工作積極性。     另一方面，從管理學的角度分析，管理學家斯特格迪爾提出領導行為的結構維度和關懷維度。結構維度強調組織的需要和任務安排，關懷維度強調尊重下屬意見。最高的工作效率，就是高結構維度和高關懷維度的結合。因此，領導只有將工作安排和對下屬的尊重結合起來，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     文風方面，當前一些公安隊伍管理方面的文章，大部分出于宣傳的目的，內容“假、大、空”，缺乏實際調查數據，往往與實際情況相脫節，影響了隊伍管理方針的制定和上級領導的正確決策。每年各單位的年終總結，都是“形勢一片大好”。各單位轄區發案年年在下降，治安年年有好轉，老百姓卻不認賬。說假話編假數字的可以成為先進，實事求是的反而受批評。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來“反對黨八股”。國家提出從“講政治”高度抓好數據統計工作，但公安刊物及新聞媒體上仍重復著數字游戲，一些真正反映問題的公安論文，反而無法發表。               　     （三）職位與警力補充問題。在機構改革中，往往不是設定職位，根據職位挑選人員,而是考慮要安排多少干部，解決多少待遇，需要多少職位，再根據人員多少設定職位。機構改革越改機構越大，每次機構變動都成了解決一些人待遇的好時機。     深圳的招募新警工作也有一些問題，缺乏長遠的整體計劃。通常是在警力緊缺的時候，一次性大規模招警，然后過許多年后，再次短時間內大規模招警。深圳在1995年成立巡警支隊，1995年和1996年從畢業生、待業青年、保安員等大量招警。1997年開 

，大幅減少面向應屆大學生的招警工作，每年只有很少量大學生進入公安系統，大量人才被拒之門外。2002年，深圳市公安局從應屆大學畢業生招收530名警察，這是自1995年后最大規模的擴充大學生警力。在當前警力緊缺的情況下，新警的招收對整體工作開展有著重大意義。存在問題是，大規模突發性的招警，造成公安系統警員年齡出現斷層。1995年招收的巡警，當年民警平均年齡25歲以下，如今平均年齡超過30歲，隊伍已經明顯老化。再過幾年，一支平均年齡40歲的巡警，還能保證戰斗力嗎？今年突然大規模招警，500多名警員處于同一年齡層次，幾年后，同一時期結婚，同一時期分房，同一時期晉升級別，到時公安機關能夠同時解決那么多人的待遇嗎？今年由于招警數量過多，時機不適，500多個職位只有700多人報名。筆者估計，除去筆試及視力、體能測試不達標者后，錄用比率極高。與此對此的是，稅務、工商等單位招考公務員，由于提供職位少，報名人數多，錄用比例只有幾十分之一。可見，在保障錄用警力的質量上，公安系統由于名額過多而喪失了選擇性，這對提高警隊的整體素質是十分不利的。長期以來，公安機關的招警工作缺乏對隊伍警力的評估和長期計劃。因此，筆者認為，要提高公安機關警力的整體素質，政工部門應該對公安隊伍警力年齡、學歷、專業組成等進行調研，結合深圳市人口及城市發展需要，每年保持一定數量，有計劃地補充高素質警力，優化警隊的警員配置，避免警隊內部的年齡斷層。                 五、警民關系及服務作風的思考    （一）社會輿論和新聞媒體的導向作用。目前報紙的報道大多帶著傾向性，正反面反差較大，或是傾向于正面的宣傳，或是傾向于問題的揭露。客觀來講，成績與問題都是存在的，我們應該既不否定成績，也不掩蓋、回避存在問題。有的報道宣傳的痕跡過于明顯，老百姓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有的報道則為了制造新聞效應，夸大地揭露警隊黑暗面。公安工作需要群眾的配合，如果群眾對公安機關抱著否定和抵觸情緒，則對公安工作的開展十分不利。宣傳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進行宣傳，以事實為依據，讓群眾信服，使群眾從心理愛戴警察，支持公安工作。公安機關在做宣傳工作時，應該把握尺度，不應夸大成績，也不應自我丑化。如“警察求職”這類的宣傳，實際上反而損害了警隊的整體形象。還有的把隊伍內部每年查處多少違法違紀、辭退多少民警作為“成績”向社會宣傳，實際上留給群眾的第一印象是公安隊伍管理存在問題多。筆者認為，目前的宣傳工作，一是要向社會正確傳達治安形勢的嚴峻，爭取群眾的支持和諒解；二是客觀反映公安工作的重要性和巨大的工作量，取得政府的人才、財力、物力支持。三是反映民警工作的疾苦，與犯罪分子作斗爭的危險和任務的艱巨，對民警工作表示肯定，對隊伍進行精神安撫。至于案件下降多少，治安好轉多少那些宣傳，說了老百姓也不相信，不如不說。     （二）公安機關的社會服務職能。如何密切警民關系，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改變觀念。現階段公安機關要實現職能轉變，從社會管理職能逐步轉變為社會服務職能。既是服務社會，就應該設身處地為群眾著想，制定出符合群眾利益的便民措施。警察的工作社會面最廣，需要跟廣大群眾打交道的，很容易會得罪群眾。有的警察工作方法簡單，處處以“管人者”自居。比如在進行戶口登記時，午夜時分大力地敲打老百姓的家門：“再不開門我就踢進去了”！警民關系受到很大傷害。     另外，要注意工作效率和服務態度。群眾到公安部門辦理有關手續，“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每次得不到詳細解答，正常的手續往往要跑很多次。在網上調查中，69.3%的民警認為公安機關整體效率運作較低或極低。可見，公安機關的整體工作效率不僅群眾不滿意，公安民警自身也有所體會。     例如，今年深圳市暫住證的申辦，手續十分復雜。政策規定了幾類人可以辦理暫住證，但是，由于實際情況復雜，歸納的幾類人并沒有把所有正常居留的情況全部歸納在內。也就是說，許多正常居留按正常渠道辦不了暫住證，只能通過找關系或其它渠道辦理。群眾無所適從，反映強烈，導致剛出臺的政策一改再改。實際上，如果換個角度制定政策，辦理暫住證的問題并不難解決。我們可以參考法律的制定，法律上不犯罪的行為是不能窮舉的，而犯罪行為是可以歸納窮舉的。法律上歸納出所有犯罪的行為，沒有歸納到的，則不構成犯罪。任何人可以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情。與此類似，我們可以歸納出所有不符合辦暫住證的情形，沒有歸納到的，則視為可以辦證。這種政策制定的辦法，才是真正設身處地為群眾著想，急群眾之所急。公安機關所有政策的制定，都不應從自身角度出發，應該轉換角色，制定方便群眾而又不違反原則的管理辦法，才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               　     （三）“良治”照顧弱勢群體利益。當今社會階層分化日益嚴峻，貧富分化日益懸殊。社會形成“贏家通吃”的界面，有錢有地位者強強結合，更加有錢有地位，影響著政府決策。沒錢沒地位者在政治上缺乏代表，在社會上沒有發言權。社會階層的形成和兩極分化，是極大的不安定因素。公安機關擔負維持社會秩序的職責，應該善于緩解社會矛盾，避免社會矛盾的激化。對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乞丐、擦車仔、賣花女、妓女、傷殘人員、貧困者等，應該給予同情、關心和幫助。應該認識到，社會弱勢群體的形成，主要是由社會不公正不合理造成的。弱勢群體大多數是為生活所迫，沒有人愿意一輩子做擦車仔、做妓女。因此，我們在執法中不能簡單的把弱勢群體定義為“壞人”或“犯罪嫌疑人”進行歧視和壓制。社會矛盾應該進行疏導、緩解而不是強力鎮壓。在平時執法中應該尊重人權，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些民警習慣于欺軟怕硬，看到對方有來頭“有料道”的就不敢管，看到對方沒文化沒背景就濫用職權。如果弱勢群體長期受得社會歧視和壓制，很可能會激化矛盾，做出反社會、反政府的行為，釀成社會的悲劇。     （四）公安工作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在中國當前國情下，一個國家機關在政府中的地位，往往取決于該單位領導在政府官員中的地位。市（區）公安局長能否參加市（區）委常委，以及在常委中的排名，是公安機關在當地政府中地位的主要衡量標志。公安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大量的警力是外勤工作，大量警力在全國范圍以至世界范圍出差，所消耗的人、財、物，都是其它國家機關所不能比擬的。從數量上看，公安民警數占所有公務員總數將近一半。這樣一個大單位，必須取得政府人才、物力、財力和政策的最大份額，才能保證單位的正常運作。舉例說明，政府撥款100萬支持當地法院，對該法院來說已經足夠使用了。但如果給公安局撥款100萬，由于公安警力是法院的8至10倍，100萬對公安局來說是杯水車薪。因此，公安局長是否能在當地政府決策和資源分配中取得足夠的份額，影響著該公安局整體工作的開展。公安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各級公安領導應主動向政府說明實際情況，爭取政府人力、物力、財力支持。               　　　　　　　　            總結與建議     總體評價：公安工作在新世紀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國內治安形勢錯綜復雜，如果公安領導對片面樂觀，幾年后社會治安明顯好轉的承諾不能兌現，將失信于政府，失信于人民。公安工作成績與問題并存，成績有目共睹，而存在的問題，涉及到整個公安工作運行機制，依靠某個領導的點子或某些措施的實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現有不良的工作體系。黨和政府必須有充分的決心，自上而下對現行體制、現行管理辦法重新定位和反思，建立一整套科學管理體系和公安工作規范。筆者由于能力所限，只能提幾點政策建議：     一、自上而下開展全方位的調研工作。調研工作應由公安系統以外的政府決策部門、法律專家、公共政策專家共同參與。依靠公安本系統人員內部進行調研，往往會受到各種利益集團及領導意志的影響，難以使調研充分客觀。     二、借鑒國外先進的警務管理體制。而我國的警務體制長期處于改革摸索階段，政策很不穩定。國外一些發達國家的警務體制建立了上百年，體系較為完整，政策穩定，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三、轉變“人治”為“法治”。現階段很多事件能不能辦，決定性因素并不在是否符合政策，而在于領導是否同意，領導的一支筆往往可以凌駕于原則和政策之上。因此，必須加強法制建設，減少領導的審批權，從“審批制”過渡為“備案制”。另一方面，加強對領導審批權的監督，防止濫用職權。     四、提倡實事求是。對欺上瞞下，虛報成績者進行查處，改變報喜不報憂的不良風氣。     五、切實落實“從優待警”，解決民警的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各級領導應深入基層，了解民警疾苦，與基層民警坦誠交流，解決民警實際問題。     六、有計劃增加警力，逐步提高警員素質。根據城市發展趨勢及治安形勢的要示，充分評估現有警力，制定招募警力、優化警力配置的五年、十年計劃。     七、重用人才，唯才是用。目前公安隊伍中人才有流失趨勢（從網上測評可以看出）。留住人才的主要途徑唯才是用，全面推行競爭上崗，實現“能者上、平者讓、庸者讓”，為青年民警提供平等的競爭機會；其次是打破領導“能上不能下的機制”，讓一些無才無德的領導提前下崗；第三是合理進行工作安排，充分發揮民警的特長，人盡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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